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一個角度看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個暫定的答案，都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不同的角度皆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案，我們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有困難的見解，思考者可能前功盡廢。在大要上是對的思想，細節的補充通常是時間問題——就算是細節錯了也往往無傷大雅。這方面的思考困難，是假若完全不顧細節，我們不容易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這是一般的習慣。善於思考的人會久不久將問題盡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是推理。後者是茶餘飯後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的，但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像的。要證實抽像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要將抽像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思考時，用例子就遠勝用符號了。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薩繆爾森（P·Samuelson）､阿羅（K·Arrow）､宇澤弘文（H·Uzawa）､斯蒂格利茨（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得了大要之後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了。有些學者只用符號或少用例子，但有重要發現的很少見。中國人天分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較弱了。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於抽像，造成不良影響）。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瞭解的。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裡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要看個人的想像力。現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簡單而貼切。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徵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是將例子內的枝節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裡，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Ricardo）——所以李嘉圖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是說，例子簡化得愈厲害，複雜的理論愈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一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一類例子，因事實簡化而變為非真實——我們稱後者為「實例」。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可幫助推理。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入手，其後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前一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眾所周知的例子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新奇的思想。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後再用的就少了創見。工廠污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力就減弱。科斯在同一問題上作分析，採用了牙醫工具的聲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了一些新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這一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於沒有理論。將每個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繁複，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一般化，是尋求一般性理論的一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一般性，使剩餘價值無家可歸，要自圓其說，就指責資本家順手牽羊，將這剩餘的剝削去了。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將不同資源一般化的方法，知道自己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雪（I·Fisher）才清楚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或社會成本）的問題上，庇古用的例子分類太多，導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後不貫。這問題到了科斯手上，變為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什麼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於是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一個極端，過於一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沒有解釋的功能。有實用性的理論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因此，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的方法是要撇開細節，集中於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共存的地方。將例子分開來處理，我們也要找尋跟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一個「無法一般化」的實例。要是有的話，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為科學以外的事了。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證要找反證的例子。施蒂格勒（G·Stigler）､貝克爾（G·Becker）等人，辯論時喜用反證。可取的理論，一定要有可以想像的反證例子——如果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人的腦子有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複雜得多。拚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愈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機會愈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並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一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想了三年，公司原理十三年，玉器市場九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是擱置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克爾及阿爾欽等人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科斯有幾篇等了三十多年的文章﹕他今年七十四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一門專業。跟其他專業一樣，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是無論問題看來如何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是出奇地淺的。
學習要從假設大師是對入手
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已故的哈里·約翰遜（HarryG·Johnson）是個比我還要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讓他高傲下去。一些關於哈里的故事很經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頁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被接受準備發表了。但學報老編遺失了文稿，要哈里再提供。哈里沒有存稿，於是憑記憶從頭到尾把該文再寫出來。老編收到新稿後，原稿也找到了，比對一下，發覺竟然沒有一字之差。
另一個故事，同樣精彩。我的一位朋友獲多倫多大學以高薪聘請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該朋友在聚會上遇到哈里，知道後者曾經就讀於多倫多大學，興高采烈地告訴哈里他的新職，問意見（其實是希望哈里恭賀一番）。殊不知哈里說﹕「多倫多是很不錯的大學，是二等腦子的最佳收容所﹗」興高采烈的朋友嚇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哈里視我如親弟弟，凡事維護，認為我是搞理論的最適當人選。但對其他同學或年輕同事他就不大客氣了。要跟他辯論，他會不耐煩地說﹕「無論我說什麼你就當作是對，可以省卻不少麻煩﹗」有人說在理論邏輯上哈里沒有錯過，但那種高傲的回應倒也自成一家。數十年來，我自己寫得比較慎重的英語論著，說我錯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說我錯的不知躲到哪裡去了。嚴謹的分析我沒有錯過﹔不嚴謹的中語隨筆，分析可能有錯，但自己數不出來。然而，我不敢說哈里的無所不對的話。
記得昔日拜阿爾欽､赫舒拉發､布魯納等高人為師，我的學習態度，是無論自己怎樣不同意，永遠先假設他們是對的才細想。這些高人當然會錯，但機會不大。動不動認為他們錯，不同意，我還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得什麼呢﹖假設他們是對的，我就會想，為什麼他們會說那樣的話﹖究竟他們是對在哪裡呢﹖這樣考慮，九成以上的機會到最後我發覺他們畢竟是對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師的本領。是的，假設一位專家是對而後想，比認為一位專家是錯而不想下去，學習的收益遠為可觀也。
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在經濟學作了四十五年的訓練，日思夜想，任何問題的有關局限，理論怎樣約束，怎樣行得通怎樣行不通，數分鐘之內可以想得很闊､很遠。你沒有學過經濟，不可能理解任何問題必有複雜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說我錯，其命中率不是近於零，而是零。好比跟楊官璘或胡榮華下象棋，你只學過兩三天，大叫他們錯，以為可以教他們一下，不是妙想天開是什麼﹖如果你不想學象棋，怎樣胡說不打緊，但如果要學就要問﹕為什麼棋王會這樣走﹖
昔日楊官璘對胡榮華，胡氏無端端走一象五進三。我想，發神經，但為什麼他要走這一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對，而楊氏也因為這看來是不成章法的一而敗下陣來。
任何大學問都複雜，往往深不可測。經濟學也如是。你不要學，不妨不斷地大叫錯､錯､錯。但如果要學，你就要想，為什麼這位經濟學家那樣說﹖這是初學的人應有的態度。到你自己成為經濟學家，在某專題上練到有獨得之秘，你才有足夠的判斷力說這專題的某些觀點是錯､錯､錯。
同學們告訴我一些網上客喜歡說我的經濟分析錯､錯､錯。無聊之輩怎樣說是無聊的事，但如果是學子，這樣的學習態度是錯､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