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馬上就真正體會到了溥儀帶來的政治效應，他的到來甚至讓使館區裡旅館的生意都火爆了起來。不計其數的滿洲貴族爭先恐後的擠到這裡，只為一睹這位「皇帝」的風采。大喜過望的日本人馬上利用溥儀農曆20歲的生日加大了宣傳力度。據溥儀自己的記述，日本人專門為他騰出了自己的禮堂，「地板上鋪上了豪華的地毯，作為寶座的太師椅上鋪了黃緞子坐墊，椅後一個玻璃屏風貼上了黃紙，僕役們一律是清朝的紅纓大帽」。出席他生日的足足有五六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前清遺老。
再次目睹龐大的人群跪在自己的面前，再次置身由明黃色、髮辮、三跪九叩交織而成的氣氛之中，百感交集的溥儀即席發表了一篇演講。雖然溥儀在演講中一再聲明這絕不是向民國當局發牢騷，但他對被驅逐出紫禁城的不滿仍然讓人一目瞭然。不過在演講的結尾處，這位實際年齡只有19歲的青年向所有在場的人作出一個鄭重的聲明：「有人建議勸余運動外交，出為干涉，余至死不從，余決不能假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內政。」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承諾，因為它將使我們更好的看清溥儀人生軌跡的變化。至少在這個時候，溥儀還在向他的崇拜者們傳達著這樣一個信念：他將珍重祖先留給自己的榮譽，雖然這份榮譽已經被這個國家目前的統治者扔得一乾二淨。
不過也有人對溥儀的這份承諾不屑一顧。讓他們產生懷疑的並不是信誓旦旦的溥儀，而是處心積慮的日本人。當時的《京報》就曾刊登了這樣一段預言性的文字，其與後來的歷史竟然吻合得如同出自小說家的杜撰：「其極大黑幕，為專養之以俟某省之有何變故，某國即以強力護送之到彼處，恢復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號，與民國脫離，受某國之保護，第二步再實施與某被合併國家同樣之辦法。」
日本人的鼓動，遺老們的吹捧，被驅逐的羞恥，先輩偉業的激勵，榮華富貴的誘惑，1925年的溥儀開始漸漸發生變化。他曾經騎車回到紫禁城的護城河畔，仰視著不久之前還讓他痛恨不已的城牆，他發現自己對那裡竟然是如此的迷戀。
三個月後，溥儀離開日本公使館前往天津。他此行的目的是為了留學日本。他並不知道，自己這次離開將到35年後才能回來，而其間的路又是何等的漫長與曲折。
溥儀沒有想到，自己在天津一住就是7年。在這7年的時間裡，他被嚴格限制在日本租界裡不得外出，其情其景竟然不如他在紫禁城裡的遭遇。他甚至曾經因為一次外出拜會而接到過日本總領事的警告：「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這是一次古怪的警告。很顯然，日本人並沒有把溥儀當成一個真正的中國「皇帝」，因為皇帝當然可以自由出入自己國家的任何地方，日本人也沒有把溥儀當成一個中國人，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人要試圖傷害已經成為一名普通公民的溥儀。
在天津的日子裡，溥儀開始接觸政壇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從天堂進入人間的他不再像在紫禁城時那樣等待著別人的拜訪，他學會了社交。與他有密切聯繫的人包括沙俄將軍謝米諾夫、奉系軍閥張作霖、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凡是有助於他「恢復祖業」的，他一概願意交往，並且出手闊綽。很快，他的身邊聚集起了一大幫願意為他，或者是願意為他手中的財富效力的人。然而就是這時，大清帝國的祖墳清東陵被人盜掘了。
清東陵位於河北省遵化縣的馬蘭峪，佔地面積2500平方公里，埋葬著大清帝國的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嬪妃和1名皇子。這次遭到盜掘的是清東陵裡最豪華的兩座陵墓，它們分屬於帝國歷史上最顯赫的兩個人物，清高宗弘歷和慈禧。
從後來的有關記錄中我們可以得知，兩座曾經堪稱藝術與財富寶庫的陵墓在經歷了1928年的這場劫難後變得慘不忍睹。在進入弘歷的地宮時，由於墓門緊閉，盜墓者用炸藥強行炸開了石門，幾百人蜂擁而入，用利斧劈開棺槨，將成噸的金銀玉器劫掠一空。為了最快捷的取下遺體上佩戴的首飾，他們竟將屍骨收集起來到河邊沖淘，結果曾經統治了中國64年的清高宗弘歷連同他的5位夫人的骨骸除一具倖存，其餘的幾乎全部被毀，最後剩下的僅僅能勉強湊起一個人。有參與這次行動的人後來還回憶說，他們還在弘歷的棺材裡掏出了大量的紙張，那應該都是弘歷心愛的書畫收藏，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稀世珍品，卻全部被盜墓者在瘋狂中踩成了爛泥。相比較而言，統治了中國48年的慈禧的境遇要好一些，她的屍體至少保存完好，但是被剝了個精光，有傳言說有人竟對她實施了奸屍。
得到東陵被盜消息的溥儀當場就昏死了過去。要知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再沒有比刨祖墳更沉重的打擊，也再沒有比刨祖墳更能激起憤怒和仇恨的事情了。從昏厥中被急救過來的溥儀號啕不已，他在自己的住所設下靈帳，就像辦喪事一樣每天三次哭祭。他發誓，一定要將兇手繩之以法。
兇手的名字叫孫殿英，是一個出身賭棍和販毒犯的流氓軍人，1927年接受蔣介石的改編後任四十一軍軍長。
怒火中燒的溥儀一面派人前往東陵清理事故現場，一邊將孫殿英告到了蔣介石的面前。然而事情的結果竟然是不了了之。溥儀後來經過多方調查方才得知，原來孫殿英竟然將盜掘的部分珍寶轉送給了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尤其令溥儀義憤填膺的是原本縫在慈禧鳳冠上的珠子竟然成了宋美齡鞋子上的飾物。溥儀對整個民國政府徹底失望了。他終於背棄了自己在生日宴會上的旦旦誓言，他決定依靠日本人。
莊士敦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裡說：「對皇帝來說，其他一切事情——侮辱、嘲弄、以死威脅、沒收財產、撕毀協議——都能寬恕，惟獨這種駭人聽聞的盜劫祖墳的暴行是無法忍受的。從此以後皇帝對中國——或者更確切地說，對國家管理不善而負有責任的那些人——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就其性格而言，皇帝為人和善，寬宏大量，我從來沒有聽他對其最殘暴的敵人發過一句憤怒的怨言。但這次發生的事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此之前，他也知道滿洲的獨立運動正愈演愈烈，但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運動，也沒有認真地想過將來會有人請他返回滿洲故鄉的問題。他一直希望中國能夠恢復安定，繁榮昌盛。但現在不抱這種希望了。當我第二次訪問皇室的時候，這種變化就非常明顯了。在我看來，其變化之明顯好像他已同其受辱的祖先的靈魂會晤過，而他們卻極力勸他不要對使中國本身和使他們都蒙受了恥辱的民國抱有任何幻想，應把注意力集中在三百年前為他們的帝國打下堅實基礎的那塊土地上。」
而恰恰就在這段時間裡，溥儀遭遇了一場離婚訴訟。
溥儀的婚姻開始於1922年底，那是紫禁城裡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張燈結綵。來自全國各地的前清遺老們「如驚蟄後的蟲子，成群飛向北京，帶來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現金、古玩等等賀禮」。民國總統黎元洪、前總統徐世昌、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張勳、曹錕等人也都送來了賀禮。婚禮一共持續了五天，主角除了新郎溥儀之外，還有兩位新娘。
之所以出現了兩位新娘，表面上看起來是溥儀兩位母親爭執的結果，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利益均衡的分配方式。在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兩位姑娘被像寵物一樣送進了紫禁城。她們中一個叫婉容的，成為了溥儀的皇后，另一個叫文繡的，成為了溥儀的淑妃。在天津向溥儀提出離婚的就是文繡。
文繡的要求氣壞了溥儀，也嚇壞了溥儀的幕僚們，要知道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女人敢向皇帝提出類似的要求——雖然溥儀事實上早已不再是皇帝。文繡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文繡的決定招來了許多人的謾罵，包括她的家人，巨大的精神壓力幾乎使她崩潰，但她最終堅持了下來。
可是文繡的離婚請求卻並不像平常人那樣可以通過司法途徑得到解決。這不僅僅是因為溥儀礙於「皇帝」的面子拒絕出庭，同時也因為他們之間的婚姻原本就沒有法律基礎。1922年躲在紫禁城裡的溥儀根本算不上是民國的公民，他與婉容和文繡的婚禮完全沒有進行過法律的登記。他們之間的關係甚至說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婚姻關係。
1931年10月22日，文繡以登報的形式與溥儀離婚，完成了這場被時人戲稱為「妃子革命」的壯舉。之後這個勇敢的女人便溶入茫茫人海，杳無音訊。據說她病逝於1950年，終生未嫁。溥儀事後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發佈了一道命令，宣佈剝奪文繡的皇室身份。但每個人都明白，他這樣做不過是為了保全自己可憐的尊嚴而已。
這件事情讓溥儀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象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雖然溥儀一再表白自己的無辜，一再對事情的經過含糊其辭——這種情況直到《我的前半生》裡也沒有得到徹底改觀——但所有人都清楚的感覺到，溥儀的家庭正在經歷著某種的危機，而這種危機與溥儀本人不無關係。
關於文繡離開溥儀的原因，許久以來一直眾說紛紜，有人說她愛上了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有人說她在與婉容的爭風吃醋中不幸敗北，也有人說她實在無法繼續忍受宮廷令人窒息的生活。但是最新的一種解釋是，溥儀的性取向讓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據一位溥儀身邊的太監後來隱晦的透漏，溥儀對異性不感興趣，他說：「萬歲爺放著皇后的水路不走，走太監的旱路。」從後來溥儀與其他幾任配偶的關係，包括建國後他被李淑賢打得鼻青臉腫，甚至驚動了周恩來出面調解，我們不難相信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這種婚姻對女人而言無異於一場災難。
百無聊賴的溥儀繼續蝸居在天津的靜園裡，在形形色色政客的迎來送往中焦急的躊躇滿志。1931年9月18日，他終於等來了他盼望已久的那一天。
這一天，日本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1931年11月13日，溥儀在日本人的策劃與幫助下，偷偷來到了已經淪陷的中國東北。此刻他還不知道，他將在這裡開始一段罪惡而艱難的生活。
三個月後，日本決定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並讓溥儀出面擔任「執政」。這是一個相當於「首席執行官」的角色。很顯然，日本人建立傀儡政權的計劃已經正式啟動。雖然這個決定在遺老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應——因為他們沒有人同意共和制，即使這個共和制是帝制的前奏——但溥儀最終還是同意了。
1934年3月1日，溥儀終於如願以償的當上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儘管不是大清帝國的皇帝，溥儀還是感覺頗為良好。
再次看到三跪九叩，再次聽到山呼萬歲，溥儀陶醉了，他並不十分在乎這個皇帝究竟是哪個國家的，也不在乎這個皇帝是誰給予的，他只在乎當皇帝的感覺。為了這種感覺，他甚至不在乎自己被日本人禁止在「開國大典」上穿著大清帝國的龍袍。
雖然溥儀一直眾星捧月般的生活在皇帝的夢幻之中，雖然他在紫禁城裡時刻享受著皇帝的待遇，但他對皇帝並沒有一個理性的認識，因為他的記憶其實是「從退位時開始的」。他從來就不知道身為一個皇帝的真正意義所在。他此前最接近於一次真正的體驗是1917年的丁巳復辟，只有短短的12天。隨著領導復辟的張勳被討逆軍趕下了台，溥儀的體驗也就草草結束了。
「定都」長春的溥儀第三次登上了皇位，年號「康德」。對於他來說，無論是「宣統」的時代，還是愛新覺羅家族統治的時代，到這一天為止全部都結束了。
然而溥儀的第三次皇帝生涯仍舊沒有找到他渴望的感覺。雖然他在偽滿洲國的民眾中被像偶像一樣神化著，但所有人都把他看成是一個喪失了中國人骨氣的小丑，包括許多曾經對他崇拜得無以倫比的人。他的生父載灃甚至拒絕和他來往。溥儀有口難辯，也不敢辯。他太害怕了，死亡的恐懼此時已經完全吞噬了他的心，讓他不得不對日本人百依百順，生怕激怒了這群嗜殺如命的野獸。沒有一點權力的他成為了一個完完全全的傀儡，一條徹頭徹尾的走狗。可是即使是這樣，日本人的威脅仍然不期而至。
1937年4月3日，剛剛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溥傑在日本關東軍的撮合下，在東京完成了一場政治婚姻，他的妻子是一位日本侯爵的女兒嵯峨浩。這名女子毫無疑問是關東軍在溥儀身邊安排的一名眼線。溥儀為此嚇得連這個女人送來的飯都不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