一位大案顧客，跟一位大學生一樣，到律師行（大學）表達案情（選擇前途）後，律師行（大學）就跟他安排所需的專人組合（安排課程），安排主事律師（主導教授）。每個律師（教授），就算是同級的，其收費往往很不一樣（同級教授的薪酬在美國很不一樣）。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系）與不同的本領（不同的學問），其收入往往大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裡，行政的權力與知識的權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學術的知識，永遠是律師行或大學的重點，因為知識是他們出售的產品。
大家同意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中，行政歸行政，實質的權力永遠落在知識高人的手上。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弗裡德曼和商學院的施蒂格勒是主要的話事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當過系主任或院長。哈佛大學的經濟系，在一位學術較差但行政絕佳的系主任退休後，沒有同事肯花時間搞行政，逼要輪流做系主任。
是的，美國一等大學的權力結構與大律師行一樣，是以「合夥」的理念來出售知識，其產品以顧客的需求為依歸，而管理階層是為知識「夥伴」服務的。我自己的兒女在美國唸幼兒班及小學時，選私立，其結構與律師行也差不多。以私立為本，需求與供應就要按市場的規律，否則必被淘汰。
上文所談及的知識出售機構的結構與權力的安排，與香港今天的公立學校相去甚遠，不可以道里計。吃了那麼多年香港納稅人的飯，撫心自問，不免汗顏﹗另一方面，我贊成改用學券制，是有一點自私的成分的。在學券制度中，我會是一個可以生存的適者。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四十多年前弗裡德曼（M·Friedman）提出了學券制，是他的精彩之作。多年過去了，學券制雖然有些地方局部試用，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憐，令人失望。學券制的建議不容易以民主投票通過，因為有兩方面的困難。
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的既得益團體——有鐵飯碗的老師､教育署的官員､考試局等——會反對。美國每次要投學券制的票，既得益的團體不是一盤散沙﹕他們聯手集資刊登大量廣告，把家長們嚇得不敢多說話。另一方面，一盤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學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數點是他們感到不安的。
（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費大得那樣驚人。提到學券可以削減教育經費，他們就認為教育的水平會下降了。這其中顯然有一個謬誤。私立學校每個學生的經費一般比公立的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遠勝後者。今天美國最好的前二十間大學——哈佛､芝加哥､耶魯､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個學生的經費低於香港的大學。不要告訴我香港的大學有近於這些美國大學的水平。
（二）這點我稱之為鄭經翰的智慧。鄭大班認為，以學券制推行私營學校，為了招來賺錢，好些學校會讓學生看連環圖，放三級電影，不務正學，於是「野雞」林立也。鄭大班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長——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麼才是好教育，且對孩子的求學漠不關心。言下之意，大班反對學券制，是因為他關心他人的子女比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三）這點比較頭痛。美國及好些其他地區，公立與私立學校並存。以學券資助現有的公立學校，私立的總要有同樣的學券補貼——不然的話，怎可以向納稅人交代呢﹖這樣一來，現有的公立免費享受者，難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們的免費享受。
有理說不清，我們不容易說服現有的公立享受者相信，在經費被學券瓜分而改為私立後，教育的水平還會改進。在香港，這個頭痛問題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多年來經過納稅人對公立學校的樂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四）這是個更為頭痛的問題。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試行學券制的地區，其成效不大明顯，甚至有不良的效果。阿康很熱衷於學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兩個寶貝女兒也），傳真給我不少關於外地局部試行學券制的經驗。
我細讀這些報告後，認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況，主要是一個原因﹕局部試行。推行學券制是不應該局部的，更不要「小心」的處理。小心翼翼地處理，局部的嘗試，總會附帶多種與自由市場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往往不比公立的辦得好。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解釋這一點。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學券制，你道會怎樣﹖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學生爆棚﹔平平的學生不足﹔而聲望差勁的，學生人數可能下降至零。你是同意的吧。但為什麼會這樣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學費。要是政府發學券後什麼也不管，那麼需求大的名校就會在學券之上補加學費，使申請入學的人數減少。這就會給那些不濟的一個機會，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日的《蘋果日報》有一個大字標題﹕《羅范椒芬舌戰張文光》。顧題思義，這是關於政府資助教育應多應少或應加應減的「舌戰」了。羅范椒芬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是政府的人，面對赤字財政，要節省教育資助是很自然的。張文光是教協頭頭，代表教師工會，要增加政府教育資助不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減，毫無原則的爭議，「舌戰」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決辦法。我說沒有原則，是一方面為教師爭取收入，這是與資助教育的本意脫了節的﹔另一方面要減少支出，也與資助教育的原意脫了節——難道政府大有盈餘，就應該樂善好施，大花納稅人的錢﹖
衡量政府資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兩個原則是沒有誰可以合理地否決的。
第一個原則是資助教育從來都是指資助學生——尤其是熱衷於求學但出不起錢的學生——而不是指資助教
師或學校的。當然，政府資助學生，對學校的員工及教師會有好處。但學校不是出糧機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出售知識，學生是顧客。把錢交到學生手上，指明只限於求學的用途，就是資助教育了。至於學生要學些什麼，要進哪間大學，到哪個地方去就學，一般來說，其選擇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況本末倒置，資助的錢交到學校去，學生顧客沒有什麼發言權，而校方出售的知識是否有所值，沒有市場衡量過。要是資助教育的本意是資助學生的話，那麼老實說，張文光先生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方面發言了。他不是代表學生工會，而是代表教師工會的。但資助教育可不是資助教師，是多是少教師及他們的代表無權過問。
不要誤會，我不是在搞什麼文字遊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認為兒童是應該多喝牛奶的。政府於是資助兒童喝牛奶，把換奶的憑券交到兒童的父母手中。如果當年美國的市政府把資助牛奶的錢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讀者認為會怎樣呢﹖
要爭取多一點政府的牛奶資助，出聲要求的人應該是兒童或兒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當然，當年在美國，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張文光先生那樣，跑到政府做說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動了。事實上，有些城市中了計，要政府把牛奶錢交到商人的手上，
換來牛奶價格管制，一塌糊塗，最後是取消牛奶資助。
第二個資助教育的基本原則，像資助牛奶一樣，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場的判斷為依歸的。教育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場不值錢，說得怎樣高深，怎樣曲高和寡也無補於事。君不見，今天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場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愛因斯坦，要研究沒有市場價值的相對論，而你自己又沒有家傳的錢，那麼你要找點外來的研究金是不難理解的。在美國，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設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個研究者的申請，而香港政府對大學所供應的研究金大為可觀，在比例上遠高於美國。但這些是資助沒有（或看來沒有）市場價值的研究，不是資助教育。我們要資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們認為需要購買而又樂意購買教育的人出不起錢，政府就隨緣樂助了。
不要以為有些學問或教育大有意思，對社會大有貢獻，但在市場賣不起錢，所以政府就應該資助這些教育了。你可能認為醫學呀､工程學呀､金融､經濟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學､藝術､歷史之類，很重要的教育，沒有市場，是需要資助的。這觀點不對。要是查良鏞講中國歷史，董橋講文學，黃君實講中國藝術史，黃永玉講中西藝術比較，黃苗子講八大山人——收入場費，你會見到我付錢聆聽。在美國唸研究院的兒子告訴我，在他的大學，凡是值得聆聽的學術講話，
例必高朋滿座，要收入場費是沒有困難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而言，絕大部分的學系是有市場價值的，但學生上課的習慣非常差。這一則是免費的學習搞不起學術氣氛（據說校外的中學補習社交了錢的學生一定到），二則是老師的教法提不起學生的興趣。香港的大學還有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自然科學（如物理等）的市場需求甚小。這些是我個人最佩服的學問，但在香港的就業市場，一個物理學畢業生不知要到哪裡才能找到與所學有關的工作。
說過好幾次了﹕政府應否資助教育，是主觀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客觀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資助教育，那我們就要按原則從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亂說一通。我們要把研究的資助與教育的資助分開（香港政府是分開的，但到了大學就起了混淆）。我們要明白資助教育，是資助學生，不是資助學校或老師（這一點，香港政府大錯特錯，因為他們採用的是「直資」，把錢直接交到學校手上）。我們也要明白教育或學問是一種產品，其價值要以市場為依歸——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聖。然而，在龐大資助下的香港教育，因為市場顧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選擇，教育的概念變得「清高」､「神聖」起來了。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記得在加州大學考博士筆試，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當然是經濟理論了。一科考三個小時，理論那一科題目五條，沒有選擇，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學。進入了考室，大家有說有笑。監考的教授進來了，一手拿試卷，另一手拿一本小說。
派了試卷，我坐在那裡讀題目，讀完一遍又一遍，讀呀讀，讀了三十分鐘，墨水筆還沒有脫套，還不打算寫什麼。讀清楚了題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來，走到監考面前，輕聲地問﹕「我要出外喝咖啡，回來才作答，可以嗎﹖」他在看小說，連看也不看我一眼，輕聲地回應﹕「當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鐘後才回考室。還有兩個小時，答了三題，只用了四十分鐘。餘下兩題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考最重要的一個筆試的情況。監考的教授當然知道，考博士理論的準備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時要作弊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