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要命的是，皇帝死前沒來得及宣佈繼承人。
此時此刻，自雍正朝開始封裝皇儲繼承人名單的金匣仍藏在千里之外的乾清宮正大光明匾背後。這意味著，即使金匣裡當真裝著嘉慶的遺詔，按正常程序，帝國上下也至少要等到一周之後才能知道誰是他們需要服務的下一個對象。
箭在弦上，刻不容發！
倉皇中的帝國重臣們一方面趕緊派人回北京報信，一方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的結論是皇次子旻寧繼位。但有人對此持保留態度，於是幾個大臣開始檢查嘉慶皇帝的隨身物品，希望能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發現。結果——怎麼就這麼巧，但史書上流傳下的文字記載就是這巧——原本應該存放於正大光明匾背後的金匣居然出現了，裡面的遺詔赫然寫著令旻寧繼位。
緊跟著，更巧的事情發生了，來自北京的皇后（這時候應該稱皇太后了）懿旨也到了，白紙黑字寫著要旻寧繼位。在隨後旻寧寫給孝和的回復中，新皇帝乾脆連嘉慶的遺詔也省了：「本日（二十九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
我們不禁要問，那一夜，避暑山莊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現有的文獻沒法向我們提供更充實的解釋，我們所能看到的僅僅是道光帝在繼位後對他的那位「嫡母」極盡人子之孝道。我們當然不應該以齷齪的宮帷秘事來考量這對「母子」，雖然他們的年齡僅僅相差了6歲。如果有人實在按捺不住這種刺激性極強的想法，我想不妨先去找本曹禺先生的《雷雨》來過把癮。但就現有的情況而言，我們連野史也找不到相關的記錄，哪怕是閃爍其辭的記錄。
道光的孝道一直盡到孝和去世的那一刻，69歲的皇帝在葬禮上表現出了儒家先哲們對一個兒子要求必須做到的一切。他睡在用稻草鋪成的床鋪上，頭上纏著象徵哀思的白布，晝夜不停地號啕大哭。然而這一切顯然不是一個風燭殘年中的老人所能經受得住的，很快皇帝就病倒在床，並且出現了某種彌留的跡象。在孝和去世33天後，道光皇帝龍馭歸天了。
慕陵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清西陵龍泉峪下的那座新建的皇陵迎來了它的第一位墓主人——孝穆成皇后。
雖然在細節上缺乏史料的支持，但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奉安大典一定進行得非常順利，因為這已經是這位薄命紅顏死後的第三次正式安葬了。
孝穆成皇后，鈕鈷祿氏，嘉慶元年嫁給皇次子綿寧（後來的道光皇帝，繼位後改為旻寧），嘉慶十三年病故，嘉慶帝下旨以親王福晉之禮葬於京師附近的王佐莊，是為第一次安葬。
愛新覺羅家族的男人們向來不缺乏癡情的基因，從為海蘭珠哭昏的皇太極到為董鄂妃出家的順治，再到保持孝賢皇后寢宮擺設47年未動的乾隆，這股基因綿綿不絕，一直傳到了道光皇帝身上再次跳躍了出來。嘉慶二十五年八月，道光皇帝登極為帝，不出半月即追封鈕鈷祿氏為皇后，繼而下令將王佐莊的孝穆皇后之陵擴建為自己的陵寢。一時間，「清南陵」呼之欲出。
好在朝廷上下一致反對，又抬出乾隆皇帝的上諭為武器，並極言王佐莊風水尚欠周全。道光帝猶豫再三，終於決定放棄初衷，遵守祖制，並派大臣前往東陵尋找自己的萬年吉地。次年，道光帝的陵寢在東陵寶華峪正式開建，工程歷時六年，在耗費了數百萬兩白銀之後宣告完工。當年九月，孝穆皇后入葬寶華峪陵寢。是為第二次安葬。
事情原本到了這裡就該告以段落了，接下來就該等著道光皇帝什麼時候蹬了腿也被抬起來，或許中間又有繼任的皇后或者某個皇帝喜歡的女人不幸歸了天，好歹也能先在地宮裡給孝穆當個伴兒……然而，就在孝穆入葬後的第二年，道光皇帝做了一個夢。一切都因為這個夢而改變了。
皇帝夢到孝穆落水了，哭喊著向自己求救。驚醒後的皇帝百思不得其解，最終決定先派人去皇陵裡看看。
結果這一看不要緊，敢情地宮滲水了。水漬顯示積水最深處超過半米，就連孝穆棺槨外的金漆都已經被浸泡得開始剝落。勃然大怒的皇帝痛下殺手，從重從快處置了一批相關責任人員，但所有這一切都不足以挽回他對寶華峪陵寢的失望之情。於是，儘管朝臣們一致反對，並再次抬出乾隆面對裕陵地宮滲水時的作法當武器，但祖宗家法在鐵了心的皇帝面前形同廢紙。在再次耗費了巨大的拆遷資金後，寶華峪陵寢最終被徹底毀棄了，包括那些高大精美的地面建築和栩栩如生的巨石雕刻。
道光皇帝轉而把目光投向西陵，並在那裡親自選定了一處名叫龍泉峪的地方，重新修建了一座皇陵。新皇陵工程歷時四年，耗資240萬兩白銀。兩建一拆讓帝國的財政元氣大傷，新皇陵不得不裁撤許多設置以應對日漸窘迫的財政赤字，比如聖德神功碑、方城、明樓、二柱門和石像生，隆恩殿前裁撤了石欄杆、銅鶴、銅鹿，地宮內不雕刻經文、佛像，陵寢門由傳統的三座琉璃花門改為三間四柱石牌坊……同時，為了防止再次出現滲水現象的發生，地宮內增設了龍鬚溝用於排水。有人認為這些變化是因為道光打輸了鴉片戰爭，但截止目前，尚未發現證明兩者之間存在必然聯繫的史料，反倒是龍泉峪陵寢完工於道光十五年，鴉片戰爭爆發於道光二十年，讓兩者看上去徹底斷絕了聯繫。此外，龍泉峪陵寢的最顯著的變化出現在隆恩殿上，道光帝一改清代諸陵慣用的松木，而通體使用了極為珍貴的金絲楠木，其代價是，由於金絲楠木經明清兩代大規模砍伐，其時已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開銷，道光帝不得不將明清兩代帝陵沿為慣例的雙簷歇山式宮殿改為單簷歇山式。
道光十五年冬，孝穆的陵寢再次拔營起寨，入葬西陵，是為第三次安葬。這一次，孝穆的故事結束了，但道光和慕陵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道光帝再次來到西陵，在拜謁了泰陵、泰東陵、昌陵之後，來到了龍泉峪陵寢。在那座未來供奉著自己神牌的金絲楠木大殿裡，蒼老的皇帝向自己的兩個兒子——日後的咸豐皇帝奕詝和恭親王奕訢——出示了一份朱諭：「敬瞻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邇，嗚呼，其慕與慕也。」
清制，皇陵建好後並不命名，而是要等皇帝駕崩後由大臣擬定若干吉名，在入葬前嗣皇帝確定。陵名還要製成匾額，懸於皇陵明樓之上。之前雍正為康熙選定的「景陵」之名，便是雍正刺破中指，以血圈定的。
然而，此時，道光卻開始操心起這個本該由他兒子操心的事來了。但祖制已定，規矩是不能壞的，所以有些東西只能通過暗示的手段，方家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也。
道光皇帝終於在忐忑不安中去世了。至死他怕是仍在擔心兒子是否會明瞭自己的一片苦心。
事實證明，咸豐皇帝，這個他歷經艱難抉擇而選定的繼承人，雖然在治國大略方面讓愛新覺羅家族的歷代祖先蒙羞，但在猜謎方面的確是個出類拔萃的高手。從繼位之初，這位極具文人氣質的皇帝就開始思考父親當年留給自己的那紙朱諭，他很快悟出了其中的秘密：父親是想讓自己的陵寢得到「慕陵」這個名字。
道光帝泉下有知，應該慶幸自己的兒子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猜出答案。否則一旦自己入土為安，陵名已經擬好，自己的一片苦心豈不是要化作東流了！
《溥儀墓前》
充斥華龍陵園的是一股令人大汗淋漓的寒意。
與咫尺外崇陵的車水馬龍相比，深秋時節的華龍陵園顯出了一種十足的肅煞與冷清。此刻，穿行在蒼松翠柏和肅穆的大理石墓碑間的，除了步履匆匆的我，就剩下料峭的秋風了。
接近山頂，石階分出一條叉路。沒有路標，一種奇異的力量驅使我沿叉路走過去，繞過一片黑松林，兩支小巧玲瓏的華表赫然出現在眼前。華表背後是三座混凝土灌注的墓塚，面南背北，遙視著暮藹沉沉中的崇陵。當中的墓前立著一方灰色的石碑，上書：「愛新覺羅·溥儀。」
一個人類社會延續了數千年的奇觀，在歷經了一代代智者與庸才的悉心打磨之後，在上演了一出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悲歡離合之後，最終在這個金龍峪背後的這個小山頭上劃上了一個句號。
溥儀，這個擁有三個父親和七個母親、卻仍然孤寂一生的男人，不幸地站在了歷史上的門坎上，成了中國歷史裡一個令人無從迴避的指示標，但終其一生，卻從來沒有人真正為他指明方向。
回首溥儀的生平，他是曾經有過夢想的，甚至，那個夢想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裡絕非不可能實現。為了這個夢想，他偷書，偷字畫，給中國文化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但兩千年專制社會的慣性和社會轉型期的陣痛把他捲進了一個巨大的漩渦，讓他無法選擇，也無從選擇。最終東陵前的一聲爆響讓一切幻夢徹底化成了碎片，溥儀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今天，溥儀留在人們印象裡最多的是那個穿深藍色中山服，戴著眼鏡的瘦花匠形象，這個印象的形成，除了得益於影視技術的發展，更重要的原因來自於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之前因為一點寫作上的原因，我曾經把這部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本人撰寫的自傳翻閱了五六遍，但讀過之後心裡的疑問卻更加深重。作為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學生，溥儀在書中所表現出的語言能力並不出眾，我們當然不能認為王國維的學生就一定才華橫溢，但另一個細節卻是，諸多證據證明溥儀曾在自傳中記述過捐獻「乾隆三連印」的事，但我翻遍《我的前半生》，卻始終沒有找到關於這件事的記載。
懷疑隨之產生。
而另一個讓人困惑的細節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曾在他的《大河彼岸》一書中描述了他與溥儀在人民大會堂晚宴上相遇的場景。斯諾一開始把溥儀當成了混進來的流浪漢，在經人介紹後才恍然大悟。隨後，身為記者的斯諾敏感注意到，溥儀明明聽得懂英語，卻始終依賴於身邊的翻譯向斯諾作喋喋不休的自我控訴，甚至全然忘了斯諾向他提問的問題。
不久前，有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全新版本的《我的前半生》，這才讓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原來溥儀的自傳尚有十數萬字沒有發表。
而在這本新版《我的前半生》裡，至少就文字水平而言，溥儀的確展示給我們一個全新的他，一個極富幽默感的他。他寫到他被蘇聯人抓獲後一個小細節。之前的他因為一直擔心被人毒害，從不相信任何人，在被蘇聯人抓到後，為了表示友好，他主動為看押他的蘇軍士兵倒了一杯水。為了證明水裡沒有下毒，他為自己也倒了一杯。但不料沒等他把第二杯水倒完，那個士兵已經把自己的水喝光了。
至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之前看到的溥儀，是被篡改過的溥儀，而篡改者中就包括他本人。對此，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有極其到位的闡述：「對於歷代最末一個皇帝的命運，從成湯放夏桀於南巢，商紂自焚於鹿台，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數到朱由檢上煤山。沒有人比我對這些歷史更熟悉的了。」
是的，這是一段任何坐上皇位的人都必須首先學習的課業，尤其是身逢末者，而成績的高下將直接由生命的延續與否作註解。對於一個從三歲就開始每天過著這種生活的人而言，這種思維方式已經溶進了他的血液，成為了他為人處世的本能。也正因為如此，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的簽名也完全使用了簡體字，而非他已經使用了一生的繁體字。
1967年，溥儀因腎病病於北京協和醫院。周恩來總理代表共和國政府詢問他的家人，是否需要國家為溥儀修一座陵墓，「如果需要，我們可以把它建得漂亮些。」我們當然不能置疑周總理的好意，但這樣的好意卻是溥儀家族上上下下都不敢接受的，相信即使是生前最後一刻仍在渴期把自己「埋得離光緒皇帝近一些」的溥儀本人，聽到這個消息也會被嚇暈過去。溥儀的親戚們在經過集體研究過之後，由他的七叔載濤代表全族作出了決定：「溥儀的骨灰還是放在八寶山人民公墓吧！他離革命還差得遠呢！」
在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的風雨顛沛之後，愛新覺羅家族的遺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應對新的生活。
就這樣，溥儀的骨灰被安放進了八寶山人民公墓，與他為伴的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
1995年初，儘管遭到族人的一致反對，溥儀的遺孀還是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將溥儀的骨灰移到與清西陵僅一牆之隔的華龍陵園。陵園的投資者是一位來自香港的商人，正是他主動找到溥儀的遺孀，完成了一個現在商業版的「此奇貨可居也」。而就實際的情況看，這位商人的目的的確達到了。
山巔極處的溥儀仍然同廣大勞動人民埋在一起，但距離他的祖先們卻已不再遙遠。同是入土為安，從皇帝到公民，溥儀恰恰是那個最合適的鏈接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