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生活在亞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由於氣候原因，他們的進化過程中並沒有遭受到太多的病菌的侵蝕。因此，同滿洲人一樣，他們對於長城以南濕暖的空氣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適。而與清朝的戰略夥伴關係和極度密切的姻親關係又使得他們不得不跨越長城，前往北京拜見皇帝，於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這群曾經在戰場上視死如歸的勇士們竟把進京看成是奔赴刑場，每次出門都要全家抱頭痛哭，令人大有生離死別之感。
事實也的確如此。史料記下了太多蒙古王公在跨越長城之後死於出痘的病例。這不能不引起清朝統治者的注意與警覺。
那麼，是否有一種折中的方式，讓蒙古諸部的王公們不必冒著如此巨大的風險，同時又能如約完成一年一度的朝覲呢？
在坦坦蕩蕩的烏蘭布通古戰場，我們遇到了一支來自中央電視台的攝制組。他們正在拍攝一部反映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記錄片。
幾個蒙古族的小伙被要求穿上古代的盔甲，騎在高頭大馬上進行追逐打鬥。嫻熟的馬上功夫讓他們看上去彷彿隨時會從馬背上摔下來，可這一幕卻始終沒有發生。導演說，他要以情景再現的方式重現當年康熙在這裡大敗葛爾丹的一幕。
但是一場不期而至的大雨打亂了攝制組的計劃，演員們和我們一道不得不擠進一座以出租蒙古族服裝供遊人拍照的蒙古包裡，等待大雨的過去。
最後走進來的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演員，披著一件黑色的戰袍，胸上繡著金色的龍紋，頭上戴著一頂插著大紅纓的頭盔，頷下還貼著半尺長的花白假須。
我笑著問他：「您扮的這是康熙吧！」
「是。」他帶著濃重的當地口音，很憨厚地笑了笑。
功夫不大，雨停了，演員們再次回到馬上。幾個扮演葛爾丹士兵的演員盔歪甲斜地趴在馬背上，做狼奔豕突狀，「康熙皇帝」則威風凜凜地撥出佩劍，指揮著自己的將士們奮力追擊。周圍的遊人們為此紛紛駐足，好奇地欣賞著這難得一見的場景。
但我知道，發生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盛夏的那場烏蘭布通之戰當然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因為事實上，康熙在率軍開赴烏蘭布通的途中突患瘧疾，之後不得不在群臣的苦苦勸告下返回了北京。烏蘭布通的戰場上，其實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康熙皇帝的身影。而且，那一年康熙皇帝只有36週歲，跟現在的我差不多年紀。導演之所以找了個年近半百的演員，大約是想表現出皇帝如東晉謝安般「談笑靜胡沙」式的沉毅與老練。畢竟在東方的政治觀念裡，這樣的性格大都屬於上了年紀的人。
然而康熙偏偏不是。他的統治技巧似乎從來都顯得十分成熟。
康熙的成熟得益於他受到的教育。
從某種角度來講，康熙接受的教育與中國歷代帝王所教育之間存在著一個重大的區別：康熙所受到的教育不僅包含了正面的經驗，也包含了反面的教訓，而後者在其他帝王的教育中通常是有意或無意地被忽視、被弱化，或者是被形而上了的。
這些反面的教訓多來自於明朝末年那一連串的政治悲劇。
晚年的康熙在與臣下們談及那段歷史時，曾感慨於對方僅僅只能從書本上獲取知識，而他自己，曾親見過許多從萬曆年間就開始供職於紫禁城的太監。康熙就是從他們口中得到的關於那段歷史的第一手資料。顯然，他對於那段歷史的悲愴與殘酷，有著遠比那些學富五車的碩儒們更為直觀與寫實的認識和瞭解。也正因為如此，康熙從一開始就鄙視明朝末年以皇帝為代表的整個國家從精神到肉體一併呈現出的病態，並極力避免重蹈覆轍的厄運降臨到自己的頭上——雖然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終有清一代，愛新覺羅家族始終都在對明朝舊有的制度亦步亦趨。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也就是「三藩」之亂開始後的第四年，23歲的康熙皇帝離開了酷暑難耐的紫禁城，率領群臣和八旗官兵，北出長城，到塞外的壩上草原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行圍活動。自此，直至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康熙先後40多次來到這片被命名為「木蘭圍場」的草原，在這裡接見蒙古王公，並與他們進行圍獵活動。在每年為期二十天的行圍過程中，皇帝身先士卒，親率將士衝鋒在第一線。每當狩獵開始，每一名獵手都必須像迎戰強大的敵人一樣恪盡職守，全力以赴。所有獵獲獵物或者讓獵物逃脫的行為都會被忠實的記錄在案，並受到相應的獎賞或處罰。入夜，皇帝與隨駕大臣、蒙古王公、八旗官兵們一起圍坐在篝火旁，一邊品嚐他們的戰果，一邊欣賞賽馬、摔跤比賽。木蘭秋獮已然成為了大清帝國的軍事演習制度和與蒙古諸部的交流手段。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幾乎就在駁回蔡元「重修北口長城」的請求的同時，在距離木蘭圍場僅40餘公里的多倫諾爾，康熙召集內外蒙古諸部貴族，舉行了多倫會盟，宣佈在外蒙古全面推選清朝的盟旗、封爵和法律制度。從此，外蒙古被牢牢控制在了大清帝國的手中。為此，康熙頗為自豪地說：「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知有也。」
木蘭秋獮極大的改變了八旗官兵的精神面貌，也讓康熙本人擁有了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帝王的體魄與精力。終其一生，康熙在木蘭圍場所獲獵物不計其數，據他自己粗略統計，他曾經「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甚至他曾經「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他自己興高采烈的說：「若庸常人畢生亦不能及此一日這數也。」
憑藉著在木蘭圍場裡重新樹立起來的勇氣與信心，大清帝國在其後的歲月裡接連兩次擊敗了沙俄，三次擊敗葛爾丹，並最終於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將葛爾丹逼上了自殺的絕境。在他的統領下，大清帝國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東起西太平洋、西達蔥嶺、南極曾母暗沙、北跨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約1300萬平方公里、統治人口達3億的龐大帝國。
在康熙之後，乾隆、嘉慶兩朝的皇帝都嚴格遵守木蘭秋獮制度，直到垂垂老矣的帝國再也無力追上歷史前進的腳步。
那個關於弓箭的問題還在繼續糾結著我。
經過一番考察，我終於發現，我的思考方式從一開始就是錯的。錯誤產生的原因不是別的，恰恰是我們當下的生活裡已經很少能見到我們的祖先射箭的姿態，甚至很少能見到我們祖先使用的弓箭的影子了。原來箭搭在弓上方向必須要和拉弦手指尖的朝向相一致，這樣才能避免因放弦時弓弦的回彈而使箭產生側滑滾動，從而影響射箭的準確性。
這時我才知道，我們在草原上見到的那張弓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弓，而是當下體育比賽裡使用的弓，其原型是歐洲的長弓。而中國弓與歐洲弓在使用方式上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曾經改變過歷史走向的區別：拉弓方式。
在西方（包括歐洲和中東），射手使用的弓大多是用單一材料製成的單體弓，因其韌性較差，射程較短，必須靠提高弓的長度加以彌補，所以這類弓的長度通常不少於80厘米。這樣的長度顯然是不太適合於騎兵作戰的。歐洲的射手們為了最大限度的拉開弓弦並保持箭身穩定，發明了所謂的「地中海式射法」，即以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拉弦，同時把箭固定在箭台上，箭尾刻有凹槽以卡住弓弦。這一射法至今仍被運用在正式的射箭比賽中。但即使是這樣，單體弓的有效射程也不超過100米，更無法射穿堅厚的鎧甲，甚至，它缺乏精準性的弊端也一直為後人所垢病，這恐怕也是西方戰爭文化裡一直罕見神射手的原因之一吧！
而在東方，為適應普遍展開的騎兵作戰，短小而強勁的反曲弓應運而生。反曲弓由至少六種材料組合而成，弓體呈反向彎曲，從而產生了遠比單體弓更大的彈力。蘇秦就曾向韓王特別指出：「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雖然《戰國策》的成書年代尚待商榷，但足以證明，遲至漢代，中國人的弓箭射程已經達到了800米以上（戰國時北方以23.1厘米為一尺，6.4尺為一步，合147.8厘米）。在此範圍內，鎧甲、盾牌，乃至於木製城牆都已經不再構成影響箭鏃前進的障礙了。如此強大的威力首先改變了拉弓的方法，在這項被後人稱為「蒙古式射法」的技術中，粗壯有力的拇指成為了唯一拉開弓弦的主角，其餘四指並不觸弦，僅起平衡和固定箭身之用。複合材料使用的使得弓弦產生無限拉力成為可能，拇指拉弦又讓「會挽雕弓如滿月」屢屢成為我們吟誦的壯舉，但繼之而來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則是，弓弦對射手指部的壓力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所能承受的極限。於是，扳指誕生了。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最早的一枚扳指發現於3000年前的安陽殷墟婦好墓。在此之後，從《詩經·衛風·芄蘭》，到劉向《說苑·修文》，再到鴻門宴上范增屢屢舉起向項羽示意的「玦」，扳指儼然已經成了我們祖先生活中的常客。
射法的不同以及扳指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人類戰爭史的天平。甚至蒙古人西征的時候，西方弓箭手完全無法使用對方射過來的沒有尾部凹槽的箭。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馬鐙、肩式套馬法，以及蒙古人對絲綢的使用。
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生產力發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軍隊裡開始運用。
而這些「生產力發展的最新成果」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於現實中的軍事壓力。
憑藉著這一項項因戰爭壓力而產生的科技創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在很長時間裡獨步全球。
清朝立國之初，雖然在表面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但其實上卻處於軍事上的四面重圍之中：南明流亡政府尚殘存於緬甸，為國內反清力量的精神支柱；鄭氏武裝依托水軍優勢不時從台灣發難，侵襲帝國江南的經濟中樞；三位漢族藩王則籍此在南方擁兵自重，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在北方，沙俄也在借助漠西蒙古準噶爾部頻頻東侵，隨時威脅著大清帝國與內外蒙古的戰略夥伴關係。
在經歷了康雍乾三代帝王七十餘年的征伐之後，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大清帝國終於掃清了自己臥榻旁的最後一個對手——漠西蒙古準噶爾部。根據《準噶爾滅亡記略》統計，伴隨著清朝軍隊的屠刀連同他們身上「攜帶的正常的細菌」，這場戰爭最終導致了大約100萬蒙古人的死亡——除了極個別忠於清朝的部族，漠西蒙古，這個曾在明朝時創下俘虜中國皇帝的壯舉的驍勇民族從此不復存在。
至此，正如魏斐德在他的巨著《洪業》中所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孟子說：「入則無法家弼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隨著硝煙的散去，滿洲人手中的扳指也在消然無聲地發生著變化。努爾哈赤時代常見的材制，如皮、骨、銅漸漸被棄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黃金、翡翠和象牙。昔日凝繞在扳指間的猙獰與粗礪已經漸漸銷融成了纏綿、奢侈與特權，那些曾經凌利無比的記憶，最終和那些價值千金的扳指一樣，變成了一個美麗而易碎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