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雲之南的追尋 第9章 第一輯 歷史河畔的垂釣(下) (3)
    似乎也不太可能,畢竟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講,右撇子的比例應該遠高於左撇子。而且那些描述乾隆皇帝武功與風采的畫作,諸如《平定西域戰圖冊》、《威弧獲鹿圖》、《乾隆射箭圖屏》也都沒有向我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即使是退一步講,從實戰的角度考量,只會左手持弓的人肯定無法正常應對身體右側的敵人,所以遊牧民族多是「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鞬,即馬上盛弓的用具。在戰馬兩側各掛一鞬,便於取用,節省了從一側取出弓換手到另一側的時間,不失戰機。

    類似的疑惑還來自於清代射手們拇指上的扳指。

    從時下頗為流行的清宮戲裡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到,扳指是清代每個滿洲男子拇指上的飾物。滿洲人從馬上取天下,以騎射為重,以不忘武功為訓,在騎射中不可或缺的扳指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整個民族上到帝王,下到普通旗民的精神象徵。但問題是,這東西怎麼用?翻查資料,關於扳指的解釋大都語焉不詳,只說是拉弓時防止弓弦割傷手指的用具。但看過幾次奧運會上的射箭比賽,選手們都是用是在用食指和中指拉弦,偶爾會佐以無名指,完全看不出拇指的作用,更看不出它會受到怎麼樣的傷害。

    歷史總是這樣,在時光的流逝過程中,總會有一些東西被歲月沖刷得支離破碎,其中的某些部分或許會繼續隨波逐流地漂向下游,而另一些則會就此悄然沉澱在了歷史長河的深處。於是,當下游的人們重新打撈起這些歷史的漂流物時,往往既會為自己的所得感到幸運,同時也會因為其中的缺失而傷透腦筋。這一切,似乎就像是一位偵探在時過境遷後回到被清理過的現場,試圖尋找兇殺案的線索一樣。

    而這,或許也正是歷史的魅力與研究者的趣味所在吧!

    所幸,那個屬於弓箭的輝煌年代距離我們並不遙遠。這就意味著我們從歷史的長河裡打撈上游殘片的幾率相對要容易許多。

    「亡秦者胡也!」這一紙從海上輾轉而來的天書不僅是對秦始皇個人振聾發聵的警告,也成了其後歷代中原王朝統治者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事實上,從古父亶公的西遷開始,草原深處那群如蒼狼般吟唱的神秘人就已經開始引起中原民族的注意了。此後,中原文明把自己對外交往歷史中很大的一部分篇幅都花在了這群人身上,但他們的逐水草而生的習性對於中原人而言,依然詭異莫測。

    這是一個與「日出而做,日暮而息」的中原文明有著天壤之別的族群。在中原人看來,週身散發著野獸般氣味的他們是那樣的狂飆暴戾,以至於搶劫和殺戮似乎是他們生命中最大的樂趣,也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憑藉著嫻熟的騎術和精準的箭法,他們享受著弱肉強食所帶來的快感,並且把這種快感一次次強加到了他們所能遇到的所有人身上,有時候甚至是剛剛為他們提供了幫助的朋友。

    謙虛儒雅、知恩圖報的中原人無論如何也無從接受這樣的鄰居。但中原人卻並不總能打贏這個鄰居。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鎬京,周幽王被殺。公元前636年,戎狄殺入洛邑,周襄王從此流亡在外長達四年。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劉邦率三十萬大軍被匈奴人困於白登,僅以身免……即便是在中原王朝最強盛的時候,重要指揮官被俘的壞消息依然不時傳來,擾動著一代代帝王疲憊而脆弱的神經。當時光進入公元四世紀的時候,長江以北更是為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個遊牧民族輪翻掌控,中原王朝只能憑借長江天險偏安於江南一隅。

    無奈之下,中原王朝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在平均海拔接近1000米的燕山山脈中搶修長城,或者,把自己的公主嫁往遙遠的草原。

    然而,不幸仍在繼續加劇。公元936年,後唐軍閥石敬塘以割讓燕雲十六州為代價,換來了三千契丹鐵騎和自己的黃袍加身。從此,燕山山脈連同綿延其間的長城不再是中原沃土的屏障,狂飆的草原騎士們可以揮舞著他們雪亮的圓月彎刀,自由馳騁於坦蕩的華北平原。為了奪回這一屏障,北宋王朝曾經進行過一系列艱苦卓絕,卻又近乎荒誕的努力,最終換來的只是兩位皇帝被俘、半壁江山淪喪的靖康之恥。

    戲劇性的是,北部邊患似乎不僅僅屬於中原王朝,草原民族同樣時時驚懼於自己北方的狼煙。每隔一段時間,廣袤的蒙古草原深處就會誕生一支驍勇的軍隊,如同東北亞冬季裡凜冽的寒流,在一位偉大統帥的指揮下如洪水般向南撲去,摧毀沿途遇到的一切阻礙。深邃的草原裡,似乎蘊藏著某種源源不絕的能量。

    公元十三世紀,這個榮譽屬於一個被稱為成吉思汗的蒙古騎手和他手下無堅不摧的勇士們。

    一個世紀後,當蒙古人的潮水最終退去,漢族人重新打理自己的江山的時候,朱姓的皇帝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繁忙的工程監理人,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終有明一代,朱家人總共修築了超過6300公里的長城,而據黃仁宇統計,每修一英里長城,明朝政府就要花上六千兩白銀。這條蜿蜒的爛尾工程,終於成了束縛在明王朝自己頸上的一道掙不開的繩索,只待一個適當的時機,有人一腳踏空皇帝腳下的那張龍椅。

    回顧歷史,明長城的修建地點與之前歷代長城存在著一個顯著的區別:明長城繞開了遼寧。這是長城在其長達兩千多年的修建史上唯一一次沒有進入遼寧。朱元璋對此顯然有著獨特的構想。

    在財產問題上,出身貧民家庭的朱元璋有著與中國歷代農民暴發戶完全相同的思維方式,那就是,以最穩妥,也是最保守的方式把資產囤積起來,一代又一代傳給子孫,而不是將其投入到再生產和再開發的風險中去。似乎是為自己的經營理念作一個更為清晰與詳盡的註腳,朱元璋還專門頒布了一道詔書,羅列出了周邊36個「不征之國」,以此告誡子孫:我留給你們的家產已經足夠富足了,切不可心生非份之想而招致無妄之災。

    然後,朱元璋為子孫們在北部邊疆上修起了一道堅固的籬笆:長城。

    籬笆之外,除了剛剛被朱元璋逐出中原的蒙古人,還有千百年來一直屯居於遼寧的女真人。

    明長城的改道,就是專門為了女真人。

    在朱元璋的構想裡,女真與蒙古一樣,都是絕然不同於中原文明的「蠻夷」,既然如此,就應該把它們隔絕在中原文明之外,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中原文明的純潔性,另一方面,女真人勢必將因為空間格局的變化而與蒙古人發生利益上的衝突,從而保證明王朝的漁翁之利。

    由此,朱元璋的長城也與之前的長城有了本質上的區別:之前的長城圍住的是中原文明,而朱元璋的長城圍住的,則是草原文明。長城以北,是朱元璋精心設計的一個巨大的鬥獸場,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安穩地躺在屬於自己的看台上,享受著高超智慧和強權政治帶來的舒適、從容與安逸。

    然而,正所謂世事難料,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人的「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後來的歷史證明,朱家老少把這份安逸想像得過於浪漫了。

    狹路相逢勇者勝!被圈錮於同一座牢籠裡的兩頭猛獸注定不會束手待斃。他們開始在呼嘯的寒風中亮出自己尖銳的牙齒和爪。獸性在搏擊中成長,體魄在廝殺中健壯,意志在磨礪中堅強。廣袤的草原成了他們寬闊的舞台,也同樣為他們提供了無盡的智慧與能量。能夠在這樣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的,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恐懼的事實。

    1635年,漠南蒙古在經歷了皇太極接二連三的打擊後,納貢歸降了。從這一刻起,長城外的兩個同樣強悍的馬背民族結為了一體,從這一刻起,長城已經不再是明王朝的防禦屏障,而是激起草原騎手們征服慾望的誘惑。

    他們都想知道,現在,牆的那一邊究竟是什麼樣子?

    關於承德,似乎並不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但是承德的存在卻深深地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生活。

    曾經,承德北面的那片草原,是無數漢人皇帝的夢魘,同樣,承德南面的那條城牆,也是無數馬背民族的畏途。

    長城,這個我們民族至今仍引以為豪的驚世之作,無論是從工期還是從工程量來看,都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工程,但往更深層次追究,長城在歷史上的地位其實絕不僅僅只是一道由夯土築成的、用以發出預警並抵擋騎兵衝鋒的城牆,它更是兩種文明的交匯線。近代的歷史學家習慣於將四百毫米等降雨線作為劃分遊牧和農耕兩種文明的界限,而長城,恰恰就矗立在這條線上。縱觀人類歷史,還沒有哪項人工工程能像它那樣,僅僅用幾米的寬度標識出兩種全然不同的氣候——或者更深一步說,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文明。

    古往今來,那些從草原深處呼嘯而來的遊牧民族中的絕大多數,都可以輕易突破作為客觀存在的長城——從軍事防禦的角度而言,長城漫長的身軀本身就意味著漏洞百出——但卻很難突破由長城構成的文化樊籬。比如滿洲人的祖先女真人,建立起龐大的金帝國的他們最擅長的戰術就是長途奔襲,憑借這一戰術,他們不僅突破了長城,也突破了黃河,更是突入了北宋的首都,甚至將高宗趙構追成了陽痿。但關鍵時刻,金國人停了下來。後世的史學家們(包括學院派的和野狐禪的)曾對此大惑不解,他們都想知道,是什麼迫使那些驍勇的女真戰士勒住了他們狂奔的戰馬。有人說是金國內部的派系鬥爭,有人說是中原地區潮起雲湧的反抗力量,還有人說是江南錯縱複雜的水路……

    似乎很少有人提到病菌!

    幾百年後,貿然闖進這個古老國度的西方人曾經為中國人看似羸弱的身軀裡所蘊藏的巨大能量感到既驚異又羨慕。他們看到,「在高度農業化的國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攜帶者,臭水溝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處是適宜蚊子孳生的稻田」。但是,中國人飲用運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種輕微的小麻煩,麻疹和猩紅熱是普遍的疾病,「一個中國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劃開,鄉村醫生把腸子連同細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內並且把肚皮縫合起來,結果這個中國人很快就康復了。」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洲,在南太平洋,在西伯利亞,在夏威夷……擁有強健肌肉的原始民族一旦遭到異族入侵,其生命力便顯示出極端的脆弱。他們能用弓箭和不屈的意志來抵抗登陸者,但他們卻抵擋不住入侵的白人「攜帶的正常的細菌」。有證據證實,95%以上美洲印第安人死於白人攜帶的病菌。在阿茲特克城(今墨西哥城),西班牙人不得不從滿城的屍體上踏過;在新英格蘭,90%-96%的印第安人在三年內被瘟疫奪去了生命;在馬克薩斯群島,10萬土著在與外界初次接觸後,至1955年統計,只剩下2500人。

    文明世界對原始氏族部落的傷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今天有不少國家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嚴禁文明社會的人們進入本國的原始叢林。

    這種傷害卻極少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極少,並不意味著沒有。中國人的免疫系統並不是自以來就無堅可摧。東漢時期,伴隨著絲綢之路的日漸繁榮,東西方兩大文明第一次實現了正面交流,雙方都為自己能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一個可以一敘衷腸的聲音而高興,但與此同時,突如其來的瘟疫卻讓雙方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所有事情,轉而嚴肅面對死神的惡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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