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在權欲之外》
——一座王府的前世今生
不是開頭的開頭和不是結尾的結尾
從豪情萬丈地落筆，到幾分鐘前在躊躇中敲下最後一個句號，這篇文字究竟用了多久，連我自己也記不清了。四個月？抑或是半年！
由於對清朝歷史的著迷，我無意間翻閱過一些關於恭王府的資料，因為有人說，那座王府裡承載著「半部清史」。也正是在這些資料中間，我知道在這座海濱城市裡居然也藏著一座曾被人稱為恭王府的建築。為此，我曾經幾次試著去接近這座建築，但它卻總是用一幅冷冰冰的態度拒人於千里之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今年春天，很有幸，我終於在一個下午意外地闖了進去，於是很自然的便有了寫點什麼的衝動。
我的本意只是寫一座王府，然而，當我真正開始動筆的時候，我才突然發現，我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事物，龐大到無論我從哪個角度仰視，都僅能窺其一角，而其間千頭萬緒的脈絡，更是讓我迷失於歷史的詭譎與深邃。
於是，我只能在遍地金玉的沼澤中爬行，艱難、泥濘，充滿誘惑。
好在我至今還沒有養成放棄已經半就的文稿的習慣，在一次次擱筆、哀歎、思索之後，在一次次重新排列每一段文字之後，我終於還是讓它有了一個看上去還算符合定義的結尾，雖然我很明白，那其實遠遠不是一個結尾。
是為記。
我原本的目的地並不是那座叫座海濱公寓小院，但既然停車的位置離那裡並不遠，時間又還比較寬裕，我就懷著試一試的心情向著那座小院走去。
從海底世界出來的遊客熙熙攘攘地經過身邊，興致勃勃地談論著海象、企鵝和抹香鯨，沒有人注意行色匆匆中的我。
這究竟是第幾次專程來看這座小院了？我自己也不確定。自從偶然知道了這座小院似是而非的歷史，我就經常彷徨其青籐密佈的高牆之下，但遺憾的是，這座小院始終沒有對我掀開它神秘的面紗，它靜靜地躲在冷冰冰的鐵門和茂密的松葉背後，與鬱鬱蔥蔥的小魚山連為一體，甚至不肯向我展露一個小角——一如近百年來它一直做的那樣。
這是一座很幽靜的小院，有兩座門，正門直衝著浩瀚的匯泉灣，門裡是一幅松鶴延年的瓷磚影壁，另一座旁門開在旁邊的小山坡上，門前一條用青石鋪成的小路，早已被歲月打磨得珵亮，如同一波靜水，彎彎曲曲地通向海洋大學的本部。
很意外，旁門居然開著，而且院裡沒有一個人。我躡手躡腳走進去，輕輕踏上被松葉鋪滿的地面，盡量不驚動小樓的沉思。地上的腐殖質異常鬆軟，人行走在上面如同踩在晃動的船上。匯泉灣的海風越過斑駁的牆頭，把墨綠色的松枝搖地沙沙作響。
院裡有一黃一綠兩座德式小樓，呈東西分佈，如同一對孿生兄弟。朱紅色的窗欞外吊著，海爾空調的室外機正在滴水。兩座樓前各立著一座涼亭，亭外各有一棵粗壯的松樹，虯勁地伸向天空。我從互聯網上得知，這兩座樓被稱為「鴛鴦樓」，但我沒有想到，它們連樓前的涼亭和松樹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瀏覽了整個院子，然後開始猶豫是否可以潛入樓中一觀。我試探著向樓裡張望，卻看到兩台攝像頭正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就在這時，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你好！」作為闖入者，我首先向他打了招呼。
「你好！請問你是幹什麼的？」他顯得彬彬有禮，卻不失警惕。
「我是個歷史愛好者，進來隨便看看。」我無意撒謊，但是不確定他是否會理解我的衝動，「請問辛亥革命以後這裡是不是住過一位清朝的王爺？」
「沒錯。」他笑著點了點頭，算是對我身份的肯定。
「那你知道更多關於他的事情嗎？」
他搖了搖頭：「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們只管幹活，誰顧得了那些事！」
我趕緊追問了一句：「請問這裡現在是單位，還是公寓？」從一進院子，我就注意到院裡停著兩輛掛公安民用牌照的吉普車。
「這裡是一家單位。公寓已經搬走了。」那男子和藹地解答著我的疑問，卻並沒有驅逐我的意思。
「你們是公安的吧！」
「我們是一家單位。」他眼神裡劃過一絲驚奇，但依然從容。
至此，我已經明白這裡絕非尋常之地，主人雖然沒有不滿，但顯然我並不適合再做過多的停留。
於是我向他道了謝，說：「那我就不打擾你們工作了。再見。」
我退出院門，他微笑著向我揮了揮手，然後關上了鐵門。我站在幽靜的青石路面上，聽到歷史戛然而止的聲音。
歷史總是會在不經意間遺失一些重要的細節。沒有人知道這是為什麼，但遺失的後果往往會讓事實變得面目全非。
不久前有人給我推薦了一本周汝昌先生的新書《芳園築向帝城西》。那是一本以北京恭王府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周先生在書中使用了大量筆墨，試圖推翻學術界目前流行的關於「恭王府始建於和珅」的論斷。
在周先生引用的諸多證據中，包括早在康熙初年就名冠京師的「西府海棠」，恭王府花園內假山的位置，恭王府內至今保存良好的明代建築，周邊幾座王府的建築年代，以及歷代文人墨客吟詠什剎海的詩句，其中甚至可以遠溯到明代的大學士李東陽。而在所有證據中最為周先生看重的，是直到民國年間恭王府附近的居民仍將王府的東半部稱為「東府」，並傳說那裡曾是康熙第十子的敦郡王府。
「東府」自然是對應「西府」而言，但西府歸屬何人，野老諱莫如深，以至於在口口相傳間竟然再也覓不到一點痕跡。於是周先生推測，「西府」必然屬於康熙的另一位皇子，而且此人必因奪嫡一案與雍正結仇，才導致其身份被雍正、乾隆兩代帝王湮沒於茫茫史海之中，再也無從查證。根據稗言野史，周先生進而大膽推測，這個人應該就是康熙晚年最為得意的十四子胤禎，並且當真從胤禎後人的詩集中找到了某種線索。
似乎扯遠了。但恭王府花園與大觀園之間似是而非的結構卻讓這座王府成了破解紅學奧秘的必由之路，進而成瞭解讀曹雪芹真實寫作意圖的內窺鏡。而且這種聲音自胡適發出以來，經百餘年諸多紅學大家的補充與考證，至今已然有些振聾發聵的意思了。甚至就連周恩來總理也一度被紅學界爭執不下的兩派拉來當評委。而在實地考察了恭王府花完後的周恩來最終也只能給出這樣的意見：「要說人家是想像，但人家也總有些理由。不要輕率地肯定它就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但也不要輕率地否定它就不是。」
不過，就目前的情況看，這種爭論只能無限期的持續下去了，因為關於恭王府的始建人，現有史料能提供給後人的無一例外都是和珅，時間是乾隆五十年左右，即曹雪芹逝世後23年。而在繪於乾隆十五年的《京城全輿圖》上，今天恭王府的位置上只是一片低矮的民房。
為了證明恭王府早在和珅發跡之前就已經建成，周汝昌先生花費了幾乎畢生精力。在他走訪了諸多知情者後，終於有人隱約回憶起老輩間傳說「西府」曾是一座貝子府，屬於一個叫「榮貝子」的人。但是查遍清宮檔案，也沒有人能從清朝皇室的玉牒中找到那個叫「榮貝子」的人。
歷史在戲謔地表現了它的慷慨之後，又促狹地換了一幅吝嗇的神情，讓後來者徒喚奈何。有關於恭王府的前身就這樣再次隱匿進了歷史的深處。
無論從哪方面講，這都是中國官宦陞遷史上一個「現象」級的人物。
和珅，一個已經被諸多戲說文學樣本化、卡通化了的貪官形象，甚至已經是中國人心目中最臭名昭著的貪污犯了。在美國華爾街郵報於2005年評出的「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1000人」排行榜中，和珅與包括成吉思汗在內的其他五位中國人赫然名列其中。後世更是有人說，僅和珅一個人的財產就足可以全部支付晚清馬關、辛丑兩個條約的巨額賠款。
在成為軍機大臣之後，和珅開始在什剎海之畔建造自己的豪宅。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恭王府的雛形。工程前後歷時9年，耗資無算。其間和珅買通了皇宮太監，盜用了皇宮大內某些建築的圖樣。
然而拋開和珅至今仍然眾說紛紜的家產數額不說，和珅的發跡史始終都是一個史學界莫衷一是的謎題。
從乾隆四十年以侍衛出現在乾隆皇帝的御轎之側開始，在其後短短一年時間裡便集戶部右侍郎、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崇文門稅務監督、總理行營事務等一系列頭銜於一身，並在之後的歲月裡迅速成長為帝國的「二皇帝」。有人說他得意於一次機智的搶答，有人說他得意於一次越權的回奏，還有人說他得意於自己酷似乾隆皇帝初戀情人的相貌。但無論如何，和珅在短短十年時間裡從獲得了一個非貴族所能獲得的最大榮耀，包括讓他的兒子娶回了皇帝最疼愛的小女兒。然後，在乾隆皇帝死後短短的十五天裡，和珅就被嘉慶皇帝欽定二十條大罪而失去了生命，並且在後人心目中淪為了一個可笑的小丑。
但問題是，和珅真的是死於貪污嗎？
翻開記錄在《清史稿》裡的和珅判決，我們很難指出那所謂的二十條罪狀中究竟哪一條是指控他犯有貪污罪。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和珅的經濟犯罪至多不過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而在清朝，這樣的行為其實完全不構成犯罪。
當然，在二十條罪狀中不乏可以判處和珅死刑的罪名，比如譖越，證據之一便是和珅府上的房舍「竟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
在和珅死去21年之後，這座宅院的新主人綿愍向嘉慶皇帝報告說自己家裡有毗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銅路鐙三十六對。這都是皇帝御用之物，其中毗盧帽門口便是在紫禁城裡也只有兩處，其他人——包括王公貴族——也絕對不可以擁有，否則就構成譖越大罪。然而嘉慶皇帝的回答是：這宅子本是和珅舊宅，這些東西都是和珅私自置辦的，王公大臣們今後不要再犯這種錯誤就可以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這麼明顯的罪狀居然並沒有出現在和珅的二十大罪狀裡，而且在這21年裡，嘉慶皇帝曾經幾次駕臨這座王府，居然完全沒有注意到這裡除了那座「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的楠木房屋之外，這裡竟還藏著近百件僭越之物。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如今，毗盧帽門口、太平缸和銅路鐙都早已不見了蹤影，只有那座膽大妄為的楠木殿宇仍然屹立在恭王府裡，默默見證著幾個世紀間的世事滄桑。
對清史大致有所瞭解的人，大約都會知道奕訢和哥哥奕詝爭奪皇位的故事。無論官史、野史，抑或是後來的歷史發展，無一不在向我們證實，就個人素養而言，奕詝都遠遠遜色於自己的弟弟。
然而奕詝每每恰到好處的眼淚和南苑狩獵時的示拙，最終還是打動了道光皇帝的心。於是，當老皇帝龍馭上賓的時候，雖然奕訢和奕詝的名字同時出現在了遺詔上，但奕詝成為了咸豐皇帝，而奕訢卻只得到了一個「封為親王」的許諾。這在清朝歷史上唯一一次以先皇遺詔的形式嘉封一位親王，從中也不難看出道光皇帝直至臨終前仍然彷徨不定的心態。
志得意滿的咸豐皇帝很快滿足了父親的遺願，冊封弟弟為「恭親王」，並且把什剎海之畔的和珅的舊宅賞賜給了奕訢，奕訢從此搬離了紫禁城，搬進了那座京城裡最為聲名赫赫的宅院。
在作為清朝首都的268年歷史中，北京城裡先後出現過兩座「恭親王府」，除了奕訢得到的這座，另一座也在什剎海旁邊，它的主人是康熙皇帝的弟弟常寧。
公元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正月，當養心殿裡的順治皇帝被天花折騰得奄奄一息的時候，唯一支撐他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他心目中的皇位繼承人選與母親發生了衝突。
這並不是這個任性的皇帝第一次與自己的母親產生分歧，事實上，這對脾氣同樣執拗的母子很少有什麼事情可以取得一致意見。但毫無疑問，這一次卻是最為至關重要的一次，因為它已經不再關係母子間的血脈親情，而是兩個政治對手最後的搏弈，帝國未來的命運將鐵定由於它的不同而不同。
由紫禁城的史官們修訂的史書含糊地記下了衝突最終的解決方案——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話讓康熙皇帝最終坐上了帝國的龍椅——但卻刻意迴避了衝突的整個過程：順治皇帝希望由另一個人繼承他的皇位。
關於那位差一點成為大清帝國入關後第二位皇帝的人，現下諸多的史料都指認為順治皇帝的堂兄安親王岳樂，也有人認為順治皇帝的另一個兒子福全，但還有一部分不容忽視的聲音堅持認為，那個人應該是年僅六歲的常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