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古老的中華帝國開始在君主集權中走向僵滯和畸型，並進而孕育出了一種近乎變態的用人體制：可以使貪、使愚、使庸、使勇，就是不能容忍不忠的行為，即使這種所謂的「不忠」只是皇帝的個人臆想。與之相比，兩千年前蕭何用欺壓百姓的方式打消劉邦的猜忌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和風細雨了。
對此，康熙皇帝曾經這樣說過：「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為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以為清，乃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得一一問其所以來耶？」雖然是在談論清官，但說到貪瀆，話裡話外竟透著說不清的曖昧。言下之意，只要不太過分，皇帝本人對貪污行為是持默認，乃至放縱態度的。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和珅何以靠不正當手段累積起巨額家產，卻依然穩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長達數十年之久——和珅就是乾隆手下那條最最乖巧的狗，他拿的那點錢財不過是他忠於皇帝的一點勞務補助。
然而，和珅終究還是觸動了皇權的根本所在。
乾隆晚年，記憶力下降，連吃沒吃飯有時都記不清，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掉了，早上的命令下午就改變了，後來連說話也含混不清，除了和珅之外誰也聽不懂。於是，在乾隆的認可下，和珅開始代乾隆贊襄軍國大事，並以乾隆傳聲筒和代言人的身份凌駕於朝堂之上。從某種意義上講，此時的他已經完成了實際的對皇權的分割。雖然或許在乾隆看來，和珅不過是自己豢養的一隻寵物，一個清朝宮廷版的狐假虎威情景再現，只要乾隆願意，他可以隨時收回下放的權力。但對於其他人而言，此時和珅卻是一頭足以吞噬一切的龐然巨獸。例如和珅曾在退朝後喃喃自語：「老佛爺（指乾隆）今天很不高興，要打某皇子幾十板子。」便把皇子們嚇得魂飛魄散，趕緊向和珅行賄，求他在乾隆面前幫助化解。而他屢次代乾隆擬詔的行為，甚至將奏折制度改為一式兩份，副本交軍機處備案，更是為後來的皇帝嘉慶所不容。要知道，這些權力向來為皇帝一人把持，正如康熙當年說的那樣：「此權豈肯假諸人乎！」
其實和珅的倒台早在乾隆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被外人所洞悉。例如前面提到的皇十七子永璘在承認「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頂上」，宣佈退出儲位競爭之後，便坦誠自己唯一的奢望便是哪位兄弟當上皇帝後「將和珅邸第賜居」。
永璘果然如願以償。
在處理完了和珅之後，嘉慶當真把什剎海旁的和珅府邸賜給了永璘，並封永璘為慶親王。在和珅死去21年之後，永璘的後人綿愍向嘉慶報告說自己家裡有毗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銅路鐙三十六對。這都是皇帝御用之物，其中毗盧帽門口便是在紫禁城裡也只有兩處，其他人——包括王公貴族——也絕對不可以擁有，否則就構成譖越大罪。然而嘉慶的回答是：這宅子本是和珅舊宅，這些東西都是和珅私自置辦的，王公大臣們今後不要再犯這種錯誤就可以了。如此明顯的罪狀居然並沒有出現在和珅的二十大罪狀裡，而且在這21年裡，嘉慶曾經幾次駕臨慶親王府，居然完全沒有注意到這裡竟還藏著近百件僭越之物。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從而也從另一個方面再次證明，和珅判決裡的所謂二十大罪狀絕非嘉慶要置他於死地的真正原因。
和珅敗於中國帝制下君權與相權的最後一次衝突，而且敗得片甲無存。
事實上，在歷經了大清帝國四代君主一個半世紀的殫精竭慮和艱難探索後，中華帝制下的君權已經被改造成了一種幾乎無懈可擊的制度。這種制度傑出的設想與天才的實踐使得帝國疆域裡的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的成為了它的依附品。當君權的擁有者需要對他的臣民作出關乎他們財產、家庭、事業，乃至生命的決定的時候，他手中的權力本身就決定了他不需要為此耗費太多的精力，甚至不需要給出足夠的理由。可以說，任何人——即使他的才智或者健康都不足以保證他勝任自己的工作——只要他得到了這個權力，其他人都只能無條件的臣服於他的腳下，屈從於他無與倫比的權威。這種情形，將在中華帝制其後那些暮氣沉沉的歲月裡被越來越清晰的展現在我們面前。
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誰，只要他擁有了帝國制度下的皇權，他就可以輕而易舉的除掉和珅，即使是平庸的嘉慶；換言之，無論是誰，只要他身處帝國的皇權制度之下，他就仍然可以被輕而易舉的除掉，即使貴為這個國家的「二皇帝」。
《對話萬曆與盧梭》
老官：各位好，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跨越時空的對話》節目。在這裡，您將聽到現實裡聽不到的聲音。我是主持人老官。
眾所周知，國家權力作為一種政治權力，是伴隨著人類階級社會的產生而普遍存在、並對人們生產和生活有著重要影響的一種社會現象。但是它來源於何方，它因何而存在，它如何運行，並將對我們的生活乃至於未來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所有這些，自古以來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困擾著東西方諸多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法學家。今天，我們為大家請來了兩位嘉賓，我想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話，或許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別樣的啟示。
下面我來介紹一下兩位嘉賓，一位是坐在我左邊的中國大明王朝的第13位皇帝朱翊鈞先生，另一位是坐在我右邊的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先生。
萬曆：大家好，主持人好，盧梭先生好。
盧梭：大家好，主持人好，朱先生好。
老官：兩位嘉賓好。在邀請二位參加今天的節目之前，我翻閱了一些關於二位的背景資料。在這裡，我想向大家做一下簡單的介紹，相信這種介紹會為大家對我們請兩位來參加我們節目的意圖有更深一步的瞭解。盧梭先生於1712年出生在日內瓦的一個鐘錶匠家庭，幼年一度到處流浪，在他30歲的時候，他來到巴黎求取功名，從而結識了孔狄亞克、狄德巴等一批思想家。在他們的影響下，盧梭先生開始進行學術研究，並在其後創作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以及《懺悔錄》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許多獨特和驚世駭俗的觀點，這些觀點為隨後爆發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著名的法國國家格言「自由、平等、博愛」便來自《社會契約論》。
盧梭：我想可以這麼說。
老官：朱翊鈞先生出生於1563年，是明朝第12位皇帝朱載垕的第三個兒子，5歲被立為皇太子，9歲繼位成為皇帝，年號萬曆。朱翊鈞先生在位時間長達48年，是明朝在位時候最長的一位皇帝，在此期間，朱翊鈞先生獨自管理並掌控著這個人口超過一億、面積超過300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帝國，並將他的聲望遠播到包括日本、朝鮮、安南在內的亞洲各地，甚至遠達歐洲。
萬曆：是這樣的。
老官：我在查閱資料的時候還注意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相比於盧梭先生單一的稱呼，朱翊鈞先生的稱呼似乎多得有些離譜，明神宗、顯皇帝、萬曆皇帝、朱翊鈞……或者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上」，以至於我有時候完全不知道某段史料裡記載的那個人是否是朱翊鈞先生本人。
萬曆：是的。萬曆是我的年號。我真正的名字叫朱翊鈞，但在我成為皇帝之後這個名字就再也沒有人叫過了，包括我的母親。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這個名字才可以重新使用，那就是在神聖的祭祀儀式上，每當這時，我都會在寫給上天的表文裡恭恭敬敬地簽上我的名字：臣朱翊鈞。除此之外，當我活著的時候，所有人都稱呼我為皇上，或者陛下，而我死後，他們稱呼我為神宗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老官：這可真是一個拗口的稱呼，恐怕我必須得把它寫下來才能記住。
萬曆：（微笑）這是我的廟號和謚號，是我的孫子為我擬上的。
老官：您的孫子？我想您說的是明熹宗朱由校，就是那個擅長做木工活的天啟皇帝。
萬曆：是的。照理說，我的廟號和謚號應該由我的兒子明光宗朱常洛負責完成，但是很不幸，常洛僅僅比我多活了一個月時間，還有很多工作他都沒有來得及開展。至於由校，我對那個孩子還有印象。我記的在萬曆四十三年的時候，我曾經在慈寧宮召見過他一次，當時還有他的父親和他的弟弟由檢。當時有人闖進了太子居住的宮殿試圖行刺，很多人認為這是受了鄭貴妃的指使，我為了平息這種聲音，特意在我母親當年居住過的地方舉行了這次召見活動。
老官：您提到了萬曆四十三年的那次慈寧宮召見，那可是大明王朝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召見啊！
萬曆：那是因為它是大明王朝歷史上唯一一次同時有四位皇帝出現的場面。
老官：恐怕不僅僅是這麼簡單。據我瞭解，那也是您在長達近30年的罷工之後的首次公開亮相。您的許多高級官員甚至是在那一天才第一次見到您本人。而且我認為，如果沒有發生那場著名的針對太子朱常洛的「梃擊案」，您恐怕還要繼續隱居下去，並且任由您的國家和權力一道在閒置中腐爛。
萬曆：這個……我們就不要繼續探討下去了吧！
老官：盧梭先生，請問您對朱翊鈞先生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拒絕履行自己職務的行為有何看法？
盧梭：對不起，我對這個事情不是很瞭解。
老官：那麼，我想有必要在這裡把事情的起因和經歷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可以嗎，朱翊鈞先生？
萬曆：可以。為什麼不呢！我們今天來這兒不就是為了討論這些的嗎？
老官：好的，謝謝您，朱翊鈞先生。事情的起因在於朱翊鈞先生愛上了他的一個妃子……
盧梭：十歲時被點心、二十歲被戀人、三十歲被快樂、四十歲被野心、五十歲被貪婪所俘虜。人，到什麼時候才能追求睿智呢？
老官：對不起，盧梭先生，請讓我把話講完，朱翊鈞先生接下來面對的事情可能跟您的經驗有一些不同。首先，朱翊鈞先生作為皇帝，可以合法地擁有多名配偶，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到，那就是皇帝不可以擁有愛情。因為對於中國的傳統政治而言，皇帝的私生活屬於整個國家，包括愛情、婚姻，甚至包括他每天穿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樣的飯菜。皇帝的愛必須是博大的，於紫禁城內應惠及每個嬪妃，於紫禁城外應惠及每個臣民，如果他陷入對某個女人的迷戀不能自拔，整個帝國就面臨危險了。而更糟糕的是，朱翊鈞先生和這個女人，史書上稱她為鄭貴妃，還生下了一個孩子，取名朱常洵。
盧梭：孩子的確是個麻煩，他們將妨礙我們對自由的享受，對此我能理解。我先後生過五個孩子，但我把他們全部送到孤兒院去了。
老官：不，不，盧梭先生，朱翊鈞先生可沒有遺棄他的兒子——呃，我的意思是說，他沒有遺棄他的這個兒子。
盧梭：那他遺棄了別的兒子？
老官：這個……朱翊鈞先生，您認為怎麼表達更合適呢？
萬曆：是的，可以這麼說，我遺棄了我的另一個兒子，朱常洛。
盧梭：您是說，您遺棄了您的皇位繼承人？
萬曆：是的。當然，我並沒有把他丟到孤兒院去，只是為他找了一座單獨的宮殿。
老官：但您必須承認，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盧梭：為什麼？
萬曆：這個很難用幾句話解釋，簡單點說，我更希望常洵成為我的繼承人。
盧梭：我明白了。但我不知道這跟您長達近30年的罷工有什麼關係。
萬曆：這個……一定需要由我本人來說明嗎？
老官：我想還是由我來解釋比較合適。首先，朱翊鈞先生的決定遭到了全體文臣的反對。在文臣們看來，帝國的皇位必須由朱常洛來繼承，唯一的理由是因為他是長子，在皇后無子的情況下他是當然的皇儲人選。這是制度，而這種制度幾千年來一直中國歷代君王嚴格地奉行著。據設計這個制度的聖人說，如果不這樣，整個世界就會陷入混亂。我想面對來頭如此之大的理論，任何人，包括朱翊鈞先生，都不得不做出慎重考慮。
萬曆：的確是這樣。
老官：而正是因為如此，帝國的文臣們有理由相信自己正在從事的是一項極為神聖並且義不容辭的事業。因此，即使面對至高無上的中國皇權，他們也在所不惜，義無反顧。而朱翊鈞先生，一方面，他的懦弱決定了他並不可能像他那些偉大而剛毅的祖先那樣，採用血腥方式回擊大臣們對自己權威的挑戰，另一方面，他的固執又使他絕不可能輕言放棄，尤其是當這件事必須傷害他心愛的女人和他們共同兒子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