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是非常連貫的。一項研究從各個歷史時期挑選出76位作曲家，根據目前可以查到的唱片和記錄，來研究他們什麼時候創造第一個引人注目的作品。主持該研究的約翰·海耶斯（JohnR.Hayes）是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教授，他鑒別了500多部作品。就像天普大學教授羅伯特·維斯伯格（RobertW.Weisberg）總結的那樣：「在這些作品中，只有三部是在他們創作生涯頭10年完成的，並且這三部作品都是在第8年到第9年完成的。」在開始的10年左右時間裡，那些傑出人士並沒有創造出什麼引人注目的東西。海耶斯教授把這個漫長而必須的準備期稱為「十年沉默期」；在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之前，這個時期都是必須經歷的。
在對131個畫家的類似研究中，他發現了同樣的規律。畫家們的準備期短一些，只有6年，但已經相當可觀且無法忽略，即使是畢加索這樣公認的天才也如此。
另一個涉及66個詩人的研究發現，只有幾個可以在10年內創造出令人矚目的作品，但沒有一個可以用少於5年的時間。66個詩人中，有55個需要10年或以上的時間。
研究人員的這些發現明確地提醒我們，在任何領域中，傑出人士都有著一個「十年規則」。有些研究人員沒有特意去尋找這條規則的線索，但依然發現了這個規則。哈佛大學的霍華德·加德納（HowardGardner）教授著有一套名為《創造性大腦》（CreatingMind）的叢書，叢書論及7位20世紀早期最偉大的創造者：愛因斯坦、艾略特、弗洛伊德、聖雄甘地、瑪撒·格雷厄姆、畢加索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沒有比這更廣泛的領域了。加德納並沒有打算證明或者反駁他們需要多少工作量才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但在他的研究總結裡，他寫道，「在整個研究中，我已經被這個『十年規則』的作用過程深深折服。如果一個人像畢加索那樣在4歲就開始練習，少年的時候便可以成為大師；像斯特拉文斯基這樣的作曲家和像格雷厄姆這樣的舞蹈家，因為他們在青春期晚期才開始他們的創造性嘗試，所以他們在接近30歲時才開始突飛猛進。」
即使是甲殼蟲樂隊也無法逃脫在創造重要作品之前必須進行的深入和廣泛的準備工作。天普大學的維斯伯格教授研究了這個樂隊的職業生涯，發現他們在被世界聽說之前，花了數千小時一起練習演唱，這一數字與刻意練習的描述是如此相似。在早期的時候，他們很少演奏自己的歌曲，而且這些歌曲也完全沒有特色；如果他們在成功之前沒有潛心在自己身上進行足夠長時間的發掘，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認識他們。這個樂隊的第一個成功作品是《請使我高興》（PleasePleaseMe，1963），由約翰·列儂和保羅·麥卡特尼在一起工作5年半後創作出來。有人可能會爭論說，這首歌曲雖然很成功，但算不上創新成就，然而在當時的流行音樂界，它無論如何都絕對稱得上是重大創新。等到這個樂隊發展的中期，他們製作了自己的唱片《橡膠靈魂》（Rubbersoul）、《左輪手槍》（Revolver）、《佩珀軍士孤獨心靈俱樂部樂隊》。這些全部由原創音樂組成的唱片，改變了整個音樂界。而到《佩珀軍士孤獨心靈俱樂部樂隊》時期，列儂和麥卡特尼已經在一起異常辛苦地工作10年了。
在長期的準備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看上去就像是通過刻意練習來獲得相關領域的知識那樣。這絕對是深深沉浸在某一領域中，且很多時候是有著老師的指導才能完成的。但即使沒有，那些創新者似乎有著足夠強烈的動力去學習盡可能多的領域內的知識，去提升自己，去把自己推至超越個人的極限，最後超越了行業的局限。加德納回顧了7位偉大創新者的故事，看到如此多的共同線索，以致他把這些線索組合成一個綜合人物，他把這個人物稱為「模範創建者（ExemplaryCreator）」，縮寫為EC。他說，「到青春期或成年生活的早期為止，EC已經投入了10年時間去掌握自己的領域，並且接近行業的前沿；她覺得已經無法從家人和本地專家那裡獲得更多知識，所以她感覺到一股衝動，讓自己和行業內其他領先人物一比高低。結果，EC冒險去到都市裡，這個自己所在領域所有重要活動發生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些有關刻意練習的明顯因素：為了掌握自己所在領域的知識，必須做出巨大的投入；渴望得到更進一步的知識；不斷把自己推離開舒適區。隨著這個推力繼續下去，最後，「EC發現了一個問題領域或自己特別感興趣的領域後，他決心要征服那些未知領域。」這個過程永遠都不會容易，所以我們能從中看到更多傑出人士的相似特質：「EC時時刻刻都在努力，對自己和他人提出難以想像的要求，不斷提高標準。在威廉·巴特勒·葉芝的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出，他要求工作完美，超過了要求生命的完美。」每當我們看到刻意練習帶來偉大成就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傑出人士對自己的極其苛刻的要求。
這些藝術方面的例子，都與商業密切相關，因為現今許多重要的商業創新都來自人類右腦的審美創作。許多其他重要的商業創新則發生在科學領域內，在這裡，太多知識會阻撓創新的觀點就更難得到支持了。想一下，20世紀整個科學領域裡最值得慶祝的創新例子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弗朗西斯·克裡克（FrancisCrick）發現了DNA。維斯伯格教授通過詳盡的研究表明，另外一些卓越的科學家，例如李樂斯·鮑林（LinusPauling），他極有可能在另一些研究上獲得諾貝爾獎，因為他也試圖在同一時間裡，從不同的角度解決同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假設，對一個問題太熟悉是一個缺點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希望看到，沃森和克裡克在研究過程中被其他研究者及他們的大量數據所困擾，但在現實中，這個故事卻剛好相反。
在那個互聯網出現以前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早期），研究成果遠遠沒有今天這樣容易被傳播開來，並且維斯伯格也展示了沃森和克裡克是怎樣找到那些論文、X光照片、原始素材，包括對X射線結晶學和物理學的理解，並且將它們結合在一起，成為非常重要且任何其他人完全沒有掌握的知識。具體來說就是，沃森和克裡克得到的信息引導他們演繹出兩股的螺旋結構（鮑林曾經認為是3股），並且那些螺旋結構都在外部與「基點」結合在一起，而台階在螺旋式階梯的內部（一些學者認為那些基點是從螺旋結構開始向外延伸）。他們能夠計算出螺旋結構的傾斜度，即那些螺旋部分的角度，並且看到那些接點是怎樣彼此連接起來的。
沃森和克裡克並不是最先找到這些零碎片段的科學家，其他科學家很早就認識到，這些螺旋結構應該是兩股，而不是一股或三股，並且另外有兩個團隊在沃森和克裡克之前已經意識到，這些螺旋結構是在分子的外部。然而沃森和克裡克最早完全解決DNA分子結構，因為他們，且只有他們，掌握了所有必需的事實。就像維斯伯格的結論那樣：「人們不必猜測沃森和克裡克是否和其他科學家不同（或更好）。他們只是得到了所有關於DNA正確結構的信息，而其他人沒有罷了。」
如果我們想要尋找太多知識或者太熟悉某個問題可能會阻礙我們創新的證據，那我們恐怕無法在研究中找到。而且，所有證據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最卓越的創新者一直以來都是那些始終如一、完全沉醉於自己領域的人，他們在自己領域裡積累了大量知識，並不斷把自己推向行業前沿。
然而，過多的學校教育會降低創新成就的證據又是怎麼回事呢？這個矛盾可能遠遠沒有看上去那麼大。更加明顯的是，多年的學校教育可能不是獲得行業知識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某些特殊領域。例如，某個文學博士掌握了大量的關於文學歷史和欣賞方面的知識，但如果要去創作文學作品，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同的領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識。所以，在許多創新領域中，擁有高學歷的人總是謹慎地選擇通向大學教授的道路，而不是去在該領域中以創作為生。那些有著多年正規學校教育的人，在創新方面的成就較少，這種現象相當合理。
在科技領域中，情況有所不同。在如今時代，對於尋找更多創造性方法來解決問題，高等教育是絕對需要的。一個大學二年級學生是不可能治癒癌症的。這是今天世界的現實。但我們要記住，教育越高創造力越低的現象，只是出現在1450年到1850年這段時期。在這段時期的前半期，科學幾乎不存在，在基礎科學原則還沒有被發現的情況下，即使上了大學，也不會讓你掌握多少科學知識。在這段「前科學」的研究時期，正規學校教育和卓越創造力沒有聯繫，這並不令人吃驚。總之，在許多領域裡，領域知識與正規學校教育只有很小的聯繫。
更大的畫面是，那些偉大的創新者並沒有讓知識成為拖累，而是成為滋養。他們通過我們之前看到的一個過程來獲得知識，這其中有著持續多年的高強度的刻意練習。
創新不是突然而至——它是慢慢成長的
在這裡，讓我們用小小的步驟反思一下這個流行觀點，即偉大的創造性成就是沒有先例的。就像19世紀某個敬佩詹姆斯·瓦特發明蒸汽機的作家說的那樣，它們「突然出現，就如同羅馬女神米涅瓦從朱比特的腦中誕生一樣。」對商業、藝術、科學（包括瓦特發明蒸汽機）領域的卓越發明進行仔細審視以後，我們就能發現，這些成就並非憑空而來，更不是前所未有的。創新並不排斥過去，相反，它嚴重依賴過去，並且只會被完全掌握該領域的人摘取。
例子比比皆是，最富戲劇性的莫過於畢加索的《亞威農姑娘》，它被藝術歷史學家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油畫。維斯伯格和加德納在關於創新性的研究中，對它做了詳細的研究。
為一幅與過去的藝術作品大相逕庭的嶄新作品命名是困難的，尤其是畫面裡的人身上安放著奇形怪狀的頭顱，而且有著令人難以接受的裸露；在1907年，這是荒謬和醜聞。但事實上，這幅舉世震驚的作品，受到了畢加索曾經接觸過的所有藝術形式的影響，例如古代伊比利亞人的雕刻、非洲和南太平洋的原始藝術、塞尚和馬蒂斯的奇異油畫人物等等。所有這些絲毫沒有削弱這幅畫的魅力，而且深入的研究還表明，即使像《亞威農姑娘》這樣里程碑式的作品，都不是人們以為的那樣，是憑空想像的結果。它來自畢加索吸收的各種經典藝術元素的組合與昇華，這種精妙絕倫的創新與畢加索在藝術領域的長期奮鬥是分不開的。
與藝術領域一樣，我們在科技領域也發現了同樣的情況，儘管我們偶爾在學校裡學到一些不同的故事。事實上，詹姆斯·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他發明的東西，也並非如米涅瓦從朱比特的腦中誕生一樣。在1763年瓦特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之前，許多蒸汽機已經被發明出來，托馬斯·紐卡門發明的同類型蒸汽機已經被應用於英國煤礦的抽水工作。紐卡門也不是蒸汽機的發明者，他只是改良了更早期的機器，這個機器經過一系列的發展，以至於不能說任何人發明了蒸汽機。紐卡門的機器效率不高，而瓦特的設計則使效率提高很多。它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在工業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變了歷史進程。但它並非如某個不可想像的奇跡一樣憑空而來，而是剛好相反。它的到來，是因為瓦特試圖去改進已經存在的紐卡門引擎。另外，瓦特一直從事機器的製造工作，長期訓練使他具備實現這個發明的技能和知識。
同樣，艾利·懷特裡（EliWhitney）並沒有發明軋棉機。在他之前，將棉鈴中的種子脫粒的機器已經發明出來，但這些機器只對長纖維棉起作用，但這樣大規模種植就很不合算。懷特裡的機器也使用了和之前許多機器一樣的原理，但他的機器對短纖維棉也起作用，這就完全不同了。而任何這些都不會減弱該成就的重要性，懷特裡的機器給美國南部的經濟得到了革命性改善，進而改變了歷史進程，但它也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對已有的設計的一個巨大改良，而只有當懷特裡非常熟悉之前所發生的一切，它才會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