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從小就沒有享受過人倫之樂的溥儀變得暴戾起來，縱然有一大群滿腹經綸的遺老們給他講授經史子集，講授帝王應有的仁恕之道，講授祖先的豐功偉業，但也絲毫沒有改變他虐待別人的愛好和冷酷無情的壞脾氣，他的惡作劇甚至曾經險些鬧出人命。僥倖沒有讓他的性情進一步惡化的，是因為他有一個來自河北的乳母王焦氏。溥儀回憶說：「我在宮裡從小長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時候，才由於她的樸素的言語，使我想到過別人同我一樣是人的道理。」
愛新覺羅家族成員的哺乳期似乎都特別長，而溥儀尤甚——9年，幾乎過了換牙的年齡。這段時間不僅是這個忍辱負重的女人用微笑和質樸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溥儀的時間，也是讓溥儀短暫的享受到母愛的時間，更是溥儀「口腔性格」形成的時間。
「口腔性格」屬於一種心理學上的病態人格，表現為過度依賴、嫉妒等性格特徵。它源於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對性格形成與發展問題的研究，是指由於哺乳期過長導致的幼兒在生理和精神上對母親過度依賴。
另一個對溥儀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是莊士敦。
雷湛奈爾德·約翰·弗萊明·莊士敦，一位已經在亞洲生活了幾十年的蘇格蘭老光棍，同性戀者，牛津大學文學碩士。他曾經在香港的英總督府裡當過秘書，熟悉中國各地的風土人情，對中華古典文化，特別是古詩詞特別欣賞。1919年3月4日，由李鴻章之子李經邁推薦，經當時的民國總統徐世昌代向英國公使館交涉，在英國租借地威海衛任行政長官的莊士敦正式被聘入紫禁城，成為了溥儀的英文教師。
莊士敦給紫禁城帶來的不僅僅是英文。他想把這座龐大院落的主人培養成為一名英國式的紳士。他給高度近視的溥儀配上了眼鏡，他教會了溥儀騎自行車，但這卻導致溥儀下令把紫禁城裡妨礙他騎車的門檻全部砍掉。
他不斷向溥儀講授洋人的習俗和禮儀，並為溥儀帶來了畫著飛機、大炮、坦克的畫報和糖果，不失時機的向溥儀灌輸英國文化。雖然這時的歐洲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聲中變成一團亂麻，其情形還不如軍閥割據的中國，但溥儀還是被莊士敦和他的一切深深吸引了。溥儀後來回憶說：「從看歐戰畫報起，我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我首先從畫報上的廣告得到了衝動，立刻命令內務府給我向外國定購畫報上那樣的洋犬和鑽石，我按照畫報上的樣式，叫內務府給我買洋式傢俱，在養心殿裝設地板，把紫檀木裝銅活的炕幾換成了抹著洋漆、裝著白瓷把手的炕幾，把屋子裡弄得不倫不類。
我按照莊士敦的樣子，大量購置身上的各種零碎：懷表、表鏈、戒指、別針、袖扣、領帶，等等。我請他給我起了外國名字，也給我的弟弟妹妹們和我的『後』『妃』起了外國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莉莎白。……在我眼裡，莊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莊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裡最有學問的人。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發生這樣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對中國的絲織綢緞的價值發生了動搖，他口袋上的自來水筆竟使我因中國人用毛筆宣紙而感到自卑。自從他把英國兵營的軍樂隊帶進宮裡演奏之後，我就更覺中國的絲絃不堪入耳，甚至連丹陛大樂的威嚴也大為削弱。」
這是一場混亂的遊戲，遊戲的主角只有一個，寂寞無聊又充滿求知慾的溥儀。
莊士敦給紫禁城造成的混亂還遠不止如此，他讓溥儀把自己作為血統標誌的辮子剪掉了。
辮子曾經是大清帝國肇建時滿漢兩族的主要矛盾衝突，多爾袞甚至曾經下過「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命令。作為一種倫理道德和文明傳承的體現，漢族人為了自己的髮型抗爭了大半個世紀，付出的生命代價何止以百萬計。辛亥革命後，民國內務部多次和婉的請紫禁城協助勸說滿人剪掉辮子，並且希望紫禁城裡也這樣做，但是紫禁城卻拒絕了。在紫禁城裡那些遺老們看來，辮子不僅是進出宮門的通行證，更是東山再起的希望所在。
然而莊士敦僅僅一句話就讓溥儀剪掉了它。莊士敦說，滿洲人的辮子看起來像一條「豬尾巴」。
溥儀的幾位母親為此哭了好多天，她們與其他不肯剪辮子的人一起用最惡毒的語言詛咒了莊士敦，但是此刻他們還不知道，莊士敦對溥儀的影響已經在無意間給紫禁城帶來了另一場不大不小的災難。這場災難給中國文化造成的損失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彌補。
溥儀偷盜了紫禁城裡的文物。偷盜的動機是為了積攢去英國留學的學費。
讓溥儀去留學的打算一直就有，而且最初還是幾位大臣先想出來的，甚至請莊士敦就是出於這個目的。但是當溥儀親自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對。反對的目的雖然不盡相同，但反對的理由出奇的一致：一旦離開了紫禁城，溥儀就會喪失民國給予的一切優待條件。
但是溥儀本人卻不這麼認為，因為這些所謂的優待條件其實一直都只是一紙空文。更重要的是，溥儀已經認識到了中國政局的混亂是源於西方列強的干預，並且他還清醒的知道自己此時的身份——一位末代皇帝。留著花白辮子的清廷遺老們的國學教育沒有白忙，它至少讓溥儀瞭解了與自己處在同一位置的前輩們得到了怎樣的下場。溥儀說：「對於歷代最末一個皇帝的命運，從成湯放夏桀於南巢，商紂自焚於鹿台，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數到朱由檢上煤山。沒有人比我對這些歷史更熟悉的了。」就如同一個被噩夢折磨的人，溥儀體驗到了只有他一個人才能體驗到的恐懼感。事實上，正是這種恐懼感困擾了溥儀整整一生，並最終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模糊不清的印象。
溥儀開始秘密籌劃逃出紫禁城，去歐洲追求自己的理想。而這個計劃的第一步是找一個同謀。溥儀選中了溥傑。
溥傑是溥儀的親弟弟，比溥儀小一歲，此前作為溥儀的陪讀每天出入紫禁城。同溥儀一樣，他也渴望著新鮮的空氣和自由的天空。從1922年7月開始，兄弟兩人的聯合盜竊行動幾乎一天不斷的進行了半年多。
這批文物總數大約有1000多件手卷字畫，200多種掛軸和冊頁，200多種宋版圖書，其中包括「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鍾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蠏、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和夏圭以及馬麒等人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相信對中國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批文物的價值，它們是中國文化最直接的見證，是大清帝國幾代君王200餘年間收藏的精華，是整個世界羨慕的無價之寶。據後來的清室善後委員會記錄，被溥儀盜運出宮的文物「皆屬琳琅秘籍，縹細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籍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溥傑甚至因此被培養出了出色的文物鑒賞能力。雖然後世人們不斷追索，但時至今日，這批文物仍有一部分散落在他鄉異域，還有一部分則不知所蹤。
但是溥儀最終沒有逃出紫禁城。他的計劃因為載灃的突然介入而被迫擱淺了。
按照溥儀的原計劃，他將於1923年2月25日從神武門溜出紫禁城，然後躲進東交民巷裡的荷蘭公使館。他甚至親自和荷蘭公使歐登科通了電話，荷蘭人答應屆時將派汽車在神武門外接應他，並負責他以後直到進入英國高等學府的一切事物。但是他身邊的太監們在關鍵時刻出賣了他。
雖然現實中的溥儀沒有一點權力，但對於紫禁城裡依靠他吃飯的人們——尤其是太監們——而言，溥儀就意味著一切。如果溥儀離開紫禁城，他們也就喪失了生活的保障，甚至喪失了生活的意義。事實上，溥儀聰明的祖先們給他留下了一整套近乎完美的制度，這套制度使得太監們雖然維持著紫禁城裡各個部門的正常運轉，並可以憑此勒索甚至訛詐帝國的大臣，但他們永遠都只能是依附於皇權而生存的寄生蟲，一旦脫離了皇權的庇護，即使囂張如吳良輔、跋扈如安得海、風光如李蓮英之類，也立刻就會喪失生存的基礎，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雖然太監在溥儀生活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溥儀的要求百依百順，他們用他們恭順的言行培養了溥儀唯我獨尊的性情，但實際上，他們才是最最反對溥儀出宮的人。
溥儀並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是別人生存的基礎，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他這一點，也沒有人認為有必要告訴他這一點。他此前的歲月裡只需要別人為他著想，他甚至沒有考慮過這個世界上有其他人的存在。所以他輕易的就把計劃透漏給了太監，並希望他們必要時給予幫助。太監們用最快的速度找來了載灃。
溥儀此前很少能見到自己的這位生父，即使是帝國還存在的時候他也是在退位前不久才見過他一次。在溥儀的印象裡，說話絆絆磕磕的載灃總是顯得狼狽不堪，誠惶誠恐。溥儀此前對他的感覺是「可笑」。但是這一次，他的出現卻讓溥儀怎麼也笑不起來了。
這件事讓溥儀恨透了太監。恰巧就在這時，建福宮發生了火災。沖天的大火將這座皇家博物館連同裡面珍貴的收藏品燒得一乾二淨。許多人懷疑這場火是太監們為了毀壞他們長年行竊留下的現場，但溥儀卻認為這是一場針對他的謀殺，於是一怒之下將1000多名太監逐出了紫禁城。
太監們的離開讓紫禁城一下子變得寂靜和空曠了起來，孤獨中的溥儀感到了更大的寂寞。
我們無法假設溥儀如果逃離紫禁城後會面臨怎樣的生活，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他將會享受到一段自由自在的人生，他將會呼吸到屬於他一個人的空氣。他未來的歲月完全有可能因為這次成功的越獄而變得不同。可是家族嚴厲的家法讓這一切都成了泡影。這讓溥儀認識到自己面對的絕不僅僅只有一堵紫禁城厚重的磚牆。沮喪的溥儀被迫留在紫禁城裡繼續自己的無期徒刑。他說：「從那以後，我最怕看見高牆。」
溥儀沒想到，他很快就如願以償的離開了紫禁城，但那卻是一場令他心酸的經歷。
1924年11月5日，剛剛發動了北京政變的馮玉祥派兵包圍了紫禁城，宣佈廢止袁世凱給予的優待條件，並要求溥儀在3小時內出宮。在威逼和恐嚇之下，溥儀無限惆悵的在離宮文件上簽了字，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醇親王府。此時距離他的祖先福臨進入紫禁城剛好280年。在醇親王府門前，溥儀對馮玉祥的士兵們說：「當皇帝並不自由，現在我可得到自由了。」他的話得到了士兵們熱烈的掌聲。
雖然此時的溥儀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迷惘，但認為自己至少已經自由了，他開始盤算起自己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他的計劃依舊是留學。可是他身邊的人們卻不允許他這麼想，他們堅持認為他仍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秩序與道德，他們請求他繼續高高在上，以便他們匍匐在他的腳下，對他頂禮膜拜。這群到死也不肯剪掉辮子的老古董們最終也不明白自己崇拜著的這尊「神像」究竟在想什麼，更不清楚他身上蘊含著怎樣巨大的能量，而這種能量一旦被別有心機的人利用又將會造成怎麼樣嚴重的後果。
這一點，只有日本人知道。
日本人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注意溥儀。對中國遼闊的疆域和富饒的資源覬覦已久的他們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研究這個龐大的獵物，他們驚奇的發現了溥儀在中國人心目中特殊的地位。他們發現溥儀在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前清遺老們的心目中，仍然是整個世界的主宰，雖然他沒有權力，他沒有兵勇，甚至沒有一個周密的計劃，但他的一舉一動總能牽動起太多人關切的目光。當他被趕出紫禁城後，全國竟然有幾百人不約而同的發表啟示聲討民國當局的背信棄義。就連這個國家的進步青年們也對溥儀抱著一種極其複雜的心態。胡適就曾經因為溥儀一次無意中的召見而在給莊士敦的信中這樣描述了自己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面前，佔一席位！」
日本人決定抓住這個機會。
就在溥儀出宮的當天晚上，日本人就派代表來到了溥儀面前。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接觸之後，日本人終於使溥儀相信，只有他們才能幫助他擺脫目前被束縛、被壓抑的困境。很快，溥儀借口看病逃出了醇親王府，躲進了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後來的一切證明，溥儀的人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踏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而正是這條路直接導致了他後半生巨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