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這點很重要——雖然四年制的大一比現有的中七經費低，但若取消了中七，中五的會考便要取消而改在中六舉行。這樣，中六的學生會比現在的多，導致中六的經費增加。這上升很可能會比取消中七（而增加大一）所能節省的經費大。這是說，取消中七，增加四年制的大一，而又同時擴大中六，香港的教育經費是可能略為上升的。這少許代價，香港納稅的家長不應該有異議。這是因為他們子弟的中學畢業是真正的畢業，多了一年不是什麼「預科」的教育，而他們無須為子弟應否唸中七的問題而煩惱，作無所適從的選擇了。中六的畢業文憑，是世界任何地區都承認的。
要有效地運用納稅人的錢
我是不贊成政府（其實是納稅人）津貼教育的。應否津貼教育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既然要津貼，這些錢的代價需要獲得應有的價值。在市民總收入的百分比上，香港的教育津貼經費之巨，似乎是世界之冠，但贏得的不外是些權力鬥爭，利益分子在教育問題上誇誇其談，實際的成就令人尷尬。
納稅人應該有權選擇。我們也應該讓他們在被迫津貼教育的局限條件下，有力地以選擇的辦法來爭取他們所付代價的應得價值。我同意弗裡德曼的主張，把政府津貼教育的經費，以學券（schoolvoucher）的方式分配給家長或學生，讓他們自由選擇學校，交出學券作為學費，而校方收到學券後，可向政府收取面值的現金。學校於是要自負盈虧，可以賺錢，也可以破產。這樣，學校與學校之間會增加競爭，不滿學校教育水平的家長或學生就能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對某校不滿，可以不光顧該校而使之關閉。
納稅人若有選擇的權利，會逼使經費節省，或在用同樣經費的情形下，逼使教育質量提高。香港現在的教育經費如此龐大，我們不應該談「經費不足」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有錢可花就亂花一通，經費再大，津貼再多，也只如擔沙塞海。花錢要有適當的約束才能得其所值，而這約束，是應由納稅的或光顧學校的人來決定。只要這樣做，香港現在的教育經費，是足以應付大學四年制的統一而綽綽有餘的。
結論
港大三改四不成，中大卻被迫四改三。假若大學三年制一定要統一的話，怎麼辦﹖唯一可行的補救辦法，是將十一､二､三這個糊里糊塗的制度改為十二､一､三。「十二」是指小一到中六才算是中學畢業，現在的中五會考改於中六舉行。這是國際承認的中學畢業了，對要出外留學的大有好處，使中學畢業後出來工作的多獲一年非「預科」的教育（工作一段時期後再唸大學也方便），而要在香港進大學的則不需花「預」而不「收」的時間了。
「一」是指中七，算是大學的第一年了。入了「中七」，並非入了什麼「預科」，而是算入了四年大學制的第一年。從中七升入三年制的大學，就會像四年制的大一升大二那樣方便。換言之，大一改在中學那裡教。這與美國的communitycollege的性質相同。在這個十二､一､三的「方程式」下，大學是三年制，同時也是四年制﹔而中六是明確的中學畢業，進了「一」就算是進了大學之門了。
知識就是力量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八日
英諺雲﹕Knowledgeispower!——「知識就是力量﹗」如非通過翻譯之筆，中國歷來沒有這句話，或類似的說法。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力」本來是有形之物，但從西方文化那方面看，無形的思想也是力量了。我不是說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類似的概念——事實上，中國人的抽像思想能力絕不後人。但在中國的成語中，這樣的話沒有聽過。中國人貶低知識的力量，由來已久。傳統上我們有墨守成規的某家某家學說，在革命中我們的口號琅琅上口，知識何物不值一提。
回顧歷史，幾百年來，中國執政者中尊重知識的重要人物，只有清初的康熙。康熙是個開明的好皇帝。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度中，他的思想開放得令人難以置信。他歡迎外來的賓客，不恥下問﹕「你能否教我怎樣改進人民的生活﹖」這句話，中國的執政者再沒有「下問」有好幾百年了。
從小我就欣賞「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因為自己手無縛雞之力，逼要向知識那方面打主意。在美國的學術界內，知識與力量的相連是一個黃金定律。
記得在越戰期間，美國不少青年反戰。這些青年之中有一部分是什麼也要反的。在洛杉幾加州大學的經濟系內，有三幾個屬於造反派的青年教師，跑進阿爾欽的辦公室說﹕「你們老頭子有權，我們後生小子沒有，所以非造反不可﹗」阿師氣定神閒地回應﹕「知識就是力量。你們何必造反﹖只要你們的經濟學知識能勝過我，『權』就是你們的。」
是的，在有道的學術行內，知識不僅是力，也是權。若知識與權力不連帶在一起，學術的發展就變得困難了。八二年我回港任職，當系主任，朋友問﹕「校方給你很大的權力吧﹖」我回答說﹕「那種權力有等於無，行政的權力可有而不可用﹕一用起來，同事們不高興，這權力無所適從。」不久前，港大一位行政人員說﹕「你是系主任，權在你手上﹗」我回答﹕「我們經濟系誰做主任也沒有分別。誰對經濟學知得多，誰就有權，同事之間是以知識作為權力的後盾。」他聽得莫名其妙，可能他沒有聽過「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
自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我對「知識就是力量」之說有點疑問了。在我們這個東方之珠的大都會中，知識歸知識，權力歸權力。本來沒有什麼不妥。問題是，教育界中有些稍有權力的人，好玩權術，視知識如糞土。香港的教育無奇不有。某些管理考試事宜的人似乎對我說﹕「你們當教授的懂得教，但考試的事不是你們的專長，還是由我來管吧。」某些以教育為己任的專家似乎對我說﹕「你們教授的學術水平比我們高得多，但你們只懂學術，不懂教育，這後者非由我們來管不可。」一些因為學問平平無奇而逼要搞一些可有可無的行政的人似乎對我說﹕「你們的學問看來不錯，但你們可以私相授受，胡作非為，我們非管不可﹗」是從門縫裡觀人，把人看得扁了。上述的諸如此類的話，我回港八年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到最後，我不能不發點牢騷。當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說那些話時，我很不客氣地回應﹕「我有很多學生的學生已經在美國當教授。我要怎樣教，教什麼，沒有誰管得。」最近，一位朋友見我辦事從不買賬，忍不住說﹕「你的權力似乎很大呀﹗」我回答說﹕「我討厭權力，但我知道，知識就是力量﹗」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說來真的話長了。
我任職的那間大學——香港大學——竟然有「校外主考」（ExternalExaminer）這回事。中文大學也有，雖然他們「校外主考」的細節我不清楚。至於新辦的科技大學，有沒有「校外主考」這個費時失事的玩意，我不知道。
所謂「校外主考」，是指港大的每一個學系，必須有一個在外地（校外）的同系學者，監督這學系的學術水平。學生考試的題目出得夠不夠嚴謹，試卷的答案夠不夠份量，碩士或博士論文是否達到國際水平等等，都要那位校外主考作評述，每年寫下評語，隆重其事也。
回港任教近十年，我對這「校外主考」制度毫無好感，認為是多此一舉，浪費了納稅人的錢。且聽我解釋吧。
第一，既然校外的主考人威風十足，他必須是國際學術上的知名之士。這樣的人在暑期間大都周遊列國，要他們閉門數天安心閱讀試卷，難於上青天。
第二，有資格做「校外主考」的，身價不菲，而港大付出的酬報，有等於無﹗記得三年前，我們港大的經濟學系委任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經濟學者做「校外主考」人。這位仁兄一見試卷之多，工作之繁，立刻辭職不幹。
說起來，這位經濟大名家是我的徒弟。師傅請徒弟做師傅之主考人，已是世界奇聞，殊不知這個徒弟一看眾多試卷，就連考師傅之癮也不過了。
第三，要尋找一位在國際學術上有地位的「校外主考」人，談何容易﹗香港的納稅人真是樂善好施。
他們從來不聞不問，間接地送錢給我和其他同事找「校外主考」去也。納稅人可不知道，九年以來，我們港大的經濟學系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沒有有識之士會對什麼「主考」云云感興趣的。
第四，我們經濟學系的「主考」仁兄，每年都把我們大讚一番。然而，這些恭維的話若非白色的謊言，就是客套之語，對我們毫無裨益。
第五，如果某校外主考人不識時務，把我們經濟學系批評得體無完膚，那又會怎樣呢﹖答曰﹕我們會聽而不聞，視若無睹。須知除了一位同事之外，所有其他十八位經濟學系教師都是博士。既然人人皆「博」，又何必妄自菲薄，以他人的評論為依歸﹖
第六，據說「校外主考」制的一個重要成因，是我們做博士的懂得研究，但不一定懂得怎樣教學。真是胡說八道。難道校外主考人一定懂得怎樣教學了﹖又難道這位主考人可以看看學生的試卷，就知道我們的教書功力如何﹖
一九六六年，我曾獲加州的最佳教授獎。想不到，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港大竟然要校外主考人來指導我教學之法，令我啼笑皆非。
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校外主考」制有什麼好處。
這個制度無疑是昔日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傳統。三十多年前，港大一個博士也沒有。水平如斯，以外間較為有「識」之士加以品評，約束一下不學無術的胡來，也是好的。但港大今非昔比，何必「考」之﹖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與現實情況脫了節､對學術進展沒有關係的制度，今天仍然存在。一個解釋，是港大的教師沒有自信，所以請外人監管一下。這個解釋顯然不能成立，因為曾與我談及的非經濟系的一些同事，私下裡都認為該制度乏善可陳。
我認為比較可取的解釋，是該制度可以給一個學系以藉口，憑校外主考每年一度的客套讚賞，就算是對政府的大量資助有了交代。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是不應該在高級學府發生的。
我也認為，一個學系若有世界級水平，「校外主考」分明是多此一舉﹔而不達世界水平的學系，不辦也罷，取消算了。
「公立」兵敗如山倒
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
不久前在某雜誌上看到一份美國大學的高下排列表，不勝感慨。
十多年前，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其時該校在美國排名於十二至十五之間。料不到今天跌到五十，算是二流了﹗若非該校的醫學研究（包括生物學研究）依然舉世知名，其排名可能跌近一百吧。
我就讀的洛杉幾加州大學，十多年前徘徊於第九至十一名之間﹔今天，母校跌至三十名之外。當年，美國的首席學府是伯克利的加州大學。今天，伯克利加大排名二十八——也算是二流了。
今天排名第一的哈佛，二十年前有點不成氣候，但排名仍在三至五名之間。我和同事們當時的解釋，是「爛船還有三斤釘」。想不到，當時威風十足的伯克利加大，一下子變得「三斤釘」也沒有。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