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是的，主持人已經說清了事情的整個過程。從表面上看，我對我的臣民們擁有絕對的權威。如果我想罷黜他們中的某一個，或者剝奪他們的財產時，我完全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釋，我的權威之大，就連受害者本人也不認為他們有權利得到這樣一個解釋，即使這個人位極人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整個大明帝國的疆域內，所有東西都是我的，我可以為所欲為。正如幾千年來一直流傳的那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這僅僅只是表面現象。實際的情況是，我必須面對另一個麻煩，那就是文臣們的聲譽。事實上他們極端重視他們的聲譽，而這恰恰成了他們挑戰我的權威的強有力的動力。他們渴望激怒我，讓我看上去更像是一個暴君，這樣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自己安放到賢臣明士的位置上，如果在此期間他們遭受了我的某種懲罰的話就更妙了。
盧梭：我開始有些理解朱先生的處境了。
老官：按照朱翊鈞先生的解釋，我們是否可以這麼理解，大臣們之所以如此堅決地反對朱翊鈞先生立朱常洵為自己的皇儲，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真正出於對國家的關心，而是出於對自己私慾的追逐！
萬曆：是的，的確是這樣。事實上，在整個「國本之爭」期間，我的皇宮外每天都聚集著大批利慾熏心的大臣，他們懷揣著措辭激烈的奏章，以挑釁和傷害為唯一的手段，為的只是讓自己名垂青史。這讓我很為難。我既沒法堅持我的本意，也不願意向大臣們妥協，更沒法懲處他們。所以我唯一能選擇的辦法就是逃避。
盧梭：可是您竟然逃避了30年！對於一個君主來說，這是不是有點太長了？
萬曆：我不這麼認為。畢竟整個國家都是我家族的私有財產，我有權決定採取什麼樣的方式管理它，也有權決定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處置它。
盧梭：如果我沒有理解錯，您所說的「處置」裡應該還包括了「毀滅」。
萬曆：可以這麼說。
老官：既然是這樣，那也就無怪乎大臣們會以私慾為唯一的目的，而把整個國家的利益都拋諸腦後了。盧梭先生，您對此有何高見？
盧梭：瞧瞧，我之前都說過什麼：在君主政體下，一切誠然向著同一的目的進行，但這目的決不是以謀求公眾的幸福為目的的，甚至行政力量也常常顯得它自己是有損於國家的。朱先生和他的大臣們顯然就是在從事著這樣一種行為。
老官：這算得上是一句比較尖刻的話了。
萬曆：不，不，我得說，盧梭先生的語言並不比我的大臣們更為尖刻。
老官：是嗎？難道還有比這更尖刻的話？
萬曆：盧梭先生剛才的話還僅僅只是指責我對待工作的態度，而我當年必須面對的一些批評卻直接攻擊了我的生活，而且堪稱惡毒。
盧梭：是嗎？我開始有些好奇了。能告訴我他們說了些什麼嗎？
萬曆：很抱歉，盧梭先生，我實在沒有辦法滿足您的好奇心，但我必須承認，他們所說的其實都是有一定根據的。當然，我還是要感謝您在這個問題上對我的理解，真的。
老官：好吧！我們必須理解朱翊鈞先生的心情。畢竟這種事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令人尷尬的回憶，尤其是他還是一位君主。不過，為了不讓盧梭先生存有太多的疑惑，我可以粗略地透露一些。當然，我要說的不是朱翊鈞先生當年直面的那些指責，因為這樣做還是會讓朱先生感到難堪。我想說的是在朱翊鈞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很久以後，準確的說，那時候盧梭先生已經完成了《新記普法》的寫作，即將起身前往巴黎。
盧梭：那可的確是夠久的了。
老官：是的，就在這個時候，在朱翊鈞先生曾經生活過的土地上，另一本巨著也剛剛完成。那是一部史書，一部歷經了近一個世紀時間，在幾代人的嘔心瀝血中完成的史書。書的名字叫《明史》，它用了336卷的篇幅詳細記錄了朱翊鈞先生家族統治下的中國。其中對朱翊鈞先生的工作，書中使用了這樣評語：「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並且說，這得到了整個社會的共識。
萬曆：感謝主持人讓我知道了這些。我想恐怕沒有什麼比指責一個國君顛覆了自己的國家更讓人懊惱的了。但是相比較我生前閱讀過的那些攻擊我的奏章，我得說，這仍然相對溫和一些。
盧梭：說到這我必須得再問一句。這些都是真的嗎？說實話，我不太相信一個至高無上的君主會容忍臣下對自己如此肆無忌憚的攻擊。
老官：我想盧梭先生恐怕又陷入由東西方文化的隔閡所產生的理解障礙了。讓我再來解釋一下。我前面介紹過了，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下，皇帝的私生活屬於整個國家，皇帝擁有整個世界，卻唯獨不擁有私人生活。這恐怕有些讓人難以理解，但事實的確如此。朱翊鈞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帝國的檔案機構甚至連您的性生活也詳細地記錄在案。
萬曆：雖然說來有些尷尬，但事實的確是這樣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年我臨幸常洛的母親時就是這樣的。那時候她是我母親的侍女，而我是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年輕皇帝，你們能想像得到，在那種情況下，有很多事情我還完全沒有學會應該如何控制。我從小受到的教育以及我母親的嚴厲讓我在完事之後起身就跑，甚至沒有賞賜她一個小小的荷包。但我母親還是很快就察覺了這一切，因為她懷孕了，而我必須面對我母親的質詢。雖然我是皇帝，可那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愛她，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撒謊。但是很不幸，我的母親命人取來了《內起居注》，那上面，那上面……你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換成誰都是沒法繼續抵賴的。
盧梭：這可真是個糟糕透頂的制度。我曾經說過：「放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甚至就是放棄自己的義務。」就朱先生的遭遇來看，他遇到的情況似乎比我斷言的更糟。
萬曆：這種事情可不是我能夠決定的，在我所處的那個時代，中國文化是建立在一整套由倫理道德構成的思想體系的基礎之上的，這套體系要求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套用儒家經典上的話來說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們說，如果不這樣整個世界就會陷入混亂。而我，皇帝，上天的兒子，我的一言一行都將被解釋為上天的意志，同樣，上天的任何災異變化也都將被解釋為我的道德上的缺失。因此，我必須在道德保持著高度的自我約束，並且把這種約束作為一種榜樣傳達給我的臣民。
老官：對不起，我插一句。儘管如此，但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缺乏對違反道德約束的制約機制，尤其是對皇帝違反道德違約的制約機制，所以從來就沒有人達到過這種苦行僧一般的道德聖境。甚至恰恰相反，中國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在努力逃避著這種生活，並且竭力阻止別人過這種生活。
萬曆：這個……很抱歉，在我學過的知識裡好像從來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專門解釋。張居正、馮保和我的母親曾經嘗試過讓我接近這一高度，但當他們去世之後，這種敦促就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