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筋、抽腸、挫骨、斷肢、閹割、刷洗、開水煮、灌錫汁……這不是對某種烹飪技巧的描述，而是朱元璋對腐敗的官員的懲罰。當然這其中還不包括全家抄沒、妻子發配為奴、族誅等針對罪犯近親屬的懲處。
明朝懲治腐敗的力度在中國歷史上無疑是首屈一指的。《大明律》規定，官員貪污二兩銀子以上就將面臨死刑，後來則乾脆升級為「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而死刑的種類與殘忍以及誅連的廣度與深度，都很難讓人把這些與中國人謙遜的美名聯繫到一起。
於是人們在由朱元璋親自編寫的「懲貪手冊」《大誥三編》裡，經常會看到這樣的贓物明細：「收受衣服一件、靴二雙」，「圓領衣服一件」、「書四本，綱巾一個，襪一雙」。朱元璋的確做到了當下某些網絡憤青所謂的「貪一塊錢也得槍斃」，但卻並沒有收到憤青們期望的「沒人再敢貪污」的效果。
朱元璋很快領教到了以「襪一雙」為標準的後果：錦衣衛和監察官員們報上來的貪瀆線索每天都要堆滿朱元璋面前那張寬大的辦公桌。因此，悲觀的朱元璋當然更有理由相信他治下的官僚體系已經徹底腐爛變質了。
為了從根本上扭轉目前所面臨的被動局面，朱元璋甚至鼓勵百姓可以衝進官府，捉拿枉斷曲直的官吏，並把他扭送到京城來。而當百姓們捉拿官吏時，當官的如果膽敢阻擋，那麼「全家族誅」。於是朱元璋治下的中國，在各地通往南京的路上，衣衫襤褸的百姓押解著朝廷命官的景象隨處可見。樂亭縣主簿汪鐸就是這樣一個被送到朱元璋面前，並被砍掉了腦袋的倒霉蛋。在被捆綁進京的路上，汪鐸曾向押送他的農民們苦苦哀求道：「我十四歲讀書，燈窗之勞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壞我前程。」皇皇「吃人史」上破天荒地出現了官員哀求農民的事件，朱元璋為人類的反腐事業開創了全新的局面。
在朱元璋發明的所有死刑執行方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剝皮實草」：將犯人的整張皮膚以極精細的刀功剝下（具體細節就略過不說了），充入乾草，擺在衙門裡的辦公桌旁示眾。據說，當時中國的幾乎每個衙門前都有一個剝皮場和一根挑貪官人頭的長竿。
很難想像一名即將履職的官員在走進自己的官衙時，面對已經被製成人皮娃娃的前任會作何感想。我們更難以想像一名官員在處理繁忙的政務之餘，當不經意的撇過身邊那個畸形怪物時的心理感受。中國人的歷史資料裡向來很少體現對當事人心理方面的描述。但朱元璋卻認為，這一定是一種極好的心理震懾。
朱元璋想的沒錯，只是他忽略了一個道理：震懾的殺傷力只能針對不確定事件，卻不能對鐵定發生的事情起到半點作用。面對朱元璋過於嚴苛的追責，所有官員都把自己鋃鐺入獄當成了一件遲早要發生的事。既然是遲早要發生的事，那何不抓緊時間貪上一筆呢！事實上，朱元璋治下的官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充入乾草的前任呆滯的注視下工作至任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的命運都和他們的前任一樣，也被充入乾草，似笑非笑地看著自己的繼任者一步步滑向深淵，重蹈自己的覆轍。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堅持到任期屆滿，他們無一例外地倒在了朱元璋揮舞的反腐大棒之下，前仆後繼，義無反顧，如同為了某種宗教儀式所進行的神聖的殉葬。
最後，甚至連朱元璋本人都殺得有些厭倦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眾愈多。」——怎麼前邊的屍體還沒有挪開，後人就腳跟腳地又開始作惡，治得越重犯法的人越多。朱元璋不禁哀歎：「人們如此前赴後繼地貪贓枉法，難道都不拿法律當回事兒嗎？」
沒有人當真拿法律不當回事，至少沒有人肯拿自己的性命不當回事。讓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和他的官員們身處的社會文化的大背景。具體而言，是制度使然。
在所有致力於破解人類古代文化的著述中，中華文化無疑是最令人頭疼的課題之一。中外研究者一致認為，令人頭疼的不是中華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和外延的豐富多彩，而是這種文化的價值追求與現實表現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對所謂的「大同世界」充滿了憧憬與期待。善良的中國人對於「老有所養，幼有所依」有著一種近乎本能的渴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當20世紀初西方各種思想一起湧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絕非一種撞大運式的偶然。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卻並不可能為「大同世界」創造出所需的土壤和陽光。根據從《尚書》和《禮記》裡流傳出的那些荒渺而美麗的神話，古代中國人把實現大同世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領導者的個人修養上。中國人相信，人的精神決定一切，天下治亂，只在帝王一念之間，只要帝王振作起來，按聖人之言去處理每一件事，那麼天下很快就會變成傳說中的大同盛世。即便是清廉耿直如海瑞，也沒能跳出「聖人治天下」的圈子，在大罵「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的同時，卻仍在迷信皇帝「一旦幡然悔悟」便能「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的神話。
為了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中國人苦苦等待了幾千年。
眾所周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對此，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進一步解釋說：「誰認為絕對權力能純潔人們的氣質和糾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讀一下當代或其他任何時代的歷史，就會相信（事實）適得其反。」
而與中國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獨立戰爭後的美國人。對自由的極端崇拜和對殖民地經歷的痛苦回憶讓美國人在確立自己的國家制度時，本能地意識到了人性卑劣的本質，從而排除了對包括喬治·華盛頓在內的所有領導者的盲目信任，建立起了一套複雜的權力制約機制，即「三權分立」制度，以期徹底根除人欲給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弊端。我們當然無法就此認定美國的政治體制已經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地，但美國的政治理念因此風靡全球，並影響了世界兩個多世紀來的政治格局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君權神授」的大旗下，即使是最節省的帝王，也會不惜大量耗費民力，出則旌旗閉日，入則深宮高牆，食則花天酒地，用則金玉滿堂，以此維持其「上蒼代言人」的神秘面紗。而皇帝本人「口含天憲」，無論正確與否，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要求都會被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並且在官僚機構的層層加碼後，像滾雪球一般滾向芸芸眾生，導致最終成為壓在勞苦大眾脊背上的又一個負擔。
上樑不正下樑歪。皇家的排場、奢侈與權威，對下層官員無不構成一種致命的威脅，同時也可以說是一種致命的誘惑。而這種誘惑正是中國封建官僚階層冒著剝皮實草的危險，前仆後繼衝向犯罪深淵的原動力。在這種情況下，想指望出現一個為民辦事的官僚機構是無異於癡人說夢。
基於此，腐敗成為皇皇二十四史中屢禁不止、屢懲不絕的頑痾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了。
其次，由於中國傳統忠君文化裡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極致性宣揚，導致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無法確立個人財產私有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進而導致了有錢階層缺少擴大再生產的動力與保障，有權階層則更是迷戀於「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混沌生活。社會財富缺少理性的使用與法律的保障，它除了供有權有錢階層醉生夢死般地瘋狂消費之外，似乎別無它用。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分析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因果關係：清教徒不反對合理的獲取財富，只反對非理性的使用財產——當消費的限制與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產生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資本的積累。很不幸，中國人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恰恰是將消費的無限制與權力活動的自由結合到了一起，其後果不可避免的產生了腐敗！
同時，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在「家天下」思想的左右下，皇帝高擎的反貪大旗其實不過是統治階層由於「分贓不均」而發生的內部火並，其根源與本質仍然不外乎是對社會財富的一種變相掠奪。舉例而言，當和珅「跌倒」的時候，「吃飽」的似乎只有嘉慶皇帝一個人，而作為這筆財富的創造者和擁有者的人民大眾，卻被徹底排除在了遊戲規則之外。
因此，即便是反腐敗的力度與決心之大如朱元璋者，其本質目的也不過是為了保住朱家的萬世基業，而絕非為百姓謀福祉。因此，當我們再次回顧公元十四世紀末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一幕幕悲喜劇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沒有制度的參考與保障，朱元璋以反腐名義舉起的屠刀就很難說是閃耀著正義的光芒。
事實上，由於生殺予奪的大權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枉死在朱元璋苛責之下的清廉官員遠不在少數。戶部尚書滕德懋被人舉報貪污，朱元璋迅速將其處死，並剖開了他的肚子，想看看這個貪官的肚子裡究竟裝著什麼。不料展現在朱元璋面前的竟全都是些粗糧草菜，朱元璋長歎一聲，悻悻道：「原來是個大清官。」
而爆發於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中，朱元璋一口氣殺掉了全國四級行政機關共計1300多名「一把手」。濟寧知府方克勤是個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沒有換過新的，在當地有極佳的清譽，此刻也被牽連其中，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殺掉了。其餘人中究竟還有多少是被冤枉的就更是一個只有鬼才知道的數字了。
可即使是這樣，朱元璋留給其後人的也遠非一個海清河晏的平明治世——甚至更糟。從他嚥氣開始，大明王朝就迅速在思想的匱乏、制度的缺乏和文化的僵滯中以自由落體的方式墮落。王振、劉謹、嚴嵩、魏忠賢……上天幾乎把所有的巨貪都投生到了這個時代。到明朝滅亡時，李自成竟然從京城百官的手中搜得白銀七千萬兩，而作為天下財富之樞的戶部，卻僅餘外解銀約40萬兩、捐助銀20萬兩而已。而此前，沒有一個官員根拿出哪怕一兩銀子來捐助軍餉。
明朝官員的腐敗甚至像瘟疫般傳染到了起義軍的身上，以至於李自成僅僅佔領了北京42天就徹底喪失了曾引以為豪的軍紀與戰鬥力，不得不敗走陝西。
而所有這些，大約已經遠遠超出了朱元璋的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