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也有正統的人對這個說法不屑一顧，他們認為和珅的發跡源於他同僚們的一次工作失誤。支持這一理論的依據來自於一則民間筆記的記載。據說，有一次皇帝的儀仗隊在出發前突然找不到了黃傘，而這柄黃傘象徵著皇帝的至高無上。有完美主義心理傾向的乾隆為此大發雷霆，拍著轎子的扶手大聲引用用古奧典籍裡的句子，質問該由誰負責。在場的侍衛們完全聽不懂皇帝究竟在說些什麼，就在這時，年輕的和珅挺身而出，大聲向皇帝報告說：「應該由專職管理這件事的人負責。」筆記的記述者說，和珅的話不僅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也成為了他命運的轉折點。但是，僅僅憑借一句話就能讓皇帝把如此重大而且眾多的職務交給一個毫無政治背影的青年人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另一則筆記對此作出了獵奇式的補充。根據這則筆記記載，素來以博聞強記自詡的乾隆曾經在某一天背誦《論語》時意外的卡了殼。雖然這種事情在當時的中國就像英語教授忘記了ABC或者會計師忘記了1+1那般不可思議，但是這次意外卻成全了和珅。剛好守在皇帝轎子外的他從容的從皇帝停下來的地方把孔夫子的教導繼續背誦了下去。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再次回到了前一則筆記裡的內容：和珅迎來了他命運的轉折點。
幾乎所有後人在對和珅的研究裡都提到了這兩段筆記，並把它們當成了一個政壇奇跡迅速攀升的第一推動力。因為關於和珅飛黃騰達的真正原因，正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哪怕一丁點兒的記述，甚至沒有留下可供我們參考的蛛絲馬跡。一切都隨著和珅的殞落化為了一股清風，消失在歷史的深處。
在和珅死後15年，負責記述帝國重要人物生平事跡的國史館磨磨蹭蹭的完成了早該完成的《和珅列傳》的初稿。勉強交卷的帝國大儒們跪在嘉慶面前時的神情就像一群因為貪玩而耽誤了作業的小學生。這群學富五車的小學生們交上的是一篇毫無生氣的流水賬，裡面粗略的羅列著和珅一生所有職務的任職時間和順序。然而這篇對和珅有著蓋棺定論作用的史學記述引起了嘉慶極大的不滿，他為文章沒有起到警示後人的作用而怒火中燒，向來以宅心仁厚而著稱的他甚至揚言要把撰寫這篇文章的所有相關人員嚴加查辦。於是，國史館的官員們被迫面對一個相當棘手的難題：要麼肯定和珅，而這將會否定嘉慶，要麼否定和珅，而這將會否定乾隆。在再次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小心的研究論證之後，帝國的史官們最終把和珅榮譽的取得歸結為他對乾隆的蒙蔽和欺騙。在嘉慶的認可下，這種觀點作為帝國的官方定論從此被沿襲了下來，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人們在回顧那段歷史時的觀點。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習慣於定向思維的中國人在對和珅的評價上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一個徹頭徹尾的貪官，一個不學無術的小丑，一個欺世盜名的奴才。」
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貪官和文盲在帝國的官場上縱橫了整整30年。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願意相信，這個貪得無厭的二皇帝曾經以雷厲風行的反腐力度令帝國的貪官污吏們聞風喪膽，這個「文盲」通曉滿、漢、蒙、藏四種語言，並且能寫一手漂亮的手法，而且還能寫出非常不錯的詩文。甚至就是這個「文盲」在乾隆末年文字獄盛行的大背景下，親手解除了貼在《紅樓夢》上的禁封，讓這部宏篇巨著得以以合法的身份公開出版。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和珅在自己政治生涯的起始階段一定曾經向乾隆表現出了某種鮮為人知的優秀品質和超人一等的才華，並且得到了以自負而聞名的乾隆的充分認可，而且這種品質和才華在和珅其後並不十分漫長的政治生涯裡給衰敗中的帝國帶來了一陣又一陣的清風。否則我們就無從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向來以任用權臣、佞臣為大忌的乾隆為什麼會如此重用一位只會溜鬚拍馬和結黨營私的廢物。一個無可爭辯的史實是，和珅不僅主撰了巨著《四庫全書》，而且曾經擔任帝國最高的文職職務大學士長達十幾年時間，而一個世紀後，狀元出身的「兩代帝師」翁同龢，終其一生也只擔任了9個月的協辦大學士。
乾隆末年奉命來華的英國使團的正副使節馬戛爾尼和斯當東在親歷了與和珅的交往之後，曾對和珅給出了自己的評價，他們認為和珅「認識問題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並對和珅的「機智」和「尊嚴」以及「和藹可親」的態度「不能不深表欽佩」。著名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裡說和珅「不但不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年輕有為的大能人。」
還是一個皇位！
嘉慶處置和珅的速度快得驚人。
就在乾隆嚥氣的當天，嘉慶就要求和珅必須留在乾清宮為乾隆守靈，並且不得離開。不動聲色的嘉慶利用和珅與乾隆的私人感情輕而易舉的切斷了和珅與外界的一切聯繫。然後，不知道是出於皇帝的暗示還是歷史的巧合，僅僅過了兩天，當和珅仍然被半強迫的跪在乾隆的屍體前哭天抹淚的時候，距離他幾百米外的養心殿裡，正在享受喬遷之喜的嘉慶已經滿帶微笑的開始閱讀彈劾和珅的奏折了。
很快，和珅就在乾清宮裡接到了自己的逮捕令，並且在一個極簡短的審判程序後被判處了死刑。接著，嘉慶用快馬把和珅的審訊筆錄傳遞到帝國各地，並要求帝國的所有省級以上官員對此案表態。嘉慶嚴厲的態度和強硬的作風使得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替和珅講情，哪怕僅僅是一句中肯的話。
在乾隆死後僅僅15天，被判處了20項罪名的和珅在獄中自縊身亡，這也是嘉慶出於他身為帝國重臣的體面所給予的特別恩惠。
嘉慶在整個事件裡表現出了高超的控制局面能力和非凡的領導才華。他既沒有躊躇不前，也沒有無謂的擴大打擊面。他向所有人證明，自己得到父親的青睞絕不是憑借一時僥倖。在消滅了和珅之後，整個帝國迅速歸於平靜，所有與和珅存在千絲萬縷聯繫的人都幸運的活了下來，甚至有人還得到了提升。就連和珅的兒子也奇跡般的保住了自己伯爵的爵位，當然，有人認為這得益於他的妻子——乾隆生前最最疼愛的小女兒和孝公主。
臨死前的和珅和著淒美的月色在幽暗的牢房裡寫下了一首滿懷傷感的詩：
夜色明如許，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
室暗難挨暮，牆高不見春。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
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
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仁。
今天，恐怕沒有人願意認可和珅把自己悲慘的結局歸結為「懷才」的觀點。後來的人們普遍認為和珅死於貪污和受賄。這種認識與現實之間並沒有太大出入。
在和珅被捕之後，嘉慶迅速派人查抄了和珅距離紫禁城不遠的家。很快，一份冗長的查抄清單擺到了嘉慶的面前，裡面開列著數額驚人的財產，包括藏金32000多兩，地窖藏銀200餘萬兩，土地1266頃，房屋1001間半，以及多處當鋪、銀號，此外還有各種珠寶首飾、毛皮衣物、鐘錶、酒具等等。由於清單裡還包括了大量稀世的藝術珍品，我們已經很難準確估算出這張清單裡的物品究竟價值多少，有人說總價值大約是1000萬兩白銀，有人說大約是2000萬兩白銀，也有人說可能高達8億兩白銀。無論具體數額是多少，對於當時財政年總收入只有7000萬兩白銀的帝國而言，這都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是，我們同樣必須看到，在嘉慶為和珅搜羅的20項罪狀裡，財產犯罪被排在了最後4項——其中一項還居然被歸在了和珅僕人的名下——並且最終也沒有人說明白這筆巨款的來源究竟是貪污還是受賄。決定了和珅命運的是幾項堪稱雞毛蒜皮的事情，主要有欺騙皇帝、扣壓軍報、任用親信、違反祖制等等，幾乎全部都是那個時代裡沉積於帝國官場的陋習。而最為有趣的第一項大罪竟然是向嘉慶行賄。
和珅的隕落與他的崛起一樣，成為了帝國歷史上一個解不開的謎團。
有人說和珅的死是因為嘉慶貪戀他的財產，有人說和珅的死是因為嘉慶想給其他不聽指揮的帝國官員敲響警鐘，也有人說和珅的死是因為嘉慶希望快速確立自己的權威。有人甚至提出了這樣一種獨到的觀點：和珅是乾隆故意留給自己兒子的一份巨額遺產。但是，以上種種解釋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無法自圓其說的漏洞，比如，乾隆把自己最小，也是最疼愛的一個女兒嫁給了和珅的兒子豐紳殷德，此前曾經有人聽到乾隆親口對這個長得酷似自己的女兒半開玩笑的說：「你要是個男孩兒，我一定會讓你做我的皇儲。」從這個角度來看，乾隆似乎沒有理由用女兒的幸福為兒子增加財富。
事實上，對於和珅隕落的猜測在他死後不久就已經出現了。清朝著名史學家趙翼曾經結合自己的見聞向我們提供了一份全新的記錄。按照趙翼的說法，故事發生在某次早朝之後，地點在紫禁城一間鴉雀無聲的宮殿裡。當時，除了目擊者本人，現場至少還有三個人：閉著眼睛唸唸有辭的太上皇、莫名其妙的皇帝和一言不發的和珅。突然，乾隆睜開眼睛，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那兩個人叫什麼來著？」跪在地上的和珅趕忙回答說：「徐天德、苟文明。」乾隆點了點頭，閉上眼睛繼續喃喃自語。滿臉狐疑的嘉慶豎著耳朵仔細聆聽，卻始終聽不清一個字。事後，嘉慶悄悄把和珅拉到一旁求教，但是和珅神秘兮兮的回答卻讓嘉慶幾乎當場嚇昏過去。
和珅說：「剛才太上皇在念一種從西域傳來的咒語，凡是被這種咒語詛咒的人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會馬上死掉。我聽到太上皇在念誦這個咒語，猜想他一定是在詛咒叛亂分子，所以就趕緊把白蓮教叛亂的兩個匪首的名字告訴了他。」顯然，這個故事如果不是出於杜撰，那麼就是和珅與嘉慶開了一個略帶戲謔意味的玩笑。因為毫無疑問，這種聳人聽聞的巫術是根本不存在的。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確定和珅用這種故弄玄虛的方式捉弄皇帝的真實目的了，但是他的玩笑的確嚇壞了正在時刻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的嘉慶。趙翼在故事的結尾處用肯定的語氣作出了結論性的判斷：這件事足以說明和珅也懂得這種恐怖的巫術，嘉慶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不得不處死了他。
然而，當我們靜下心來，換一種視角重新審視上述的記錄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也許趙翼留給我們的並非完全是一個荒誕不經的傳說。正如越來越多的神話被今天的考古發掘所證實一樣，傳說在某些場合下，其實只是霧裡看花導致的杯弓蛇影，而真相往往就在後人們不經意間回頭的那一剎那。
那麼，真相究竟是什麼？
在處決了和珅幾年之後，嘉慶自己在半遮半掩中給出了答案：「和珅罪之大者，蓋由其事權過重」，「弄權舞弊，僭妄多端」，「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一句話，和珅篡奪了原本只應由皇帝享有的權力。
中國王朝式反腐！
貪污真的能殺頭？
對於生活在現代文明中的人們而言，這幾乎是一個無能成為問題的問題。但對生活在封建帝王口含天憲的年代裡的人們而言，這個問題從來就是一個大問題。
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認清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君權制度。
明末大儒黃宗羲認為，君臣只是兩端的曳木之人。也就是說前後兩端拉木頭的人一定要保持一種平衡，任何一方出現畸強或畸弱都將導致這木頭沒法拉。近代歷史學家錢穆也認為，我國兩千年帝制並非像大家所說的那樣專制，而是皇帝與士人共治天下。黃宗羲與錢穆的觀點固然包含些許理想化的成分，但細細追究起來也從未大錯。至少在對待士人階層的態度上，皇帝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那麼霸道的。君不見，古人有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可見漢朝時大臣和皇帝是可以坐而論道的。到了唐朝，皇帝尚且要尊稱大臣一聲「先生」。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更是以家法的形式嚴禁子孫誅殺文臣。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其實就是一個君權不斷膨脹的過程。而隨著君權的膨脹，士人們的權力，尤其是作為其代表的相權，不可避免地開始萎縮，雖然速度不快，但卻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不可逆轉之勢。從漢初的丞相大權在握，到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君權一步步蠶食相權，並最終在明朝徹底廢黜宰相，成就了君權一家獨大的局面。
清承明制，同樣不設宰相之位。朝廷內外，事無鉅細，俱由皇帝一人把持，真正實現了所謂乾綱獨斷。作為這一制度標誌式的奏折制度，便是向來只由皇帝獨自批閱，即使皇帝右半邊身子因病不能動彈，也要用左手批閱，絕不肯假人之手。在此基礎上，整個國家的一切辦事機構無一不是以皇帝為中心，其運作模式也均以為皇帝服務為唯一目標，以聽命皇帝為唯一手段。晚清的西方使節們經常在他們的著作中把清朝的軍機處稱為「帝國內閣」，但實際上，軍機處的工作內容也僅僅是為皇帝抄抄寫寫，上傳下達，完全無法以自己的意志對軍國大事作出任何獨立的決斷，說白了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