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場角度看香港學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魯爾在《明報月刊》發表了一篇題為《海外遺珠》的文章，暢言「香港富甲一方，大學設備精良」，但在最近的「第一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術會」中，香港的貢獻卻平平無奇，因問﹕「香港尚有無學術與科學﹖」這一問，引起港大的王紀慶與戴樹焯的反駁。反駁者的言下之意是指責魯爾目中無人，不知天高地厚，蓋香港是藏龍臥虎之地，怎可一筆抹殺的﹖
讀了這些有趣的筆戰，我想起哲學大師尼格爾（E·Nagel）說的幾句話﹕「錯誤的出發點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但以出發點錯了而判斷結論因而也錯，是錯上錯。」我以為魯爾的出發點是錯了，但結論卻是對的，因此為之一辯。魯爾的錯誤所在，是見到異地一個華人學會少有香港人士參加，就作出結論。這是說不通的。據我所知，傑出的香港學者，雖是屈指可數，但仍然可以屈指。例如，香港大學有關醫學方面的，據一般的評價，確是有二三指可屈的。然而，一般而論，說香港是學術的沙漠地帶，也不誇張。
四點事實難以反駁
我以為下列的幾點事實，難以反駁地支持魯爾的結論。
（一）香港政府對教育及學術的資助，以市民或國民收入的比例計，近於舉世無雙，而香港學子的智慧也絕不後人，但香港的「世界級」學者的數量，卻少得可憐。
（二）同樣是中國人，在沒有思想學術自由的地方發揮不了先天的智慧無話可說﹔然而，在以言論自由見稱的香港，在學術成就上，比例與在美國的中國人的懸殊，大致應與魯爾所指的尷尬比例相若。「月是他鄉明」的現象該如何解釋呢﹖
（三）從香港兩所大學的講師所發表的文章質量看，也顯示水平低落。不是說文章數量不夠多，而是少有重要性的。美國的三流學府是「計」（重視）文章數量而不計重要性的——香港也是如此。我見過不少發表了數以十計的文章的講師，作品被引用的次數卻絕無僅有。香港的大學講師要升級，多產比寫出有份量的文章重要。
有些香港學者認為香港是彈丸之地，學術無人問津，雖有佳作，也會被人漠視了。這觀點不能成立。
有份量尤其有里程碑性的文章，就算埋地三尺，也會被人發掘出來。經濟學大師J·Viner的一篇《成本曲線》，遍投多本學報不被採用，其後以德文發表，被翻譯後成了名。科斯定律的經典之作，是在當時僅發行五百本的《法律經濟學報》發表的。後來該學報為世所知，二十多年來，因為科斯大文所在的那一期重印了數千冊。
（四）最後一點是香港的學術氣氛非常淡薄。魯爾提出「美食」是香港人所好——民以食為天，也許無可厚非，可是對「賭馬」的狂熱，我們是難辭其「咎」的。我們不能否認魯爾所提出的「九七」問題對香港的學術研究有某程度的影響，但香港的學術不成氣候，絕非「九七」問題出現之後才有的現象。
在芝加哥大學的飯堂內，我很少聽過教師們在進午餐時討論學術以外的問題﹔在世界任何稍有名望的研究院中，我們很難找到選科以「容易」為準則的學生。在美國，大學教授的名片上不會印上博士的名銜﹔芝加哥大學所有教授的稱呼，都是「先生」､「太太」或「小姐」。
不成氣候需要解釋
我不同意余英時認為香港毫無文化可言的觀點。我以為香港的文化自成一家，未必足以驕人，卻大有研究的價值。但在學術的成就上，香港的水平乏善可陳，倒是千真萬確的。魯爾的出發點可能有誤，但結論大致上是對的。
香港既有言論自由，有大量資質可取的學子，也有對教育極為樂善好施的市民與政府，而學術的水平竟一至於斯﹗若說香港在地理上遠離歐美的學術中心，也不成其理由。在以色列的兩所大學，學術水平直達一流。解放前的中國，清華及交通大學的水準，在國外有口皆碑。金陵大學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中國農業調查資料，至今仍是舉世無匹。
那麼我們怎樣解釋香港學術的不成氣候呢﹖我以為答案是布坎南（J·Buchanan）說的以稅收津貼教育的問題。在公立教育的制度下，「出售」教育的人（被資助的學校與教師）不需要向「購買」教育的人（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負責或有所交代，而提供教育經費的人（納稅人）卻無權過問。在這個特別的「市場」上，資助教育的納稅人與學校及教師被政府分離了，使前後二者互不相顧﹔而有問題時，需求教育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的投訴起不了大作用，因為教育是免費的，他們不能以「不交學費」這最有效的辦法來懲罰推出教育的人。
美國的津貼教育，與香港的有兩大分別。其一是﹕美國的「免費」教育遠不如香港那樣普遍﹔一流的私立學校林立。最好的學校大都是私立的，而這些學校的成功，逼使公立的學校在競爭中力爭上游，設法向「最好」的看齊，否則它們的經費會下降，好的教師或學者會另謀高就。第二個重要不同之處，是美國各州的教育徵稅，是由納稅人投票決定的。公立學校辦得不好，納稅人心知肚明，到投票時可能一面倒地反對增加資助。
在香港，由於「官立」的學校不用與私校競爭，教師的薪金甚至等級大致上是與他們教學的成績或研究的成就脫了節的。決定薪酬的多寡，任職年期的長短竟然遠比學術成就與貢獻的大小更重要﹗又因為政府津貼的教育經費龐大而普及，分享這甜頭的還包括了學校以外的「官營」機構，後者便對中､小學加以不少硬性的約束，使得教師不能發揮他們各自的所長。
學券制度獎優罰劣
政府應否以稅收來津貼教育是主觀的事，我們難以客觀地反對。但客觀地看，同樣的經費，在不同的制度下可促成完全不同的效果。我以為香港的徵稅教育應該採用弗裡德曼多年前建議的辦法﹕學券
（schoolvoucher）制度。在這制度下，每個「免費」學生由政府發給津貼費的學券，讓他們自由選擇學校，交出學券作為學費。學校收到學券後，就可向政府索取學券的面值。用這樣的辦法，學校是可以圖利的。在競爭下，佳校興旺，劣校不改進就倒閉﹔優良的教師被搶聘，沒出息的被解僱﹔在大學裡，學術上大有成就的教師也就大有吸引力了。在市場競爭下，他們的學術貢獻會與他們的薪酬成正比。
政府應否津貼教育是主觀的問題，但說教育是一種有價值的產品卻是客觀的。教育的供應及需求與其他產品無異。以市場競爭，以市價定優劣，產品的「質」與「量」如何，就會由消費者（「購買」教育的人）來決定了。
我不相信香港的納稅人或消費者會認為學術的成就不重要。他們只是沒有有效的辦法來表達他們對學術與教育的重視而已﹗
捨四取三的謬誤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
（二○一○年五常按﹕本文建議教育應跟隨國際慣例——中小學十二年，大學四年——是二十一年前提出的了。香港的教育權威反應遲鈍，要到大約十年前才決定這樣做，二○一二年才能成事。教育的事，是不應該讓學問不足的權威來決定的。）
從香港中文大學推行暫取新生制所引起的多種微妙發展，以至最近行政局作出中大要放棄四年大學制的決策，是一場令人歎為觀止的小型政治風波了。
港大要實行四年制不能成事﹔香港問題纍纍的教育制度逼要繼續下去。令人遺憾的，是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中，香港的教育及考試制度的主要缺點沒有被正面研究､檢討，而更重要的學生前途問題竟然不獲關注。納稅的家長們躲到哪裡去了﹖
四與三的取捨問題
我不想在這裡抨擊香港教育制度的諸多問題。我要談的是大學四年制與三年制的取捨。有兩點是大家同意的。讓我從這兩點說起吧。第一，香港的中學與大學的學年制度應該統一。第二，從小學一年級至大學（學士）畢業，應該是十六年——這是國際的標準。至於這十六年的分段，應該是十二､四，或十三､三，還是十一､二､三，是問題的所在。舉世都是向十二､四那方向發展，而香港所選的是十一､二､三。這是幾個選擇中最劣的了。十二､四既不能成事，我在結論中會建議，唯一可取的補救辦法是十二､一､三。
跟而來要談的幾點，可能有人不同意，但卻是極其重要的。
第一，中五的會考（即小一起的第十一年），在國際的規格上算不上是中學畢業﹗要到外地去留學，中五的文憑不倫不類，成績再好也只能跑到三流大學唸第一年級。要到外國去補讀中學的最後一級，是難以獲得「插班」學額的。因此，有不少打算到外國去留學的學生就在香港讀中六，但中六沒有文憑可據，他們就逼要讀中七。很不幸，中七的成績不一定會被外國的學府接受。一般而言，美國不見經傳的大學不知香港的中七為何物，而大有名堂的，則只取中七成績作為一年級的一部分學分。如此一來，要到外國唸書的，讀中七往往費時失事。
第二，要留在香港唸大學吧，但讀了中七，能進大學的機會實不高。中六及中七的課程是為進大學而預修的，若預修而不被取錄，雖不能說前功盡廢，但浪費了莘莘學子的時間與納稅人的血汗金錢，卻是無可置疑的了。
第三，中七的教育水平不及大學四年制的第一年。說港大及中大的師資遠勝中七，並無貶低中學教師之意。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在中七唸經濟學，由我的學生教﹔在港大第一年級唸經濟學是由我教——就算港大改為四年制，第一年級的經濟學也會是由我教的。我的學生教書能力可能比我好，但對啟發學生的本領他們還需有較深入的學問與經驗。經濟學系的例子如是，其他學系也如是。
第四，不要以為大學四年制的第一年的經費，會比中七的經費為高。正相反，四年制的大一經費遠比現在的中七經費為低。香港中學教師的薪酬及補貼（尤其是官立中學）比大學講師只是低一點，但有兩個因素會促成四年制的大一的經費比中七的經費低得多。一方面，中七的學生遠比大一的多。中七被取消了，大一要開的班數會遠比中七的班數少。另一方面，大學一年級上課時可以濟濟一堂——這是美､加大學的慣例，所需的講師不多。例如，我現在教的大一經濟學，一班就有四百多學生﹔在美國我曾同時一起教八百多名。一般大學教師的經驗是﹕一班若有三四十人以上，多教幾百個沒有多大分別，而這「人頭湧湧」的教學，在大學內是有特別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