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些數字在慈禧本人看來並非大得無法想像，因為她本人日常的消費水平就一直維持在每天4萬兩白銀左右的標準上。但這些數字卻讓少見多怪的洋人們瞪大了眼睛，因為他們的計量標準是以軍艦為貨幣單位的——在那個年代裡，即使是最現代化的軍艦的造價也不過合50萬兩白銀一艘。
為慈禧生日慶典的巨額花費而吃驚的不只是洋人，還有正在遭受著切膚之痛的帝國。早在6年前，載湉就已經下令禁止海軍再購買新的軍艦，理由是帝國的財政「時艱款絀」。這是一個避重就輕的借口，它掩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帝國海軍的軍費此時實際上已經被挪作了修建頤和園的工程款。這項以犧牲帝國防衛為代價的工程其目的是為慈禧提供一個遊玩的場所，以替代被英法聯軍焚燬的圓明園。而這項的工程的負責人恰恰是載湉的親生父親，醇親王奕譞。
很難判斷奕譞如此大規模的修建頤和園的真實目的是否是為了自己兒子的政治前途，但是歷史的發展向我們每一個人證明，由他負責完成的這項工程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左右了帝國的未來。
奕譞在載湉成為皇帝後不久就主動辭去了一切行政職務，回到家中專注於自己的原本並不十分熱衷的書法和繪畫。他在自己的家中最顯眼的位置擺放了敧器以表示自己的謙卑。這個奇怪的器物據說只有在裝進一半水時才能保持平穩，否則就會發生傾覆。許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它只是中國善良人們的想像，然而不久前的一次文物展示會向我們證實，這個寓教於樂的擺設確有其物。顯然，奕譞這個曾經在辛酉政變中親手捉住肅順的滿洲青年比任何人都更早的明白了一個道理：在殺機四伏的紫禁城裡應付慈禧要比在刀光劍影的政變裡對壘政敵危險得多。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當長子被宣佈成為帝國皇位繼承人的時候，這位曾經血氣方剛的滿洲親王當場就昏死了過去。據曾經為載淳與載湉兩位皇帝擔任老師的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載，奕譞當時的失態甚至達到了在眾人上前摻扶時「掖之不能起」的地步。我們知道，這種由於全身肌肉痙攣而導致的癱軟現象通常只有在遭遇到巨大驚悸的時候才可能發生。
載湉需要承受的驚悸顯然要比這大許多，但此刻，需要用他的後半生和帝國未來歲月為代價的真正的恐怖還沒有開始。
恐怖開始於甲午戰爭後的談判。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新年剛過，奉命「避敵保船」的北洋水師在自己的大本營——威海衛全軍覆沒，艦隊裡最傑出的軍官在提督丁汝昌的帶領下集體自殺。艦隊的主力艦被拖到日本本土，停在一個海港的民用碼頭上作為日本漁船停泊時人員和貨物登岸用的「躉船」。這些流落異國的軍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被中國政府收回，距離甲午戰爭結束整整50年。
跟隨那些軍艦一同來到日本的還有一位中國老人，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帝國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的。這位老人就是當時帝國的直隸總督李鴻章。
李鴻章，這是一個迄今都令中國人沒齒不忘並且懷恨在心的名字。中國人對他的評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賊。讓有「東方俾斯麥」之稱的李鴻章得到這個評價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曾經熱心於洋務運動並創建了北洋水師，也不僅僅是因為他曾經利用洋人的僱傭軍鎮壓過太平天國，更不僅僅是因為他保守的戰略決策扼殺了北洋水師最後的生存機會。他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賣國賊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曾經簽署過帝國歷史上最大的兩筆戰爭賠款，《馬關條約》只是其中的第一筆，標的額為2億兩白銀和遼東半島與台灣的所有權，此外還有開放通商口岸以及承認朝鮮獨立等等苛刻的條件。
雖然後來在西方各國的干預下，日本被迫放棄了對遼東半島的要求，但帝國又為此付出了3000萬兩白銀的所謂「贖遼費」。而西方各國能夠在如此關鍵時刻出手援助帝國的原因，不外乎擔心日本出手過重會導致已經氣若游絲的帝國的崩潰，以及這個島國在東亞大陸擁有領土之後可能給他們帶來的麻煩。
不可否認，《馬關條約》的簽署扯去了帝國身上的最後一塊遮羞布，從此帝國將以赤裸裸的姿態接受洋人們的檢閱，而洋人們檢閱的眼神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更像是在欣賞一頭待宰的羔羊。
從後來歷史的發展看，《馬關條約》的簽署直接導致了另一筆，也是帝國最大一筆賠款的出現。這筆賠款的名稱叫「庚子賠款」，簽署於光緒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01年。從《馬關條約》到庚子賠款，短短6年時間裡帝國發生了一系列天翻地覆並且驚心動魄的變化，無論變化的過程還是變化的結果，都令後來關注這段歷史的中國人欲哭無淚。
讓我們回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春天。簽署完《馬關條約》後的李鴻章帶著滿身屈辱和因為日本極端愛國分子暗殺而留下的槍傷回到了帝國，迎接他的是國人撲面而來的最惡毒的辱罵。甚至連委任他前往日本參與談判的帝國政府也放棄了對他的支持。有人把這比喻成「臭襪子政治」，意思是襪子脫下來就需要丟得遠遠的，免得弄臭了自己。這是一個讓人拍案叫絕的比喻，只是人們都忘了，臭的難道不是腳嗎？
在所有曾經搜腸刮肚的尋找辱罵李鴻章的詞彙的人中間，一名廣東人很快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的名字叫康有為。
這時的康有為正在北京一個名叫南海會館的地方準備參加帝國的最高考試，並夢想著在考試後可以進入帝國的上層社會。然而帝國混亂的局勢讓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時局的關注上來，關注的結果令他痛心疾首。
也許鴉片戰爭的失利曾經激發過林則徐和魏源們學習西方的熱情，也許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利曾經激發過奕訢和李鴻章們學習西方的熱情，但都沒有甲午戰敗對帝國知識分子們產生的觸動那般巨大。帝國的知識分子們並不理解為什麼同樣奉行儒家倫理的日本可以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強大，但他們本能的感覺到，日本人走的是一條完全符合世界潮流的路。然而沒有人知道這條路究竟是什麼樣子，更沒有人知道這條路將通向何方，帝國的知識分子們直到從世界上最嚴苛的考試的考場裡走出來時，也從來沒有得到關於這方面知識的任何傳授。他們只能按照自己的想像，結合孔夫子的兩千年前創立的理論去尋找這條路。
康有為成為了這支尋路大軍的領頭人。在他的帶領下，帝國的知識分子在尋路過程中摔得頭破血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康有為聯合1300多名同他一樣等待發榜的考生給載湉寫了一封洋洋灑灑的長信，史稱「公車上書」。在這封後來讓他名揚天下的長信裡，康有為尖銳的指出了帝國目前面臨的種種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可能導致的各種災難性的後果，並且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四項主張。
歷數中國歷史上各種身份的人群，知識分子可能是其中最可愛、最執著，也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一支了。一名純正的知識分子可能會在生理上顯示出某種蒼老甚至垂死的症狀，但他的心理卻始終像嬰兒一般對整個世界充滿了不著邊際的幻想，以及因為這些幻想而產生的無可扼制的衝動。在他們的心目中，世界無異是罪惡的，但他們就是這個世界的救世主，是唯一可以提出解決一切問題方案的聖人，他們不可理喻的堅信，只要自己接手這個世界，他將在舉手之間讓它變得生機勃勃，萬世景仰。
顯然，帝國的知識分子們把政治想像得過於簡單，並且過於理想化了。
帝國的政治是一部用鮮血和屍骨堆砌而成的綿綿不絕的慘案。至今世界上仍無人可以否認「中國式的政治」這一詞彙所包含的各種深不可測的含義，那是西方世界和我們憧憬的法制社會裡永遠都不可能理解的天方夜譚。
後來讓康有為引以為豪的公車上書被帝國負責此事的官員毫不留情的拒絕了，困在紫禁城裡的載湉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在高聳的圍牆之外還曾經有這麼多人給他寫過信。而這份長達1.8萬字的長信其言辭之懇切，態度之真誠，用心之良苦，足以打動每一個仍然對這個國家抱有希望的人。
毋庸置疑，在帝國的農田間土生土長的康有為在公車上書時並不見得比帝國的官員們瞭解西方更多，或者說得更真實一些，他只是在靠著一腔熱情和異乎尋常的想像力在為渾渾噩噩中的帝國編織一個美麗的童話而已。從小都在受著儒家禮義廉恥和忠君愛國思想熏陶的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當時的機制下想讓停滯的帝國與西方世界接軌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為了能讓帝國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他甚至一度主張全國「移民巴西」，並把這個大膽而可笑的建議鄭重其事的報告給了李鴻章。康有為的解釋是：「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八百萬，若遷吾民往，可以為新中國。」而身為帝國外交第一人的李鴻章懶洋洋的答覆是，等和巴西人商量以後再說吧！
然而康有為的鍥而不捨終於成功的讓載湉知道了他的存在。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對於康有為和中國歷史而言，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載湉在經過了長久的猶豫和籌劃之後終於下令宣佈改革，帝國當時的術語把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稱為「變法」。5天之後，康有為終於見到了他畢生都時刻準備著為之奉獻生命的載湉。而這也是他們唯一的一次會面。
此時的康有為已經如願以償的成為了一位帝國官員，他在公車上書後不久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進士資格。他認為這不僅是國家對他學識的承認，更是對他政治抱負的肯定。雖然後來很多人認為康有為考中進士完全是因為考官把另一篇更出色的文章誤認為是他的作品而導致他僥倖過關，但不可否認，能在數百名全國頂尖級考生裡脫穎而出也絕非「僥倖」兩字所能完全概括。被康有為擠掉的那名考生是他的學生，名叫梁啟超。從這人後來長達幾千萬字的著述來看，他無疑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名奇才。然而這時，這名「奇才」正跟著他的老師作著完全不著邊際的夢。
就在康有為誠惶誠恐的跪到載湉面前的那個早晨，帝國的邊塞已經響起了淒厲的警笛聲。德國人在山東半島登陸，並且強行租借了膠州灣，租期99年。與此同時，俄國人進佔了遼東半島，法國人劃走了廣州灣水域，英國人接管了威海衛，美國人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在極短的時間裡，關係帝國命脈的地區裡有一半以上已經不再歸屬帝國的管轄了。而危險的是，帝國的海關早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初就被作為擔保物抵押給了洋人，以籌集條約所需要的相關於帝國四年財政收入的賠款。
事到如此，憂心重重的帝國不得不尋找一條求生之路了。
作為帝國求生之路的變法一共持續了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縱然這場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變法是由康有為設計，由載湉操作，但沒有人可以否認，這場變法的主角卻始終是沒有露面的慈禧。幾乎是在載湉變法詔書發表的同時，慈禧就向外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她宣佈，所有新任命的省級以上官員必須得到她的首肯。跟著，她把負責北京衛戍任務的直隸總督一職交給了自己最親信的大臣榮祿。這一舉措不僅意味著慈禧在提醒帝國和全世界她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更意味著她已經開始籌劃用自己的權威和權力對抗載湉的改革。
慈禧反對改革的原因在於它侵犯到了她的利益，說具體點，是沉迷於權力的她不願意享受無事可作的生活，她希望帝國按照她的意志運行，哪怕這種運行只是原地不動。然而當這場在躁動中爆發的改革讓曾經馴服的帝國完全脫離了她的控制，並如脫韁野馬般絕塵而去的時候，巨大的失落感讓慈禧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虛。她在空虛中作出了一個後來改變了億萬人命運的決定，她決定發動一場政變，就像37年前她發動「辛酉政變」時那樣。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她只能依靠她自己的力量了，因為不論是溫柔隨和而不失威嚴的慈安，還是思維縝密而不失果斷的奕訢，此時都已身處另一個世界——奕訢死於改革開始前的13天，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他的死亡啟動了載湉悲劇式的改革。
慈禧的政變進行得異常的順利，在載湉和康有為們明白過來之前，帝國的一切權力已經重新回到了慈禧的手中。
政變成功之後的慈禧把載湉禁錮在紫禁城旁的一個四面環水的小島上，並且下令在全國通緝康有為。雖然康有為在洋人們的幫助下最終和梁啟超一起躲過了追捕，並且從此開始了漫長而富裕的異域流亡生涯，但他留在北京的同志們卻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包括他的弟弟和學生在內的6人在經過了簡單的審判後被處以死刑，這些人被歷史稱為「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