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昌沙的華英經驗
一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我曾經在香港的皇仁書院肄業。今天大名鼎鼎的簡福貽當時是我不同班的同學。最近在刊物上見到簡老兄說，在九七之後，皇仁書院的大名應改為「香港第一中學」。這把我嚇了一跳﹗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間，我是佛山文昌沙的華英中學附小的學生。今天香港的香植球，與數以十計的香港成功人士，也曾經是當年華英的學生。一九五一年，華英中學把校名改為佛山第一中學，簡稱「一中」，簡老兄似乎向華英拜師，建議把母校皇仁改名「一中」了﹗若真的成為事實，這是香港的不幸，是我的不幸，是簡老兄的不幸，也是皇仁的不幸。
為何如此說呢﹖因為皇仁多年來所培養出來的､數以千計的成功人士，會因為皇仁改了校名而失卻了對母校的歸屬感﹗佛山華英的經驗確是如此。改名「一中」後，居港的華英校友會的昔日同學感到「敗興」之至，對「一中」（母校）所邀求的捐助置若罔聞。是的，八年前我到文昌沙的華英一行，校長對我四十餘年前在該校的頑皮有所聞，也對我後來的「小成」知一二，於是對我說﹕「當年華英人才輩出，但他們今天都沒有什麼歸屬感，怎麼辦﹖」我答道﹕「把今天『一中』之名改回『華英』吧﹗」他當時拍案叫絕，但想不到，縱然他要改（華英的師生也要改），由於政治因素卻改不了。
一九四五年，戰後，我九歲，考進了文昌沙的華英附小，讀的是六年級。所謂「考進」，其實是投考初一不及格就降了一級，不用考了。當時，九歲讀小六算是特別年輕，可不因為我有什麼超級本領。抗戰期間，母親帶我們一群孩子在廣西東奔西跑。我既然是讀書年齡，便要進學校，不過，只三數月又要轉校了。那時兵荒馬亂，進校時不用考試，哪一級有空位就讀哪一級。所以，我上一個學期小四，下一個學期初一，跟的卻是小六申請讀華英時，他們問﹕「你以前最高讀到哪一級﹖」答曰﹕「初一。」於是就考初一了。不逮，下降至小六。
在佛山文昌沙的華英唸了三年書，我破了該校的三項紀錄。其一，我是他們唯一的從小六升初一，然後竟然從初一再下降小六的人﹗其二，我的頑皮使老師心驚膽戰。犯小過三分，大過五分，每星期六的下午，過了分的要「罰企」，在旗桿下立正的時間長短是以「過」分的多少而定。我是華英「罰企」時間最長的冠軍，破了紀錄。其三，我是華英歷來唯一被趕出校門的人﹗
是的，戰亂的生涯要付一點代價。左轉右轉､左插班右插班地讀書，會使學子不知進退，無所適從。但習以為常，留級､降級的怪事就變得司空見慣了。後來回港就讀，留級顯得順理成章，不留級是例外。本來比同級的同學年輕幾歲，但到我有機會進大學時，已近二十四歲了。年紀比大學的同學長五歲，很尷尬。知恥近乎勇，於是急起直追。這是後話。
時光只解催人老。我在華英唸小六時，香植球與新華社的葉少儀是高三。那時，香氏不可能富有，因為富家子弟是不會跑到文昌沙唸書的。葉少儀呢﹖雖然她高我六年級，但對我的頑皮耳熟能詳。一九八四年，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葉大姐，她說﹕「張五常的名字我早在華英聽過了，因為你當年以頑皮知名﹗」
留留升升，升升降降的求學生涯，所學當然無幾。然而我這留級生有兩點「過人」之處。其一，雖然讀書不知所謂，但強記､背誦之能是高的。級轉得多，要背誦的文章就多起來。今天，我寫文章套用古人之句時，當年背誦之功給我不少方便。
其二，雖然我當時的考試成績不好，但是有老師的寵愛。在華英時對我關懷備至的老師，有一位姓呂的。無論我的考試成績怎樣差，他總把我看作天之驕子。例如作文，我十題只交出一二，但交出去後，呂老師必定把我的文章貼在牆上。
對今天後學的人來說，我的華英經驗應該有點啟發性。讀書成績不好，要留級，或要被趕出校門，雖然不幸，但卻無傷大雅，犯不耿耿於懷。重要的是求學的人對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同樣是可造之材。華英的呂老師對我的後來有莫大的影響。他似乎是說，你的成績雖然不好，但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你不應該因為成績不好就對自己失卻信心。華英當年竟然有那樣的老師，是我之幸。
讀書的經驗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
我們的祖先要鼓勵青年讀書時，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不可輕信也。假若讀書會使人大富大貴，可把美人左擁右抱，我今天還怎會有閒情逸致寫文章﹖黃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對我來說，二者之樂，皆不及讀書。書可不是為了「黃金屋」或「顏如玉」而讀的。毋庸諱言，我是個讀書「專家」，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六五年起我少讀書﹔一九六九年後讀得更少﹔到港大任職九年，我沒有到過圖書館一次。這是個有趣的轉變。我讀書的經驗，是從雜轉博，從博變專，從讀轉聽，到最後只是思索，連聽也懶得聽了。是的，我少年時讀得不好，可能因為讀得雜，學校教的我不聞不問，但課外的什麼唐詩宋詞､水滸三國､古文詩經､東萊博議､武俠小說､象棋書譜､掌相奇經等等，皆讀得津津有味，且過目不忘。進了大學，我由雜而博。經濟學之外，我對邏輯學､歷史､人類學､藝術歷史等等學問，都有很大的興趣。即使在主修的經濟學內，我的閱讀興趣包括價格理論､對外貿易､福利經濟､經濟發展等等。
進了研究院後，我從博變專。起初是專於價格理論﹔過了不久，就專於價格理論中新興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問題。到了寫博士論文時，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產權與交易費用上，以及當時無人問津的合約理論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內朋友認為，在經濟學報上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是我始創的。
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學之後，坐下來讀書的時間就愈來愈少了。其時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資料，少看的是書。好幾家學報邀請我做評審員，我於是逼讀到不少未經發表的文章，覺得十之八九不堪一讀。六九年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邀請我評審文章的學報愈來愈多，不勝其煩，避之則吉，推卻所有評審的任務。
既不讀書，也不評審，剩下來的時間當然是什麼也不讀了。自己專心研究合約理論，同好的有什麼奇招怪，總要找我研討。於是，我不讀而聽，但到後來，我想我的，他說他的，我聽而不聞也。
以上所說的讀書經驗，從雜而博，博而專，專而聽，聽而不聞，可不是我自高身價。雜轉博，博變專，是很多人的讀書經驗。這是因為書讀得多，不期然地要一抒己見，而這樣做，先博後專也許是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值得細說。然而，從專而變為不讀，以至聽而不聞，在學術界我應該是一個少見的例子吧。我不容易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覺得書中說的，或同行口中說的，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套，沒有什麼新意，悶得怕人。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若真的要一抒己見，愈少受他人影響愈有意思。
獨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無際的天空，半點約束也沒有，其舒暢的感受難以形容。只是在沒有進境時，這樣的思考很寂寞，有時覺得苦悶。然而，思想既然進入了四顧無人的天地，我不容易從這天地走出來，找同行的朋友研討一下，因為覺得自己思索的，說來話長，提不起勁從頭解釋或細說端詳。是的，我沒有向同行的學者朋友提出自己難以解答的問題，已有十多年了。
於今回顧，在尋求學問中我覺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時，我老老實實地用功讀書大約有四年。在洛杉幾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圖書館內，我自己佔有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房間。把自己要讀的書都搬進去，帶了乾糧（地上可以睡覺），不分晝夜地一讀數天，不明白的問題都記起來，一出館門，找老師發問去也。如此讀讀問問，問問讀讀的，每過幾天都覺得自己大有進境，其歡欣之情，不足為外人道。
今天覺得是老生常談､悶得怕人的學問，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覺得很新鮮，對自己的思想有衝擊。當時，我覺得這些知識是一個大金礦，應有盡有，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於是唯恐「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每天睡三幾個小時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讀的書讀之不盡，幾位大師教授樂意指點迷津，恍如進入書卷之桃花源了。
是的，讀書是一件很熱鬧的事，很夠刺激，但同時也有很大的約束性。另一方面，「獨行獨斷」的思考，毫無約束，使我感到舒暢，不過有時很苦悶，往往寂寞隨之而來﹔而不聞不問的行為，不免使行內的朋友們覺得我是一個怪人了。
太寧街的往事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日
太寧街是西灣河的一條橫街，今天，知道的人很少吧。四十年前我見的那小街，兩排都是紅磚屋，樓高一律三層，共有二十八個門牌﹔後來太古船塢要重建「太古樓」，就只剩下三幾個門牌了。
我想寫太寧街的往事已有好些日子了。本來「往事」應在《闌集》下筆，但因為母親的病，該《集》草草收筆，關於太寧街的追憶一擱至今。
一九四八年，廣州「解放」將至，我從佛山轉到香港的灣仔書院就讀，讀的是第八班。讀了一年，遇到一位姓王的同學，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名柏泉，很聰明，琴､棋､書､畫，無所不好，且無所不精。我當時對風雅的事沒有興趣，但在多項的玩意上卻超人幾級。柏泉的乒乓球與擲毫技巧也不弱。至於街頭巷尾的不值錢的孩子玩意，可以跟我難分高下的，在我少年時的朋友中只有一個。那是容國團——我與柏泉相熟幾年後才與阿團成為知交的。
容國團後來被人稱為「多面手」，是指他的乒乓球技千變萬化，多彩多姿。於今想來，昔日的王柏泉也是個如假包換的「多面手」。今天，專業人士比比皆是，但「多面手」卻不多見。四十年前的太寧街有一個難得的特色﹕多方面的奇才､怪傑雲集於斯。可以說，任何人在太寧街的街尾停留過三幾年，耳濡目染，再蠢也會變得聰明起來，對什麼古靈精怪的事也懂得一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這七､八年間，每天我總有三幾個小時在太寧街流連忘返，因而荒廢了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