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當自己的兒女要進大學時，我對他們說﹕「讀書要為興趣，不要為任何其他人而讀。你們的成績怎樣我也是同樣的愛，同樣的喜歡。讀書不要太認真，也不可強求，但假如要有學問，你大約要有三年時間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其他什麼事情也顧不了。」女兒大學畢業後，雖然成績可以，但對學問沒有興趣，不要再讀下去。我當然不勉強。兒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沒有理由反對了。
遙想加大當年，圖書館內有為研究生而設的､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間，門有鎖，可以獨佔。小房簡陋，桌､椅､書架各一。重要的是這些小房間是在圖書館之內，自己要讀的書不用借出，可把館內任何書籍搬進小房內，離開時把門鎖上，要讀多久就讀多久。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圖書館有辦公時間，但大門常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只要你不用館員服務把書借出去，圖書館是沒有關閉時間的。
當年，雖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時間住在圖書館內。我獨佔的小房內常備餅乾､罐頭湯､煮湯的發熱針､睡眠與清潔的日用品。花了一點錢購買了一盞小燈，應有盡有，那就是我的學問小天地了。
雖然我是唸經濟的，但讀得苦悶之際，圖書館內的非經濟讀物，也就順手搬來過癮一下。去年底我寫千禧回顧——《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那篇長文所用的中國史實，大部分是那時因為在苦學中要鬆弛一下而學到的。
經濟學呢﹖那當然是別有一番滋味了。老師阿爾欽在課堂上說﹕下一課我們討論失業。我就將圖書館內所有的關於失業的論著搬進自己在館內的小房中，痛下心機。到了下一課，阿師問﹕「什麼是失業﹖」同學研究生鴉雀無聲，我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專家都胡說八道。」阿師很高興，問我為什麼會是個「失業」專家。我如數家珍地從庇古到凱恩斯到薩繆爾森，不停地說下去，真的是博學多才了﹗
同學們給我殺下馬來，向阿師投訴，說在大學圖書館內找不到關於「失業」的書籍。他們當然找不到，因為所有的「失業」書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鎖在圖書館內自己獨佔的小房間中。
主修經濟，我當年所學當然以經濟為主，但在那學問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歷史､藝術､人類學､邏輯學､文學，還有什麼孫中山､毛澤東､馬克思之類的。後來我曾經誇誇其談，說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學的幾個學系內任教職。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張名滔，其所學也是包羅萬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廣。在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大師中，包括弗裡德曼､施蒂格勒､科斯､戴維德､阿羅､阿爾欽､貝克爾､赫舒拉發､巴澤爾等人，他們對經濟學以外的學問，也很有兩手。這證明這些人也曾經進入學問的天地中。
人類的知識是個寶藏，像蘇東坡說的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爭取有兩個困難。第一是要花點勞力､花點時間。我們要把心一橫，老老實實地走進學問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寶藏雖寶，內裡廢物甚多。學問之道是要把寶物與廢物分辨開來。我們學時要考慮，要拜師，要有高人指點迷津。
回頭說那位殺師而又自殺的中國研究生，應該讀過了不少書——他既是醫生，也是博士。書是讀多了，但也是讀壞了。要管什麼光宗耀祖，什麼江東父老，我可以肯定，這位仁兄從來沒有為學問而學問，沒有進入過學問的天地中。
選讀物的困難
二○○三年一月四日
做大學生時——尤其是研究生那段日子——我選讀物所花的時間比讀的時間還要多。不是選什麼武俠小說或詩詞之類的讀物——純為享受而讀的那一類——而是選與自己追求學術知識有關的。
人類積聚下來的知識說少不少，但說多也不是那麼多。後者是指一門學術，而一門學術之內的專題，其知識真的不是那麼多。當然，任何一項專題，有關的書籍及文章數以百計。其中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沒有什麼深度，創意更談不上。數以百計的讀物，低下的可以誤導，中庸的讀之無益，中上的花時間不一定有所值。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有啟發性，值得讀之再三。
曾經說過，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然而，絕大部分我只是翻閱，走馬看花，一天可翻十多本，看看哪一本之內的哪一章或哪篇文章值得細讀。說實話，在一個專題之內，值得細讀的通常不出兩三件，最多也不過一掌之數。經驗所得，是細讀一件精品的收益，遠比博讀百件人云亦云的為高。例如關於利息及其理念，只細讀費雪的《利息理論》開頭的一百五十六頁就足夠了。
說細讀，是不讀則已，一讀驚人。細讀是一項大投資。時間､精力與排山倒海的投入，沒有嘗試過的不知其苦處。想當年，讀弗裡德曼《價格理論》的第五章，那關於成本與供應曲線的，細讀幾遍，突然發覺弗氏說商人爭取的是「非合約的成本」，大有新意，於是從頭細讀幾遍。之後又發覺弗氏說，壟斷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線，若有所悟，又要從頭細讀幾遍。
上述的細讀，重點不單是明白內容，而是要找尋作者的推理思維。明白內容而不明白作者怎樣想，不是真正的明白。這解釋了為什麼認真地讀書是那樣大的投資，也解釋了為什麼思想平庸之作不值一讀。
迅速地翻閱而選讀物，是一種辦法，不一定可靠，也不是最可取的。較為可取的是聽老師的介紹。問題是平庸的老師往往誤導，不可盡信。這解釋了為什麼做研究生時，一位高人老師盛讚某讀物，我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尋。
此外我還用上其他兩個選讀物的辦法。其一是收聽同學們的評語。不是一兩個同學的評語，而是眾多同學的認同。有了同學之見，再去問教授，問呀問的，肯定了才讀。是大投資，怎可以不左打聽､右打聽呢﹖
其二，可能最可靠的，是選作者來讀。肯定是大師的人物而自己對其學問深感興趣的，就按這大師的作品的發表先後日期，順次而讀之。差不多這大師的所有作品都讀，較精彩的當然讀得天翻地覆了。
選讀物難，細讀更難。沒有趣味的讀物我讀不下去。細讀是大投資，沒有趣味的要生吞硬吐，不讀算了。這解釋為什麼在自己專業的學術範疇內，好些題材我不懂。另一方面，興趣所在而讀的，我懂得通透。
蓋爾·約翰遜的教誨
二○○三年五月一日
蓋爾·約翰遜（D·GaleJohnson）謝世了，享年八十六，消息傳來，我的心沉了下去，不禁對太太說﹕「平生遇大師無數，獲教益良多，但如果沒有蓋爾的親手提拔，我不可能在國際學術上殺出重圍。」一時間，數十年往事，注到心頭，讓我在這裡追憶一下吧。
一九六五年，考完了所有博士筆試兩年，我的論文經過數次更改題目也沒有進境，心灰意冷之餘，不想再留在洛杉幾加大。那時學術工作市場好，一出聲就有十多家大學招手，許以助理教授之職。這些大學不是籍籍無名，而是重於教書，說不上是有規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寫好博士論文，我選取了近於加大的長灘加州州立大學。當時，老師與同學們都說，州立大學不是不好，但教書時間多，研究時間不足夠，而更頭痛的是進了以教書為主的大學任職，要轉到以研究為主的大學是近於不可能的了。這後者的「不可能」的觀點是對的。一九六六年，我在長灘拿得加州最佳教授獎，以為可以轉往以研究為主的名校，去信幾封，沒有一間回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師阿爾欽的認可，開始整理佃農理論的資料，同年十一月寫好了第一章，老師赫舒拉發很喜歡，寄給當時從麻省理工學院到洛杉幾蘭克公司造訪的杜瑪（EvseyDomar）。後者讀後召見我，說我不屬於長灘，問我願不願意到麻省去碰碰運氣。我當然高興，但過了幾天收到杜瑪的信，說麻省理工沒有空缺，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給芝加哥大學的蓋爾·約翰遜。杜瑪說芝大每年有一個「政治經濟博士後獎」，有份量，此前獲獎的有阿羅､蒙代爾等人，促我盡快申請。
這把我嚇了一跳。我知道蓋爾是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學家，曾經發表過自馬歇爾之後的最重要的關於佃農理論的文章。然而，在我自己的佃農理論的上述那章中，我對蓋爾的名著批評甚重﹗不是無理取鬧，而是得理不饒人，手起刀落，節節進逼。杜瑪建議我申請芝大，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給蓋爾，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樣寫，或起碼寫得客氣一點。但文稿已到了蓋爾手上，很有點難為情，我於是決定不申請。
該獎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請的。三月中赫舒拉發給我電話，促我立刻寫信申請。不知何解，但老師有命，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到芝大去。兩天後收到當時芝大經濟系主任哈伯格的電報，說我獲獎。
我是到了芝大半年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裡的GeorgeTolley教授告訴我，他是評審該年的「政治經濟獎」的委員會主席。他說我曾經給他們一點麻煩，因為蓋爾讀了我的一章文稿，就堅持把獎給我，不考慮其他的申請者，但等來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請信。這使我如中雷擊﹕該文稿批評蓋爾，下筆無情，但他胸襟廣闊，虛懷若谷﹗這使我意識到真正的學者有恃無恐，而搞學問應該是這樣的。
到芝大的第二天，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見那裡的經濟書籍編輯，因為我早就將那第一章寄給該出版社考慮出書，得到正面的回應。我告訴該編輯論文已寫好了。他很高興，說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看其他就作了決定，而該出版社又是那樣大名，是難得的際遇了。過了幾天，我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好些珍貴的關於中國農業的資料，《佃農理論》要出書，這些資料要怎樣處理呢﹖
找蓋爾問他的意見。我說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但我找到新資料，加進去恐怕要多花時日，怎麼辦﹖蓋爾說要讓他想想才回應。過了兩天，他親自到我的辦公室來（大教授下訪「博士後」是不尋常的行為），說﹕「你的問題我想過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大名的要替你出書，你應立刻出版而轉向其他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論文可能很重要，不容易有這樣的際遇，你自己也可能不會再遇上了，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多花一年時間修改文稿，作點補充。」
我依照蓋爾的建議而多花一年時間。以書頁算，這一年我只加了大約五十頁﹕考查了佃農理論的經濟思想史與大幅地擴充了合約選擇的分析，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國農業的資料。後來論文的第一章出書時變作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