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後來有人竭力把這場被稱為「戊戌政變」的慘案歸罪於一個名叫袁世凱的人關鍵時刻的告密，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此人在整個事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就連他的作案時間在經過詳細的考證之下也被認為存在著重大的瑕疵。事實上，即使那些滿懷憧憬的改革家們事先知道了自己所要面臨的一切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的手裡沒有任何可以對抗強權的東西，哪怕只是一柄小小的匕首。他們除了引頸受戮以外唯一能做的只有逃跑。
這並不是「袁世凱」這個後來對中國歷史影響巨大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史書裡，幾年前他曾經因為阻止過日本人對朝鮮王宮的入侵而蜚聲國內，然而戊戌政變裡他意外的出現讓他從此得到了陰謀家的稱呼。
讓袁世凱背上如此惡毒的罵名的人是康有為。不甘失敗的他既不願意承認自己政見的幼稚，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無能，於是在他向西方世界作出的侃侃而談裡，出現了袁世凱這樣的投機分子，出現了榮祿這樣的卑鄙小人，出現了載湉這樣壯志未酬的悲劇人物，也出現了他本人這樣壯志未酬的蓋世英雄。而這些小說般的情節居然贏得了洋人們的欣賞，並在他們熱烈的掌聲和飛灑的熱淚裡得以廣泛的傳播。為了驗證自己的說法，康有為甚至編造出了一份載湉的親筆血書，以此證明帝國此刻正在面臨的險境。
康有為讓洋人們相信，此時的載湉很可能已經遭到了慈禧暗殺，但事實上，這位可憐的君王只是失去了人身自由。雖然慈禧一度打算廢黜載湉，並且已經選出了在她看來合適的人選，但這個想法馬上就遭到了洋人們的一致反對。在洋人們看來，廢黜載湉無異是一個國際問題，而這將影響到他們在華的利益。他們說，他們將不承認載湉以外的任何人成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於是慈禧不得不暫時放棄了這個打算。而這正是把這場悲劇推向高潮的關鍵所在。
關於載湉在失去自由這段時間裡的落魄，尤其是生活待遇上的窘境，帝國的史書沒有作出任何記錄，反倒是來自民間的野史為我們繪聲繪色的描述了他遭遇的種種非人磨難。
有人說，載湉經常吃不飽飯，但突然一天，慈禧給他拿來了許多飯食，並逼迫他全部吃下，結果皇帝飽脹不堪；也有人說，載湉的窗戶沒有密封，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可以自由的穿行於這個不自由的中國男人的臥室；甚至有人自稱曾經給載湉治療過牙病，原因是慈禧在某次發怒之後把皇帝的牙齒打了下來。
種種離奇的說法如今已經無法一一得到證實了，唯一可信的是曾經有人聽載湉哀歎自己還不如東漢最後一位皇帝的遭遇，而那位皇帝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同樣沒有得到應有的尊嚴和自由。
於是就發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載湉從此迷上了修鐘錶。
載湉在等待自己自由的那一刻。
然而此時的帝國已經等不到那一刻了。就在載湉被送上小島的那一刻，早已被貧窮和飢餓折磨得忍無可忍的帝國農民們終於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為帝國尋找出路。與知識分子們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他們的行動發源於基層，並且逐漸蔓延到了帝國的上層社會，最終引發了一場至今仍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結論的國際糾紛。
若干年後，有人把這場由帝國農民發起的運動稱為「反帝反封建」的義舉，但不可否認，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充斥著極富帝國特色的愚昧和野蠻。而這種愚昧和野蠻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個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巨大慣性在這個歷史轉折期遭受撕裂般痛苦的必然結果。
帝國農民的行動首先爆發於山東，因為這裡正是帝國民眾與洋人矛盾最深的地區。
山東位於北京的東南方，緊臨直隸，京杭大運河由南至北橫貫這個省份。作為孔夫子的故鄉和黃河的入海口，這裡自古以來就盛產兩種看上去水火不容的東西：文雅的書生和蠻橫的強盜。19世紀末，輪船開始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帝國的河道裡時，剝奪了這片土地上向來以船務為生的人們的生計。巨大的生存壓力讓他們不由自主的用仇恨的目光注視著那群長著貓一般眼睛的洋人們。帝國民眾與洋人之間的矛盾一觸及發。
雙方矛盾的主要分歧首先表現在對待宗教的不同看法上。
雖然從洋人們在踏上帝國的土地之初就驚喜的發現，無論多麼荒僻的村莊，村頭都會立著一座供奉神靈的廟宇，無論多麼貧困的民宅，屋角都會擺著一個燭火閃閃的神龕。洋人們興高采烈的認為，這一定是一個對神靈抱有虔誠之心的民族。然而洋人們很快就失望的發現，中國人是世界上對神祇最蔑視，也是認識最混亂的民族，這個民族甚至無法向外界提供一個系統的神靈世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神靈充斥於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每家的爐灶裡也有神靈的存在。尤其令相信只有上帝存在的洋人們無法接受的是，在中國的民間，人們最敬畏的神靈竟是那些小型的野生動物，比如狐狸、刺蝟、黃鼬以及蛇。偶爾洋人們會在某棵參天的大樹上看到中國人掛上去的柳枝般的紅布條，中國人對此的解釋是，這棵古樹已經「成精了」。
中國人對神靈的蔑視體現在對神靈狡獪的欺騙上：在爆發災荒的歲月裡，中國人會集體提前慶祝新年的到來，據說這會讓正在散播災禍的瘟神意外的發現原來是自己算錯了時間，並頗為尷尬的匆匆離去；而另一個至今仍在中國頗為風行的作法是，由於相信男孩子的生命力比女孩子脆弱得多，那些衛生條件相對較差的中國家庭通常會為男孩子取一個女性化的名字，甚至是某種骯髒的生物的名字，中國人對此舉的通行解釋是，這樣可以減少神靈剝奪孩子生命的興趣。事實上，任何神靈在中國人看來都僅僅只是為自己提供更優質生活的服務員，如果這個願望得不到滿足，中國人可以輕易放棄對神靈應有的尊重與禮儀。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乾旱時節，屆時農民們會抬著用粘土製成的神像祈雨，可一旦他們發現旱情仍在持續，神像就在群情激昂中被砸得粉碎。中國人對此有一句精闢的諺語：「敬神如神在，不敬是堆泥塊。」
在這種情形下，洋人們甚至無法分清中國人信仰的究竟是有神論、泛神論，還是無神論。
其實，擁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也存在宗教，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曾經也是舶來品的佛教和誕生於中國本土的道教。大約在兩千年前，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在與當地文化結合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理論，最終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可。而幾乎與此同時，道教也從一種政治理論演變成為了一種宗教，並且開始了與佛教漫長而艱苦的生存之爭。然而對於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帝國農民而言，這種宗教之爭完全與他們生活無關，這也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從來沒有因為宗教問題發生過戰爭的原因。但是當基督教出現在中國的國土上時，這種情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為按照基督教的教義，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人類都是上帝的罪人，包括在中國人看來至高無上的皇帝。
在帝國垂垂老矣的這個世紀之末，帝國基層的鄉村不僅要應對西方工業文明入侵對自然經濟的衝擊，更要面臨基督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當兩者同時闖入中國人平靜的生活時，中國人對宗教混亂的認識與洋人們嚴謹的理論之間的衝突終於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衝突的結果是越來越多傳教士丟掉了他們的教堂和生命。帝國的官方文件把這些令人遺憾的事件稱為「教難」。在那個悲劇頻發的年代裡，這一生僻的詞彙頻頻出現發往紫禁城的機密文件裡，直到把垂死的帝國推到整個悲劇的最高潮。
當19世紀行進到接近尾聲的時候，散居在帝國各地的洋人們得到了一個讓他們心驚肉跳的消息：一支由普通農民自發組成的民間組織「義和拳」正在帝國廣袤的土地上迅速成長，他們公開宣稱要「反清滅洋」，並且已經在某些地區付諸行動。倉皇的洋人們面面相覷，他們本能的預感到，一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即將發生。洋人們通過外交照會向帝國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希望帝國可以採取某些預防性措施。洋人們的擔心影響到了某些帝國官員，然而就在他們還在為這個組織大逆不道的口號煞費苦心的時候，遠在北京的慈禧卻看出了這裡醞釀的巨大的機遇。她要利用這個組織報復洋人反對她廢黜載湉的主張。很快，這支散落在帝國北方荒野上的組織成為了帝國軍隊的一部分，並且改名為「義和團」，相應的，它的宗旨也變成了「扶清滅洋」。慈禧給義和團佈置了明確而簡單的作戰任務，專職消滅洋人。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天，義和團的旗幟出現在了帝國首都的街道上。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在山東和直隸拆毀了幾百公里長的鐵路和數以千計的電線桿。在他們看來，洋人帶給這個國家的一切都是罪惡的，而去除這些罪惡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直到這時，這支武裝仍然沒有確立起一個領導者，而它的作戰方式也完全不符合一支正規武裝所應該具備的一切。
按照相關資料以及目擊者的描述，義和團的作戰方式看起來與其說是準備去浴血廝殺，倒不如說更像是在參加一場帝國鄉村的社戲。他們穿著斑斕的戲裝，戴著離奇的臉譜，高舉著紅通通的燈籠，揮舞著五花八門的冷兵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們每一個人的嘴裡唸唸有辭，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將用一種神秘的咒語召喚來所有和他們一樣仇視洋人的神靈。
毫無疑問，這種略帶心理暗示的召魂術只是帝國民間巫術中的一種，但是義和團卻在那個激情四溢的年代裡把它結合了中華武術裡的硬氣功，進而演繹成了一場活生生的神話。曾經有人親眼看到自稱神靈附體的義和團團民面對火槍的轟擊和鋼刀的砍剁巋然不動，這讓義和團的聲名瞬間在帝國上下得到了廣泛的承認。事實上，這種表演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某些文藝節目中時常一見。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刀槍不入」的表演只適用於帝國鄉村作坊裡產生的劣制火藥。而當有人用一支伯朗寧手槍興味盎然的朝一名正在表演的義和團員開火時，這名表演者還沒有來得及哼一聲就栽倒在了他曾經熾愛的土地上。
然而狂熱中的帝國已經沒有心情靜靜的思考這一切了，這個古老的國度在自己的耄耋之年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同異國的來復槍和迫擊炮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殺。
帝國的搏殺過程極其慘烈，以至於各種來自於中國人和外國人的記述都無一例外的記錄下了這樣的場景：成千上萬的義和團民排山倒海般的撲向了自己的敵人，沒有匐匍，沒有規避，甚至沒有眨一下眼睛。有親歷過這場戰爭的洋人們說，當他們看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義和團向他們衝過來的時候，那情景彷彿「是這個民族在某種危機的時刻進行的殉葬般的儀式。」
這是一件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永遠都難以置信的事情，甚至同樣身為中國人的我們也全然無法確切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然而這場戰鬥所導致的結果卻是整個民族的刻骨銘心，那就是「庚子國變」。
事實上，「庚子國變」是一個專業的歷史名詞，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仍然更喜歡使用約定俗成的名字來稱呼這場戰爭：八國聯軍侵華。
今天，中國課堂裡仍然堅持把中國史與世界史分開來講，這就使許多學生在無意間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整個歐洲都在緊張的籌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為什麼同盟國和協約國的雙方會突然組織起一支25000人的聯合遠征軍，對遙遠的遠東發動一場意義不大的戰爭！我們的歷史課本上說，這場戰爭源於帝國主義新一輪的侵華熱潮。但真正的事實是，這場戰爭從國際法的角度而言，是帝國率先挑起了事端。
這個事端就是義和團進攻了洋人們設在北京的教堂和使館區，並且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德和日本書記生杉山。在此期間，儘管有包括載湉在內的許多人反對，甚至帝國的南方諸省的官員集體拒絕執行來自北京的命令，慈禧仍然堅持著在五月二十五日代表帝國發佈了宣戰詔書。
這大約是一篇我們能夠找到的全世界最奇特、最與眾不同的宣戰書了。在充滿了中國詩歌韻味的古色古香的文字裡，一個帝國在面對污辱與踐踏時所能夠表現的最大限度的義憤填膺與慷慨激昂被渲染得淋漓盡致。然而這份宣戰書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對自己對手的稱謂並沒有使用中國人慣常使用的蔑視性第二人稱「爾」，而是使用了極為罕見的第三人稱「彼」。沒有人知道帝國所謂的「彼」究竟包含哪些範圍，從漢語的字面理解應該是除了自己以外的全部。這意味著，在公元19世紀的最後一年，仍在遭受災荒和瘟疫折磨的帝國準備憑借北京一座城市發動一場針對全世界的戰爭。
有幸在這場奇特戰爭中與帝國為敵的有11個國家。他們被捲入戰爭的唯一理由是他們在北京建有自己的使館，並駐有自己的僑民。而這些恰好是帝國唯一能夠找到的攻擊目標。
義和團攻打使館的戰鬥一共持續了60多天，其間所有與洋人有關的事物和人通通遭到了殘忍的對待，甚至戴眼鏡和穿西裝也被當成了一種極其惡劣的罪行。然而在斷糧斷水中艱難度日的外國使館卻依然控制在洋人的手中。發生這種不可思議的結果的原因至今仍然眾說紛紜，而其中最流行的一種是，宣戰之後的慈禧仍然在為使館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而這更加劇了這場悲劇展現給我們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