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弗裡德曼好勝，往往強詞奪理地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弗氏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是沒有認錯。在我認識的思想高人中，沒有一個推理時把「自己」加上絲毫重量。事後「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學術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人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要盡信。當然，高人的推理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人之見作較詳盡的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要以為高人之見就是對。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後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佩服斯密､密爾､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把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把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不會把他們的理論推翻。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解釋了求學的發問主旨。以發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這是弗裡德曼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Letmerephraseyour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倣傚方法，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問，務求達到重點的所在。舉個例。當弗裡德曼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他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愈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愈少了﹖」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marginalrateof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這是阿爾欽（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什麼是貨幣﹖為什麼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為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吵得熱鬧時，阿師問﹕「什麼是功用﹖什麼是量度﹖我們用什麼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問方式。後來阿師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選擇的準則，而功用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為功用理論。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也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的理論，以為土地的收成若要將一部分分給地主，那麼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徵收租金，就好像政府徵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努力生產的意向，因而令產量下降。我問﹕「既然產量下降，租值就減少了，為什麼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的收租辦法呢﹖」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麼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麼辦﹖」
第三，要判斷問題的重要性。在我認識的高人中，衡量問題是否重要是慣例。赫舒拉發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然後想也不再想。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會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些什麼﹖」如果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什麼關聯，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問題就無足輕重了。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什麼是蠢問題呢﹖如果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蠢問題了。舉個例。經濟學是基於一個「個人爭取最大利益」的假設﹔這含意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成本。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成本是否過高了，但基於這學者自己的假設，「過高」是不可能的。弗裡德曼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三）不要把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會受到壓制。不依邏輯的推理當然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感（hunch）抹殺了，以致什麼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是一門湛深的學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會弄巧反拙。
唸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波普爾
（K·Poppe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的是科學方法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波普爾勝了一籌，但科學上的貢獻他是籍籍無名的。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或見解的根源。科學方法是用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犯了規，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這種人我遇過不少。他們胸有實學，思想敏捷，缺少了的是想像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像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合乎邏輯規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method）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了出來。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呢﹖
有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貢獻是經後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哈耶克及舒爾茨（T·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馬克思的困難，是在推理上有問號，邏輯不清，而不少後人代為修改也弄得一團糟。那是說，馬氏的預感有創見，但經不起邏輯的考驗。
得到了一個稍有創見的預感，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首推科斯（R·H·Coase）。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獨特的意見，他通常立即回答「好像是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一個假定的答案，然後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一九六九年，在一個會議上，有人說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壟斷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衝口而出﹕「怎麼可能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一定要將麥地分開來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後農民會在市場上競爭出售，那麼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科斯在旁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後，我再遇科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什麼。他說﹕「麥的市價。」幾個月後，在閒談中，科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了的。」對一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敲，是名家風範，值得我們傚法。
另一個已故的朋友，名叫凱塞爾（R·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一九七四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和他相聚幾個月，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凱塞爾有一條座右銘﹕「無論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總比一點意見也沒有為佳。」他又強調﹕「若無半點見解在手，你什麼辯論也贏不了。」
預感是每個重要發現缺少不了的——從哪裡來沒有一定的規格，有時究竟是什麼也不大清楚。思考上，預感是一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哪裡去，難以預先知道——但非試走一下不可。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徵，是路可以愈走愈遠，愈走愈清楚，到後來豁然開朗。「沒出息」的預感的特徵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之意。我曾經是卡爾納普（R·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可以輔助預感的發展，用早了卻可能把預感抹殺了。
（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敲。同樣的問題，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這些，我認識的高人皆如出一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一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盡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頓開。茅塞（mentalblock）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每個人常有。淺而重要的發現，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如果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一下，可能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於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難以看到淺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造成污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建議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科斯的手上，他把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等於鄰近的業主對工廠有損害，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哪一方﹖」科斯定律由此而生。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近十多年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一個創始人夏普（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還有明顯的缺點，但對一個當時高手雲集而不可解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夏普的「破案」出發點，是把一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