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官：是的，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過還是有人自覺自願地在努力，甚至在您統治的時期內就有。
萬曆：我想您是在說海瑞。
老官：是的。
萬曆：海瑞的確是耗盡了自己畢生的能量，試圖接近那條理想中的道德標線，但他最終距離那個目標依然遙不可及。可即使是這樣，他的行為依然給我們的那個時代帶來了巨大的麻煩。為此，他險些被我的祖父砍了頭。不過他終究還是活了下來。在我繼位之初，張居正曾經把他當成一個道德上的楷模推薦給我，但很快我也因為他而吃盡了苦頭。幸運的是，他終於死掉了，這讓我們每個人都長出了一口氣。
老官：由此可見，缺乏法律的約束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整個社會的世界觀都因此而變得近乎變態。
萬曆：的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我控制著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掌握著規模龐大的軍隊和特務機構，同時我還擁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神權，但事實上，我同中國歷朝歷代的所有皇帝一樣，只是紫禁城裡一個享受著超豪華待遇的囚徒，一個被粉刷乾淨的泥胎木偶。
老官：因此有人說，朱先生及其家族所統治的那個中國其實就像一具木乃伊，它週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但是，它體內的血液循環已經停止。
盧梭：這實在太令人感到遺憾了。不過，很抱歉，我剛才有一句話聽得不是很明白。您說您是上天的兒子，可我記的主持人曾經介紹過，您的父親名叫朱載垕。
老官：這個問題由我來負責解釋一下吧！作為人類最早產生文明的國度之一，中國文明在它的幼年時期同其他文明一樣對超自然的主宰神充滿了敬意，進而認為人間的一切事情都是由這位主宰神安排的，這個主宰神就是所謂的「上天」。建立於公元前18世紀的殷商王朝率先提出「我生不有命在天」的神意歷史觀，認為地上的君王作為統治者統治萬民，這是受命於上天的，是上天賦予了君王統治百姓的權力，王權是天意的產物。在這之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自稱「上天的兒子」，也就是「天子」，這既是對君主人格神秘化的政治宣傳，又是確保統治穩定的理論依據。
萬曆：所以我家族歷代皇帝的謚號都是以「天道」二字開頭。比如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以及我的父親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等等。
盧梭：聽了這些解釋我就明白多了。事實上，類似的聲音我在歐洲也聽到過一些，比如太陽王路易十四所作的那樣。不過，坦率地說，我完全不贊同這種觀點。
萬曆：是嗎？那您能否為我解釋一下您的思想呢！說實話，除了「天命所歸」之外，我還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別的解釋王權的思想存在呢！
盧梭：我認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這是天賦的權利。國家則是自由的人民自由結合的產物，是社會的共同力量相結合的一種形式，而這種形式，應該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既然國家是人們協商的結果，人民就有權利掌握國家政權，法律應是社會成員共同意志的體現，政府只不過是這種共同意志的執行者。為了防止行政權以私人的意志篡改人民的意志，人民必須定期召開大會進行監督。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強力所剝奪，人民便有起來革命的權利，可以用強力奪回自己的自由。人類得救的唯一希望，在於民眾的共同意志永遠是對，並建立民主政治來表達推行這個意志。
老官：朱翊鈞先生，您是否贊同盧梭先生的觀點呢？
萬曆：對不起，我完全聽不懂盧梭先生在說些什麼。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完全不能接受盧梭先生提倡的觀點，更無法接受「人民便有起來革命的權利」這樣荒誕的理論。在我看來，這樣的理論在現實裡是完全行不通的。就拿我的家族來說。元朝末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我太祖高皇帝以區區鳳陽一介貧農之身，三十年中率大軍蕩平宇內，最後榮登大寶，建立起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最富庶的帝國。我成祖文皇帝先後五次北征蒙古，派遣三寶太監七下西洋，巨大的船隊一直跨過浩瀚的印度洋，由他下令編修的《永樂大典》堪稱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我的其他祖先也同樣建有豐功偉業。毫無疑問，這一切是靠他們的英明神武和上天的眷顧才得以實現，怎麼可能是區區草民們的功勞呢！
盧梭：對於朱先生祖先們創業時的艱辛，我完全相信朱先生所說的都是事實，但我認為在談論國家權力這個話題時，我們應該更加重視一個良好的政府所產生的活力，而不只是看到一個廣闊的領土所提供的富源。所以朱先生的理論無異於是在說，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領，首領保護他們就是為了吃掉他們。
萬曆：我還是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認為，即使我拒絕履行自己的職責，這個國家也仍然在按照它自己的步調運行著，正如它在現實中表現出來的那樣。不過我得說，如果盧梭先生生活在我統治下的中國，一定會被我當成異端砍下腦袋的。
盧梭：是的。對此我毫不懷疑。同樣，如果朱先生生活在我那個時代的法國，一定會促使法國大革命來得更早一些。
老官：對不起，我必須打斷兩位一下。因為我們今天節目結束的時間就要到了。在此，我想問一下兩位，畢竟兩位之間存在著近一個半世紀的年齡差距，請問，兩位認為這種年齡差距對於今天的談話來說，是否造成了某種不便？
盧梭：我必須承認我和朱先生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上都存在差異，尤其是在國家權力來源這個問題上。這種差異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我們各自所處的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程度，但我要強調的是，時間對於這種差異的產生並沒我們想像的那麼顯著。事實上，據我所知，那些生活在朱先生出生前幾個世紀的中國人，以及那些比我還要晚出生幾百年的中國人，他們在思想的許多方面都跟朱先生有著驚人的神似之處。可以這麼說，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中國人，至少在思想領域和思維方式上，已經有十幾個世紀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了。正如我們屢屢聽說的那樣：「在中國，所有事情一經形成就意味著亙古不變。」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完全感受不到時間在我和以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人之間發生的作用。
老官：這可真是個有趣的結論。那麼朱翊鈞先生，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待？
萬曆：我基本上同意盧梭先生的看法。但是我認為，這種穩定正是中國文化生命力強大的特徵之一，正因為如此，中國文化才能成歷經數千年風雨沖刷而巋然不動。我相信，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仍將面對我生活的那個年代裡每個人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當然，他們還必須面對來自於外面世界新思想和新思維方式的衝擊。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在兩者之間找到契合點，我希望他們能夠找到，但我得說，這其實很難。
老官：好的，兩位嘉賓，各位現場的朋友，我們今天的節目到此結束，謝謝大家。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