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今天美國大學的排名表，我們知道伯克利的悲劇，是「公立」使然。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公費州立的就只有一兩所岌岌可危地存在﹔想起二十年前大部分都是州立的，恍若隔世。
為什麼「公立」大學一致地兵敗如山倒呢﹖
一般輿論的解釋，是州立的政府資助，愈來愈少，以致經費不足云云。這解釋是不對的。二十年來，在通脹調整後，美國州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下降，是事實。但州政府為恐大學素質下降，早已容許甚至鼓勵公立大學增加學生的學費，盡可能以此彌補「公費」之不足也。大名鼎鼎､地點適中､校舍一流的州立大學，擺明先天優厚。條件如斯，怎可以給單靠學費與募捐維持的私立大學——包括一些此前籍籍無名的私立大學——一個回合就打下馬來呢﹖
我認為這問題的主要答案，不是州立大學的「公費」不足，而是這些大學所行的是「共產」制。這制度既有「大鍋飯」，也有「鐵飯碗」。州立的大鍋飯，是指教授的待遇（薪酬）總有點論資排輩，薪金的遞增有「等級」（scale）的規限。要是某教師「英雄出少年」，思想僵化了的老教授高高在上，怎可以容許這少年的薪酬倍升呢﹖有些州立大學不事振作的教授，竟然組織公會，以「罷教」要挾，務求薪酬合乎「大鍋飯」的規格。
州立大學的鐵飯碗，是指一位教師入校六年，一經審定批准，就可以享有終生僱用之利，「做」是年薪美
金三萬六，「不做」也是三萬六（今天大約五萬六——當然，其中還有等級的調整）。
在上述的「共產」制下，大學有什麼風吹草動，請辭離校而另謀高就的是哪些教師呢﹖答案明顯不過﹕是那些有私立大學的「高就」可以「另謀」的教師。市場永遠是那樣無情﹕可以「另謀」的「高就」，永遠都是為有本領的人而設的。學問市場也是如此。
二十年前，我為幼年的兒女在美國選取學校，寧願選取每人每月交三百五十美元的私校，而捨棄免費的公立學校。於今回顧，我有先見之明。
八二年回港時，香港政府大事資助官立學校，私立的一敗塗地。但我還是把兒女送進每人每月要交數千元學費的私校，因為我要校方老師每月跟我見面一次，商談一下孩子的發展問題。如果校方不合作，我會把兒女「轉」到其他的私校去。也難怪，十三年後的今天，私立的中､小學，在香港經歷過「榮､枯」後，春風吹又生。
香港今天的大學，行的也是「共產」制。教師吃的也是大鍋飯，做了幾年，用的也是鐵飯碗。香港的「公立」大學，不會像美國那樣，一下給私立的打下馬來。主要原因，是在香港以學術謀生的，沒有私立的「高就」可以「另謀」。還有，香港的大學互相協定，教師轉校不能脫軌加薪——少年難出英雄也。可以肯定，香港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以每個學生計，是世界之冠。假若我們的大學參與美國的排名比賽，其名次不令我們尷尬是奇跡。
「公立」像「共產」一樣，歷來都是虎頭蛇尾，開始時聲勢浩大，但若干年後就兵敗如山倒。那是我這一輩知道的「規律」。
從一個學生的一個問題說起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
在港大招收新生時，一位學生問﹕我們在中學幾年的校內成績，是不是完全不計的﹖我答道﹕完全不計﹗肯定地答了這一句，不禁悲從中來。驟然聽來，這學生提出的似乎是個無知的問題，但其實是點中了香港中學教育的致命傷。
我對該學生解釋說，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可能改變這個制度。我認為，要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像美國那樣，重視一間有份量的中學的校內成績，也重視一個有份量的中學老師的推薦信，教育的發展會有另一番景象。問題是今天香港的中學，不容許一個老師發揮個人的學問或設計自己獨有的課程，使我們無從判斷一個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別無選擇，墨守成規的會考就成為唯一的準則了。
一時間我想起在美國任教職時的一些往事。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做招收研究生的評審員。參與評審的有做助理教授的五個後生小子，由年長而又
大名鼎鼎的劉易斯（GreggLewis）做評審主席。我們這幾位「後起之秀」也真的可憐，每人花了近一百個小時來審閱大約有五呎高的學生申請資料。我們精心排選，每人把最可取的前五十名學生的高下排列出來。跟與劉易斯開會議。
劉易斯把他對學生的排列名次給我們看，竟然與我們所排列的完全兩樣。他不讓我們的選擇有絲毫重量﹕學生名次排列要依他的而行，一個也不能改。我們當然一肚氣，心想，近百小時的工夫，付諸流水，那委任我們做評審是搞什麼鬼的﹖
劉易斯見到我們的臉色，解釋說﹕請你們做評審，不是要聽取你們的意見，而是要給你們一個機會，學習一下衡量學生的準則。他跟說他作過統計，大學會考（GRE）的成績，與學生後來的表現沒有可靠的關係。他又如數家珍地例舉哪一間大學的成績，再好也是三流，而哪一家成績平平的，卻非同小可﹔哪一位寫推薦信的人絕不可靠，而哪一位只說半句不錯的話，就言出如金，可以肯定。
後來校方依照劉易斯的排列，先通知前十一名學生，給予最高的獎學金。但這十一位學生中，答應到芝加哥大學深造的只有一個。其他都給芝大之外的名校「搶」去了。
最令我佩服的，是劉易斯排名第一的學生，是以色列一間大學的，成績只是中上。這學生什麼會考成
績也沒有，不在我所選的五十名之內。後來我才知道，這學生被美國最高的五間學府爭相取錄，其中三間把他排名第一。這可見美國的頂尖學府都有像劉易斯那樣的高人，對會考成績視如糞土的。
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替學生寫推薦信時慎重處理。過了幾年，有兩間大學來信，請我多作推薦，又說明只要有我的認可信，他們是不用看成績的。
在美國，中學會考成績（SAT）比大學會考有較重的份量，但通常只是以某一個分數作為起碼的要求，其他就是按不同中學的成績及推薦信，把學生作個別處理。在洛杉幾，Fairfax與BeverlyHill兩所中學的學生，歷來都有優先權﹔西雅圖的Lakeside（BillGates之母校也）也有類似的份量。不要低估香港中學昔日的國際地位。一九六三年，洛杉幾加州大學的收生主事人告訴我，香港培正中學的學生申請，他們不用看成績，照收無誤。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俱往矣﹗
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學生從小就單為考什麼會考而讀書。一位有創意､有啟發力的老師，不會被容許以自己的所長，針對學生的趣味而授課。一位有真才實學的老師的獨得之見，對學生會考成績不好，該老師可能連飯碗也保不了。
這悲劇的場面廣大。香港的中學，課本要由官方機構批准。官定課本說這樣，老師不會教那樣。課本說「莫須有」是解作「不需要有」，老師不會說應該解作「可能有」﹔課本說「怏然自足」，老師不敢說應該是「快然自足」。
既然中學老師在課堂上不能對官方的規定視若無睹，不可以在課程上選用自己喜歡但不被批准的書，而又為米折腰，不敢暢所欲言，以自己的學問心得在學生面前發揮——這樣一來，就算老師是個天才，要增加自己學問的意向也就談不上了。
從律師行看學券制的優越性
二○○○年七月十三日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我見香港的公立學校大有問題，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改行學券制（vouchersystem）。我當時的觀點跟現在的一樣﹕公立學校的運作大幅地浪費納稅人的錢，而教師的薪酬與他們的學問脫了節，這二者皆因納稅人或學生的家長沒有教育的話事權。公立教育的供應不需要向顧客交代﹔出錢的納稅人無權過問。美國的情況，是公立與私立分庭抗禮，後者給予前者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納稅人可用投票的方法去否決公立學校的經費。
彭勵治同意我的觀點，但認為要推行學券制，壓力重重，過關的希望甚微。但他還是要我去打聽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機。後來我與兩間大有名望的中學的校長提及學券制，他們強烈反對。
學券制可不是我發明的。首先提出的是弗裡德曼（M·Friedman），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這個制度的重點，是以公家的錢推行私立學校，把話事權交回教育顧客那方面去。當然，弗老的首選是廢除政府資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學券制，資助教育要以市場的運作為依歸。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被私立的逼得節節敗退，轉用學券制或有可乘之機。
阿康時來運到。年多來他極力鼓吹學券制，竟然有聽音之人。不久前曾財爺蔭權也贊成學券制，不知他是聽我的，是聽弗老的，是聽阿康的，還是自己發明的。既然財爺也那樣說（而又聽說贊成的團體愈來愈多），有機會嗎﹖學券制的好處——把教育的話事權交給納稅的家長——毋庸細說，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氣候，眾所周知，用不由我來落井下石了。
我要談的，是阿康與財爺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給他們老老實實的上一課。他們不知道的，是改用學券制之後學校的制度及其運作在結構上會有什麼轉變。那是說，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學校的結構制度會是怎樣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學，我跑進施蒂格勒（G·Stigler）的辦公室與他聊天。閒談中他突然問﹕「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學的制度與哪一個行業最相近﹖」一時間我無以為應。他見難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說﹕「是律師這個行業，美國的私立大學與大律師行的結構制度是如出一轍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施蒂格勒和我於是暢談私立大學與律師行業的大同小異。大學與律師行出售同樣的服務﹕知識及方法。光顧的人通常需求一組專家合併的知識，所以大學以多位教授組合而成機構，而在美國的一家大律師行中，律師數以百計。一個大學顧客所需求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組合﹔同樣，一個比較重要的案件，在美國是由幾個不同專業的律師組合來處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師，在一家大律師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該「行」內的資深律師議決，認為可取就晉陞為合夥人（partner），獲得長期任職的權利，這與在大學工作了大約六年，若被認為可取就晉陞為tenuredprofessor一樣（即由assistantprofessor升為associateprofessor）。在律師行做合夥人後若干年，工作表現好就變做資深合夥人（seniorpartner），這在大學是等於正教授（fullprofesso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