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交民巷位於北京內城東南，即今天天安門廣場東側、最高人民法院門前的那條小巷，附近集中了包括禮部、戶部、吏部、兵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等在內的大清帝國政府主要官衙機構。巷口便是作為皇城正門的大清門。共和國建立以後，大清門因廣場拓寬被拆除，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其舊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紀念堂。
此時，狹小的東交民巷已經成了一個由450名外國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內的475名使館人員，以及義和團進入北京之後跑進使館躲避災難的2300多名中國教民構成的難民營，他們必須在斷水斷糧中憑借有僅的幾支來福槍來抵禦數十萬義和團戰士和帝國正規軍的輪番衝鋒。
為了解救他們，正在歐洲積極備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奧、意三個同盟國和英、法、俄三個協約國暫時達成協議，共同組織了一支聯合遠征軍，加上中立的美國和日本，形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聯軍，從大沽口登陸，在尚沒有明確總指揮的情況下，一路攻向北京。聯軍軍官們這樣向自己的士兵們解釋了他們此行的任務：「我們必須在被困者被殺死、燒死、餓死、渴死或者因絕望而自殺前到達北京，前提是那時候我們自己必須仍然活著。」
這絕非一個玩笑。事實上，四十年前，當英法聯軍沿著相同的進軍路線，擊潰手持大刀長矛的蒙古騎兵到達北京的時候，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而現在，他們所要面對的是經歷了三十年洋務運動、全員裝備了西式火器並接受過歐洲軍事教員培訓的帝國軍隊，此外還有無處不在、視死亡如「神聖的殉葬儀式」的義和團戰士，以及談之令人色變的「開花炮」。
對「開花炮」的真實名稱和相關數據，今天的史料並沒有留下太多記載，我們所能瞭解的只是它是一種由德國人最新研製生產的威力巨大的陸戰炮，每顆炮彈重達幾百斤，殺傷半徑達數百平方米。由於產量稀少，這種大炮據說就連德國的軍隊都還沒有來得及裝備。
1901年的夏天，從正陽門城樓上俯視東交民巷裡那些躲在斷壁殘垣背後的待戮羔羊的，正是這種恐怖武器那犀利而冷酷的目光。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場不存在任何懸念的殺戮。然而，至少有一個人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就是張懷芝。
作為由英國人戈登主辦的中國第一所新式軍校「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張懷芝無疑算得上是帝國軍隊的精英人物，或許也正是由於他受過的教育與眾不同，才讓他在下令開炮前的幾秒鐘裡對自己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產生了一絲疑惑。
誠然，就人數、情報、武器裝備、訓練質量，乃至於士氣而言，甘軍都處於絕對的優勢，即使是面對洶洶而來的八國聯軍絲毫不落下風，但在帝國軍界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的張懷芝卻十分清楚自己所在的這支軍隊的真實情況。
就在六年前，據稱排名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面對「蕞爾小國」日本，竟然輸得一敗塗地，現如今，對手換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八個國家，而帝國的南方諸省為了各自的利益，竟然宣佈「東南互保」，堅決不肯插手北京正在發生的一切事物，包括出兵「勤王」。如此看來，北京城的淪陷從某種意義上看已經是一種必然。而北京一旦失守，攻進使館這一國際法上最嚴重的外交挑釁行為無疑將不再僅僅局限於照會上一紙空洞的譴責，而很可能會演變成血淋淋的清算。而他，炮轟使館的最直接責任人，將鐵定出現在清算名單的最顯著位置。
想到這些，張懷芝的脖頸間不由得掠過一絲寒氣。於是他下令暫停開炮，他認為自己必須找個人問明白。
張懷芝很自然地想到了榮祿。
作為進攻使館戰役的前敵總指揮，榮祿從戰爭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慈悲。曾經有一名餓瘋了的法國士兵冒死衝出東交民巷而被清軍俘獲，並被送到了榮祿面前，結果榮祿在詳細詢問了使館內的情況後，居然哽咽了起來，紅著眼圈連說「生靈塗炭」。最後，他不僅把這名士兵放了回去，還送了他許多水果。
因此，當張懷芝找到榮祿，希望榮祿給他寫一道發炮的命令的時候，這個曾憑借雷力風行的工作作風贏得了慈禧欣賞的帝國大員居然變得支支吾吾了起來，任憑張懷芝怎麼糾纏，榮祿就是不肯給他這個白紙黑字。於是兩個人在飄渺的槍炮聲中坐了起來，東拉西扯，沒話找話，從西北大漠的凜冽風沙到什剎海柔香四溢的荷花，從王公大臣手上璀璨奪目的裴翠搬指到八大胡同裡姑娘們可人的小腳，一轉眼便是兩三個鐘頭。茶已經換了幾壺，在旁伺候的僕人也早已站得腿腳發麻，東交民巷的攻堅戰仍然打得不可開交，但張懷芝拿不到榮祿的命令就是不走。
榮祿被他纏得沒了辦法。他仰起清瘦的臉，似笑非笑地盯著張懷芝。那是一張由於線條過於分明而顯得格外冷竣的臉，鬆弛的眼皮幾乎包裹不住那兩顆冷冰冰的眼球，這讓他看起來彷彿戴著一張無人能看透的面具。榮祿稍稍停頓了一下，似乎是在猶豫該不該把這麼價值連城的人生經驗輕易送給這個冒失的屬下。他終於張開了嘴，緩緩吐出了一句話：「橫豎炮聲一響，裡邊是聽得見的。」
榮祿所說的「裡面」，無疑指的就是紫禁城。但是關於眼下正在進行的這場戰爭，他卻只講到了開炮之後的聲音——一個純粹的聲學問題。
被茶水灌得直翻白眼的張懷芝愣了一下，旋即跳了起來，拱手向榮祿告辭，匆匆奔回了正陽門。
重新登上正陽門城樓的張懷芝態度堅決地告訴早已蓄勢待發的炮兵「炮位不准」，必須重新測定方位。於是，在他的親自測定下，大炮精確地瞄準了使館區內一塊無人的空地，然後巨炮轟鳴，整個東交民巷瞬間地動山搖，用白花花的銀子買來的進口炮彈果然威力強大。
張懷芝戰後成為了帝國的安徽巡撫。即使到了民國年間，他依舊官運亨通，官至參謀總長。榮祿在千鈞一髮之際對他說的那句如醍醐灌頂般的「名言」想必是令他終身受用了。
至於那個為張懷芝「傳道、授業、解惑」的前敵總指揮榮祿，對箇中奧妙自然有更為獨到的領悟，而且運用得爐火純青，以至於後來由聯軍開列的冗長的「必須懲辦」的帝國官員名單中，居然沒有他的名字，儘管從職務上講，他毫無疑問是最應該受到追究的一個。
在這之後不久，榮祿的女兒出嫁了，新郎載灃是大清帝國最顯赫的親王。1906年初，他們的兒子出生，取名溥儀。
《皇帝、大同世界和帶鐐銬的官員》
——從朱元璋反腐失敗想到的
兩個身份懸殊的人的相遇無疑讓十四世紀末的中國官衙成為了人類歷史上一道奇異的景象。在相遇的瞬間，無論是犯罪驚懼而灰暗的瞳孔裡，還是法官威嚴而深邃的瞳孔裡，都不約而同的透出一絲尷尬。這種尷尬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甚至已經近乎於一種荒誕，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時時提醒自己收斂臉上的笑容，嚴肅地面對歷史的殘酷與真實。
我們幾乎不需要經過什麼嚴謹的考證就完全可以知道，按照中國封建社會裡「官尊民卑」的傳統，作奸犯科的「刁民」一定是跪在公堂中央的地上，而寬袍闊袖的朝廷命官一定是端坐在「明鏡高懸」的匾額之下的。二者體態的不同說明他倆曾經擁有過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和社會地位，也意味著他們將在這起案件中擔任絕然不同的角色，他們的未來又將因為所有這些不同而不同。但是，當拋開所有這些已知和未知的因素後，端坐的法官和匍匐的罪犯卻有另一個完全相同的身份：他們都是大明王朝的罪犯。作為這一事實強有力的註解的，是兩者手腳間同樣冰冷的鐐銬。
這並不是一個個案。事實上，當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統治接近晚年的時候，這種法官與罪犯「同堂為囚」的事情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廣泛地出現在王朝廣袤的土地上。據朱元璋自己統計，當時大明王朝的各級政府裡，先後出現過328名這類戴著鐐銬工作的官員——我們幾乎不需要耗費多少想像力就能知道那該是多麼壯觀的一道景象——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因為「經濟問題」而淪為皇帝的階下囚，其中有人甚至已經被判處了死刑。而之所以仍然讓一個死刑犯從事審判工作，是因為參與腐敗的人太多，以至於當時的政府裡已經沒有人辦公了。
讓戴鐐銬的官員審訊同樣戴鐐銬的罪犯無疑是朱元璋留給後人的一大笑料，但在當時，這卻是夜夜剝奪朱元璋睡眠權力的噩夢。也正是因為這樣，當今天回頭重新審視那些無厘頭式的場面時，我們才會不由地產生更多的思考與質問，並從中看清我們未來的路。
根據現有史料推測，朱元璋的睡眠質量應該是很好的。他曾經在戰爭中俘虜了陳兆先的三萬六千人，當時俘虜中有謠言，說朱元璋可能要殺降，搞的人心惶惶。為了平息謠言，更為了這支部隊可以為我所用，朱元璋從中挑選了500名精壯，讓他們擔任自己的侍衛，並撤走了自己的親兵。入夜，朱元璋在自己的帳篷裡鼾聲如雷，第二天，三萬六千名戰俘集體歸順了朱元璋，並成為朱元璋麾下一支極具戰鬥力的部隊——能夠在中國式的中原大逐鹿中脫穎而出的，從來都是膽魄、智慧、意志、鐵腕和運氣的集大成者，同時他還必須得是一個不錯的演員。
然而當天下真的太平下來後，朱元璋卻再也睡不著了。
貴為天子的朱元璋仍然保留著傳統的小農意識，創業然後守業幾乎是他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他本是窮孩子出身，元順帝至正四年的一場天災加上貪官污吏的盤剝，讓世代務家的朱元璋家從近十口人銳減到他和哥哥兩個人。也正是這個原因，坐上了龍椅的朱元璋最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子民們吃不飽肚子，要知道，肚子問題向來是推動中國王朝更迭的首選動力。晚年的朱元璋就常常對人現身說法：「如果當初能有一口飯吃，我斷不至於走上造反的道路。」
朱元璋幼年的切身體會讓他深深懂得，剝奪老百姓「吃飯權」的不僅僅是天災，更多的則是人禍。而人禍的主要表現就是官吏腐敗。因此，當朱元璋在以血腥手段保證了自己皇權永固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大力氣懲治腐敗。
從此，直到他躺在巨大的楠木棺槨裡被送進明孝陵的地宮，朱元璋的生活再無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