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中國王朝式反腐》
公元1799年在中國正值大清帝國嘉慶四年，然而在這一年開始——以及之前——的一段日子裡，中國真正的統治者卻不是39歲的嘉慶皇帝顒琰，而是他的父親——88歲的乾隆皇帝弘歷。
乾隆皇帝是清兵入關後的第四代君主，登基於64年之前的1735年，那時的他還只是一個年僅24歲的儒雅青年。當登基大典的喧囂漸漸平息下來的時候，年輕的乾隆皇帝坐在龍椅上向伏在腳下的帝國群臣們許下宏願：「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壽八十有五，即當傳位太子，歸政退閒。」
後來的歷史學家們幾乎一致認為，乾隆的許諾僅僅只是一句少年得意的戲言。然而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生命之神當真給了乾隆最大限度的寬容。當許諾的期限一天一天臨近的時候，乾隆開始慎重考慮退位的問題了。
公元1796年2月9日是中國的春節。這一天，紫禁城裡舉行了盛大的禪位大典。從這一天開始，在帝國130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乾隆」作為一個年號，將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嶄新的「嘉慶」。
一個皇位！
乾隆所說的「皇祖」指的是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玄燁，一位被法國傳教士在寫給法皇路易十四的信中描述為「連做夢也未曾見過的偉大人物」。
事實也的確非常接近這一誇讚。至少在統治時間上，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空前絕後的皇帝。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正月登基，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天神秘地逝世於北京暢春園，這位擁有滿蒙漢三種血統的皇帝的實際在位時間接近62年。或許正是由於他在位的時間過於長久，才最終導致他的死亡成了困擾所有其後清朝統治者和歷史學家的一道不解的謎題。
作為第一位出生在紫禁城裡的清朝皇帝，康熙自幼受到了最正統的儒家教育。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康熙在繼承人的問題上沒有採取滿洲人習慣的集體表決制，而是採用了被漢文化沿習了幾千年的「嫡長子繼承製」。事實上，在儒家「尊尊親親」理念盛行的年代裡，中國人根本無法想像這個世界上還會有其他皇位繼承製度的存在。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康熙的第二個兒子，也是他唯一的嫡子胤礽，受封成為了清王朝歷史上唯一的皇太子。而在當時，這個帝國二號人物剛剛度過了自己一週歲的生日。
「嫡長子繼承製」的設計者周朝王室認為，這個制度可以有效的「定分止爭」，確立「國之根本」，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與和睦。然而奇怪的是，對於這個相當武斷的結論，幾千年來卻從來沒有中國人去追究其論證的過程，更不要說研究其正確與否了。因此，其後種種不幸將逐漸證明，康熙的這次立儲將依然延續嫡長子繼承製幾千年來的一貫表現，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
毫無疑問，皇太子的冊封一方面保證了國家統治者的繼任問題，另一方面卻又為身處盛年的皇帝設立了一個活生生的競爭者。這個競爭者從冊立的那天起，就合理合法地享有僅次於皇帝的最高規格待遇，受到千千萬萬臣民們的頂禮膜拜，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將同皇帝一樣被載入史冊，成為百姓們學習和效仿的榜樣。
然而他畢竟不是皇帝。從這個意義上講，距離皇位一步之遙或許遠比萬水千山相阻所產生的誘惑要大。對此，胤礽毫不掩飾。他說：「試問天下可有四十年的太子？」
長久的等待讓皇太子開始變得焦躁，繼而失去了應有的冷靜。皇帝與太子終於在政治上分道揚鑣。
退一萬步講，即使皇太子本人沒有將皇帝從龍椅驅逐下來的願望，那些隨時準備從政治投機中獲得個人利益的大臣們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皇太子起慫恿作用。
這一切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如期而至。
在那一年祭祖典禮的籌備過程中，一名負責安排典禮程序的司儀官向皇帝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建議，他提議把供太子行禮用的拜褥也放進奉先殿的大殿門檻內。然而清王朝的禮儀制度以及皇權的威嚴向來只允許皇帝一個人可以進入奉先殿行禮。因此康熙斷然拒絕了這個荒唐的建議。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卻讓向來溫和的康熙暴跳如雷：這名膽大包天的司儀官居然要求皇帝把剛剛說過的話記錄在冊，以備將來查證。
暴怒之後的康熙迅速意識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帝國統治集團的內部正在結成一個以皇太子胤礽為核心的政治團體，這個政治團體正在逐漸威脅到他的統治。
公平地講，出現這種情況並不能責怪胤礽，作為法定的皇位繼承人，大臣們對他的敬畏，乃至於討好，都完全是出於一種本能。但是，當皇位繼承人與健在的皇權所有者（皇帝）之間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誰才是掌握最終否定權的那個人，成了所有人不得不面對的俄羅斯輪盤賭。
那位倒霉的司儀官不僅賭輸了性命，而且還搭上了胤礽的政治前途。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天，在清朝每年歷行的木蘭秋獮途中，康熙終於在一次忍無可忍的暴怒之後下令廢黜胤礽，並將其「永行圈禁」。
胤礽的失勢讓康熙的其他兒子們看到，那個曾經距離他們如此遙遠的夢想，此時已經近在咫尺。
這是個平等競爭的時代，儘管手法未必公平。
在之後的歲月裡，康熙的幾十個兒子們集體捲入了這場以父親生命為代價的搶座遊戲，其中甚至包括一度重新得寵的胤礽，而遊戲的唯一規則便是「沒有規則」。儒家「多子多福」的傳言此刻成了一場莫大的諷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京郊暢春園疲憊地走完了他的一生，沒有人確切知道他最終將皇位交給了誰。康熙的繼位者是他的第四個兒子，雍正皇帝胤禛。但終其一生，雍正也沒能拿出一份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在雍正13年的皇帝任期內，他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同他的兄弟們——也就是那些皇位競選的失敗者們——之間的戰鬥。戰鬥的結果是雙方兩敗俱傷。
年幼的乾隆親眼目睹了這場家庭慘劇的整個過程，可以想像，這場變革對懵懂中的他曾經產生了多麼大的震撼。因此，當乾隆成為帝國新的統治者的時候，他要竭盡所能來阻止悲劇在自己身上重演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或許，這才是乾隆決定禪位的主要原因。
兩個皇位！？
與其祖父康熙相比，乾隆晚年遭遇的繼承人問題既要簡單得多，也要複雜得多。
簡單源自於乾隆的長壽使得他的兒子們所剩無幾，複雜則是因為他殘存的兒子們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勝任皇帝一職。
從數量上講，乾隆的兒子並不少（17人），但是卻只有4個活到了他們父親準備履行承諾的時刻。而且更為糟糕的是，先輩們鮮血淋漓的政治傾軋使得皇子們對於權力喪失了最起碼的慾望，甚至視為洪水猛獸，避之猶恐不及。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寄情書畫，成了清朝歷史上最頂級的書法家，第十七子永璘更是口出戲謔之言：「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頂上。」
於是，誰將成為帝國的下一任統治者這個難題，與其說是考驗諸位皇子的耐心，不如說是考驗乾隆的智慧更確切一些。
君無戲言。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已經開始垂垂老矣的皇帝再次向自己的臣民們重申了自己將禪位給某個兒子的誓言，並且聲稱這個名字早在五年前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後來發生的一切證明，這個人便是皇十五子永琰（後來改名顒琰）。但實際上，乾隆本人對這個兒子並不十分滿意，為此乾隆甚至曾經在祭天的儀式上默默詛咒過永琰：希望神靈能替自己作出選擇，一旦永琰不適合擔任皇帝，就立刻讓他病死，以免貽誤大清帝國的萬世基業。
神靈沒有作出任何表示。永琰茁壯地活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新年。這一天，84歲的乾隆在乾清宮滿心歡喜的接受了數以百計的子孫們的跪拜。每個人都得到了一份不菲的獎賞，除了嘉親王永琰。在藏著帝國繼承人名單的正大光明匾下，笑容可掬的乾隆對有些不知所措的永琰說：「你還要銀子有什麼用？」
乾隆的禪位大典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舉行，從這一天起，乾隆的身份將不再是至高無上的皇帝，而是比皇帝更加至高無上的太上皇。對此，他曾經驕傲的說：「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飄飄然間，乾隆顯然視自己已經超越了古往今來的所有君主，甚至包括遠古那些荒渺傳說。
如果說當年唐玄宗在成為太上皇后所謂的「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僅僅是卸任皇帝失去權力後的一種自我調侃，那麼乾隆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太上皇卻為大清帝國造就了與之間歷代截然相反的政治格局。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老人並沒有把帝國的權力連同皇位一起交給自己的兒子，帝國的所有權和佔有權在那個鼓樂喧天的早晨被血淋淋的撕成了兩半。已經蒼老的乾隆仍然在努力的控制著正在蒼老的帝國。他拒絕搬出專供皇帝居住的養心殿，並且繼續掌管著可以調動軍隊的帝國印鑒。
公元1796年，中華帝國傳統的君主獨裁體制遭遇了它自誕生以來最大的挑戰。這一次，挑戰皇帝權威的不再是飛揚跋扈的權臣，不再是擁兵自重的藩鎮，不再是居心叵測的太監，不再是權欲熏心的皇子，而是皇帝的親生父親，一個只享受皇帝權利卻不需要承擔皇帝義務的八旬老人。
已經成為了皇帝的嘉慶沒有得到自己應有的權力，乾隆的影響卻依舊遍及整個帝國。在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統治帝國的日子裡，無能為力的嘉慶只能倦縮在太和殿上的一個敝仄的角落裡，眼睜睜的看著父親對自己未來的財產為所欲為，所有可以證明他皇帝身份的活動不過是些祭祀、接見、恩賜之類的禮儀性事務，而這些恰恰是乾隆巴不得甩脫的苦差事。
嘉慶只能在耐心與焦慮中繼續等待，而且不能表露出任何不滿的痕跡。康熙末年廢太子的教訓足以警醒每一個後來者。這一年，皇帝36歲，已經不再年輕。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在志得意滿中當了1000多天太上皇的乾隆終於在養心殿結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段輝煌的歲月在這一天嘎然而止。作為清朝歷位皇帝中極個別的沒有在死亡情節上引發爭議的個案，乾隆的死亡完全是一個88歲的老人精血耗盡後的壽終正寢。也正是從這一天起，滿腹辛酸的嘉慶終於結束了「上喜則亦喜，笑則亦笑」的日子，正式接手了期待了已久的帝國。
三個皇位？？
嘉慶接手帝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除了和珅。
鈕祜祿·和珅，一個滿洲正紅旗貧苦家庭的兒子，也是此刻整個帝國最顯赫的人物。相關資料顯示，少年時代的他曾經在帝國的皇家學校裡讀過書，不過這並沒有幫助他通過帝國的科舉考試。同樣，他雖然擁有一個著名的姓氏，可是他渺不可考的家族裡只有兩人曾經因為軍功得到過帝國的獎賞，而這對於他的生計幾乎毫無幫助。成年後，他憑借出眾的相貌和伶俐的口齒，以及祖先留給他的惟一資產——純正的滿洲血統，成為了紫禁城皇家衛隊裡的一名士兵，並在那裡度過了默默無聞的6年。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帝國官吏的花名冊上，然而僅僅過了一年時間，他便擁有了戶部右侍郎、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崇文門稅務監督、總理行營事務等一系列頭銜，並在之後的歲月裡迅速成長為帝國的第一號重臣。其速度之快，權勢之大，職權之廣，不僅是大清帝國的孤例，就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也極為罕見。
當親政後的嘉慶重新打量眼前這個龐然大物的時候，這個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名字已經先後擔任過鑲藍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鑲黃旗滿洲都統、步軍統領、內務府大臣、御前大臣、議政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領班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兼辦理藩院尚書事、殿試讀卷官、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官、《四庫全書》館正總裁、《欽定日下舊聞考》正總裁、《欽定大清一統志》正總裁、《欽定熱河志》正總裁、清《三通》正總裁、石經館正總裁、國史館正總裁、方略館總裁、文淵閣提舉閣事、翰林院掌院學士、崇文門稅務監督、兼管太醫院、御藥房事務、太子太保、一等男爵，三等忠襄伯、一等嘉勇公。此外，他還兼管過禮部、工部事務，控制著圓明園、茶膳房、御藥房、太醫院、造辦處、上駟院、健銳營、火器營等，不一而足。
但和珅最著名的頭銜卻並非來自於朝廷的封賞，而是來源於民間。帝國的民眾對他私下的稱呼是：二皇帝。而就其實際操控的權力而言，和珅卻排在身為皇帝的嘉慶之前，僅次於太上皇乾隆。
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解答和珅迅速發跡的原因，正史和野史對此眾說紛紜，各執己見。其中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是，和珅與比他大39歲的乾隆之間存在著某種不為人知的曖昧關係。這種近乎荒誕的說法甚至在乾隆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傳播到了遙遠的英倫三島，並且引發了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