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後不久，日本人又在偽滿洲國弄出了一個「帝位繼承法」，規定：皇位由皇帝的兒子繼承，如皇帝沒有兒子就由皇帝的孫子繼承，如無子無孫就由皇帝的弟弟繼承，如沒有弟弟就由弟弟的兒子繼承。看到這個規定的溥儀冷汗淋淋。他的不育症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而日本人需要一個具有日本血緣的皇帝統治這個國家，就像他們在朝鮮曾經試圖做的那樣。這就意味著日本人已經計劃讓溥傑未來的兒子成為「偽滿洲國」的繼承人。如果真是這樣，溥儀和溥傑就有可能都成為這場陰謀的犧牲品。
此前朝鮮的國王同樣被迫娶回了一名日本女子，但事實上這名女子此前已經被診斷出不可能懷孕。可是讓日本人大失所望的是，這名女子不僅懷了孕，而且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嬰。氣極敗壞的日本人除了嚴懲了當年作出誤診的醫生外，還將這名男嬰送到了日本，讓他接受日本的教育。這個朝鮮王室的最後一位繼承人至死都不會使用自己的母語。
溥儀在提心吊膽中熬過了許多個日日夜夜，在溥傑即將做父親的那段日子裡，他甚至被嚇得常常夜不能寐。好在溥傑最後生下了一位女兒，長出一口氣的溥儀為這個小生命取名慧生，以稱讚她與生俱來的智慧。
比慧生的誕生更令溥儀感動的是嵯峨浩的態度，這個日本女人絲毫沒有受到血統和強權的左右。她竭盡全力維護著自己丈夫的利益，忠誠的站在了溥儀兄弟一邊。
溥儀在戰戰兢兢中度過了14年，與日本人狼狽為奸了14年。在這14年裡，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這期間他又先後娶過兩個女人，但是一個死於1943年，傳說她是因為表達了對日本人的不滿而被日本人謀殺的，另一個在偽滿洲國垮台後被遣送回老家，1957年與溥儀離異。而婉容在經歷了長期的孤獨與虐待之後，她先是迷戀上了鴉片，然後又迷戀上了溥儀的一位侍衛並為他生下了一個孩子，再後來死於精神失常。
偽滿洲國的垮台是與日本的戰敗投降同時進行的。1945年8月9日清晨，最後一任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向溥儀報告了蘇聯已向日本宣戰的情況。從這一天起，溥儀就再也沒有在睡覺的時候脫過衣服。他在自己的衣袋裡藏了一支手槍，隨時提防不期而至的蘇聯人和企圖把他滅口的日本人。
8月11日晚，日本人通知溥儀，撤退開始了。溥儀自己回憶說：「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溝的路上，火車走了三夜兩天。本來應從瀋陽走，為了躲避空襲，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線。兩天裡只吃了兩頓飯和一些餅乾。沿途到處是日本兵車，隊伍不像隊伍，難民不像難民。在梅河口，車停下來，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來到了車上。他向我報告日軍打了勝仗，擊毀了多少蘇軍飛機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卻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婦女和孩子叫嚷著擁向火車，向攔阻她們的憲兵哀求著，哭號著……在站台盡頭處，日本士兵和憲兵廝打著……」
撤退已經變成了潰退，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日本人和溥儀的失敗了。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同一天，溥儀在通化大栗子溝宣佈「退位」。
第三次被從皇位上推下來的溥儀此時已經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他知道這一次他死定了。
然而溥儀沒有死，他在逃往日本的路上被蘇聯紅軍俘虜，隨即被送進了蘇聯伯力收容所。在這期間，溥儀曾經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於1946年8月前往日本東京參加了8天的質證。雖然他在作證過程中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日本人，但他心裡很清楚，中國人是絕不會放過他的。正如一位美國律師對他喊叫的那樣：「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中國政府的裁判的！」
這一天很快就來了。
1950年8月1日，溥儀連同所有被關在蘇聯的偽滿戰犯被移交給了新成立的共和國政府。隨後他被送進了設在撫順的戰犯管理所。這座城市也剛好是他祖先努爾哈赤髮跡的地方。
在撫順，溥儀度過了人生最難忘的9年時光。正是這9年讓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令全世界都驚異的轉變。他在自傳裡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回憶了這段經歷，其詳盡程度遠遠超過了他對其他任何一段人生的回憶。在這段回憶裡，溥儀記述了自己每一次的心理波動，記述了監管人員每一次的悉心教導，記述了同案犯人每一次的思想變化。在這段回憶裡，溥儀把自己完全描繪成了一個疑神疑鬼的小丑，在漫長的日子裡挖空心思的在做著同一件事，那就是思考如何逃避法律的制裁與良心的譴責。而監管他們的工作人員竟是如此的循循善誘，和藹可親；曾經與他一起為非作歹的犯人也竟是如此的痛改前非，大徹大悟；曾經被他奴役壓迫的人民也竟是如此的寬宏大量，不計前嫌。他們的努力終於換來了溥儀的反醒與覺悟，讓一個已經沉淪的靈魂在掙扎與迷惘中得到了復甦。
溥儀的這段回憶幾乎字字發自肺腑，真實得讓所有關注和關心著他的人潸然淚下，也讓所有沉浸在這份真實中的讀者看到了一顆跳動著的赤子之心。
但是綜合溥儀的一生，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現代心理學理論認為，兒童從一出生就開始了性格的塑造過程，並且對成人後的性格及心理都會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但這個理論似乎對溥儀並沒有發揮作用，因為他僅僅只用了9年就推翻了此前41年裡的耳濡目染，尤其是他在紫禁城裡的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雖然溥儀對大權在握的風光從來也沒有過切身的體會，但他卻是從小在「唯我獨尊」的思想灌輸中長大的，他比任何人都渴望特權與舒適。然而當他被從撫順戰犯管理所裡特赦出來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個比任何人都更加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楷模。他像一個剛剛降生的孩子用一雙童稚的雙眼和一顆純真的心感知著他已爛熟於心的世界。他沒有個人要求，他對生活充滿了感激，他對未來滿懷著聖徒般的渴望，他全心全意服務於整個社會，他為身邊的每一件值得歌頌的事情歡呼雀躍，他為自己的每一點成就而備感自豪。他在自傳的結尾動情的說：「『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
可是，當我們拋開他晚年身處的社會環境，讓目光穿越深邃幽暗的歷史，我們會突然發現，在任何一次改朝換代之後都可以找到許多與他有完全相同經歷的影子，他們驚悸的眼神流露著內心的恐懼，他們彷徨的身影揣度著叵測的未來，他們在朝不保夕中艱難的熬過每一次日落，但是每一個滿天星光的夜晚仍有可能成為他最後的告別。他們都是王朝的最後帝王，他們都時刻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他們都是溥儀血淋淋的前車之鑒。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例子發生在北宋初年，畢生都與世無爭的南唐最後一位皇帝李煜在亡國後僅僅因為寫了一句懷念故鄉的詩詞，就被新王朝的主人毒死在了自己42歲生日的當天。
已經成為了一名普通共和國公民的溥儀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他不再需要被人們關注，不再需要被人們稱讚，不再需要被人們談論，甚至不再需要被人們記起。他只需要能在平平淡淡中與剛剛完婚的妻子李淑賢安然度過自己的餘生，就像共和國政府給他保證的那樣。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的《大河彼岸》一書中這樣描述了他與溥儀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在和舊朋友們的歡談中，我發覺我正在和一個瘦削、背有點弓的客人談話。他一雙無睫毛的眼睛在厚邊眼鏡後向我凝視著。他頭髮蓬鬆，穿著一套藍色的棉布工作服，是全酒會中打扮最簡單的人。」經介紹斯諾才知道，這個差點被他誤認為是混進來的流浪漢的人就是一年前被特赦的溥儀。交談中，他瞭解到溥儀現在在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工作。「你是個園藝家？」斯諾用記者慣用的啟髮式語句向溥儀發問，但讓斯諾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有一定的英語能力的溥儀並不願意正面回答他的問題，而是通過翻譯喋喋不休地進行自我控訴：「我的罪過造成了幾百萬人的死亡。我本該償命，卻得到一個悔改和為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機會。我一生頭一回感到高興，因為我第一次在做點有用的事情。」此時的斯諾並不知道，溥儀即便是參加這種規格很高的活動，也要由專人陪同。他就像一個實驗成功後的展示品，成為了別人炫耀的資本和工作的教材。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說些什麼呢？
我們不禁再次想起了溥儀曾經說過的話：「對於歷代最末一個皇帝的命運，從成湯放夏桀於南巢，商紂自焚於鹿台，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數到朱由檢上煤山。沒有人比我對這些歷史更熟悉的了。」這才是他真正從小受到的教育，這才是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聲音。因為他的經歷——三次成為皇帝的經歷——使他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資格判斷自己的未來，也有足夠的能力預知危險的訊息。尤其是他在東北的最後一次皇帝生涯，他的為虎作倀直接導致了幾百萬人的死亡。雖然共和國政府已經宣佈赦免了他，並且讓他擔任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但他內心深處還是不由自主的怕得要命！
溥儀擔心的事情最終還是發生了。1966年9月15日，身患腎癌的他收到了一封從長春寄來的信。寫信人是原偽滿皇宮裡的一名「童僕」，他在信裡要求溥儀交出《我的前半生》的全部稿費並且聲明「這本書有毒」，否則就「呼籲全國工農兵」批判他。溥儀的膽子都嚇破了，他「就像沒有魂，木呆呆地站在電話機旁，兩隻拿信的手哆嗦著，長時間不動一動」。他急急忙忙捐獻了自己的全部稿費，而且又一次墜入了夜不能寐的巨大壓力之中。然而來自遠方的嚴厲質問並沒有因此取消，長春的來信仍然每隔幾天就有一封，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半年。
更讓溥儀恐怖的是，高喊著革命口號的紅衛兵們開始衝擊他的家，並要求他交出私藏的寶物。雖然溥儀一再表白自己早已把一切寶物都上繳了國家，並且主動放棄了國家給予他的一切正當補助，但紅衛兵對他的批鬥行動仍然一浪高過一浪。而尤其讓溥儀感到不解的是，紅衛兵們追究的並不是他一直擔心的導致了幾百萬人死亡的偽滿洲國皇帝的身份，而是連他自己都記不太清楚的清王朝末代皇帝的身份。事實上，生活在和平年代裡的我們即冷靜的看待當時發生的一切也很難理解，紅衛兵們為什麼對他本人的滔天罪孽視而不見，卻一定要他代表兩千年的帝制承認一個連他自己也不十分理解的課題。
1967年10月17日，在惶惶不可終日的驚恐中，在無可比擬的心理壓力下，在紅衛兵山呼海嘯般的吶喊聲裡，61歲的溥儀終於疲憊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臨終前他在遺囑中作出了兩點表示，一是對不起黨，二是不放心妻子。
溥儀的死引起了共和國領導者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自詢問了溥儀骨灰安放的地點，並承諾將尊重溥儀家屬的意見。他甚至明確向溥傑表示，國家可以為溥儀建一座漂亮的陵墓。溥儀的親戚們在經過集體研究過之後，他的七叔載濤代表全族作出了決定：「溥儀的骨灰還是放在八寶山人民公墓吧！他離革命還差得遠呢！」
就這樣，溥儀的骨灰被放進了八寶山人民公墓。1980年5月29日，溥儀遲到了近13年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共和國公正評價了他在特赦後為國家做出的貢獻，並將他的骨灰盒重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副一室。
十一
1987年，意大利揚科電影公司、英國道奧電影公司、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聯合出品了影片《末代皇帝》。第二年，該片在美國獲得了第60屆奧斯卡獎中的9項大獎。影片使用了一幅吸引了許多人目光的海報：一個身穿龍袍的孩子站在紫禁城高聳入雲的紅牆下，凝望著天際處漸漸升起的五顆星星。
愛新覺羅·溥儀作為中國的最後一位皇帝，他悲劇式的一生讓我們很難區分他究竟是兩千餘年帝制的送葬者還是受害者。他的經歷在低沉與亢奮中為我們展示了一種光怪陸離的景象。他渴望著恢復家族的榮耀，但也渴望過上平常人的生活；他不會洗臉、刷牙、繫鞋帶，但他卻擁有一手漂亮的書法和對語言高人一等的駕馭能力；他在別人的吹捧中變得妄自尊大，但這卻並不掩飾他天性的善良——民國五年（1916年）冬天，10歲的溥儀在紫禁城裡連續6天為天下蒼生祈雪，當漫天大雪飛舞著撒向人間的時候，我們已經無法確認被感動的究竟是上天還是我們。事實上，他一生都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牢籠裡，這個牢籠不僅源自於他高貴的血統，更源自於他生活的那段歷史裡整個中國混亂的局勢。他就像狂濤駭浪中的一枚枯葉，何去何從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從他被送進紫禁城的那天起，他就開始了學著說別人替他準備好了的話，學著過別人替他設計好的生活，學著按別人替他整理好的思路思考。終其一生，他甚至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一次最簡單的表達。在那座早已失落的皇冠之下，一個曾經真實的靈魂遭到了無情的扼殺。
1995年初，一條很短的新聞報道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末代皇帝溥儀的骨灰在這一年的1月26日從八寶山遷葬至河北易縣一座由香港人投資興建的陵園。陵園緊靠著清西陵陵區。曾經有記載說，溥儀在繼位之初就在清西陵區內的旺隆村為自己選擇了陵址，並已經破土動工。但是溥儀的侄子毓嶦否認這些說法，因為當時混亂的局勢已經不可能讓紫禁城拿出如此巨大的財力和精力從事這項工作了。但不論如何，浪跡一生的溥儀終於回到了自己祖先們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