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說！我知道，強姦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面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怎麼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陞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於戰鬥上的需要，將房屋焚燬後，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姦，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人來襲時，居民通敵，於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黨描繪的"軍愛民，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願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雲《溫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飢餓難捱，掙扎在生死線時，仍只顧橫徵暴斂，毫不體恤；而日本軍隊趁機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里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軍則用現金雇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擾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種情況下，"秤砣"於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麼"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桿"上壓不起足夠的份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於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姦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歷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贊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於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應該高於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適，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裡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適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聖和偉大的，但沒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軍隊帶來的水深火熱
看幾個例子：
1938年6月9日，為了阻擋中原日軍西進，****在河南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放水。洪峰突發，奪路東去，其咆哮洶湧之狀據說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黃河決口。豫、皖、蘇三省44縣市受災面積一萬三千平方公里，受災人口一千二百五十餘萬，三百九十多萬人流離失所，九十萬人死於非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人民付出慘重的代價，"戰果"又如何呢？日軍土肥原的第14師團一部分被困於中牟，經工兵接應耗費三天結集到開封；中島的第16師團一兩萬人陷在黃泛區，經航空兵團空投物資救援，終於度過難關。——如此而已。黃河畢竟沒有像大合唱中歌頌的那樣，"發出憤怒的吼聲淹沒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沒那些沒有航空部隊和工兵部隊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個歪點子，死掉九十萬人，這個數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兩點，湖南省政府得到日軍已迫近的報告（事後才知道是假情報），為實行"焦土抗戰"的既定方針，下令****長沙。由省警備團出動執行焚城任務，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藥包、手榴彈用以炸開封鎖的大門。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警報、正在睡夢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許多居民被活活燒死，烤死，嗆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醬，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悶死。這場大火不停不歇地燒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歷史文化名城被焚燬成一片碎瓦頹垣。後來統計，確認死於大火的人數約兩萬，其他不能確認的外地難民、傷兵則難以計數。文物損失無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圖書珍本、名貴字畫化為灰燼，僅一家金號就有440顆漢代印章融為銅餅、鐵錠。絕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築被毀。長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稱，一次被燒掉大米、稻穀200萬擔。列為"四大名繡"之一的湘繡業，因幾輩人存積的優秀畫稿和版本毀於一旦，從此在中國的刺繡界黯然失色。我們斥責日本鬼子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燒光。日本軍隊燒村莊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長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寫過抗戰時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一曲《南泥灣》，更是唱得家喻戶曉。然而，大生產除了開荒地種糧食、蔬菜、棉花，還種過什麼呢？還種過大量的鴉片！國民政府不給共產黨撥款，延安要從經濟上支撐遠遠超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實感困難。糧棉蔬菜只能解決部分衣食自給問題，於是獲利較大的鴉片則受到青睞。有作家為了撰寫中共領袖的傳記，採訪當地的百姓和當年的戰士，據他們回憶，每有外國記者來參觀，就發動戰士們連夜把鴉片挖出來用土蓋上，記者走了再翻過來種上。可見共產黨也知道，種鴉片不是件光彩的事。為什麼還要種呢，因為要錢來"打日本"。至於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敘述****抗戰的書中，有一段這樣的紀實："總指揮部和縱隊，支隊司令部，以攤牌民間婦女作雜活為名，選派年輕有姿色的婦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揮部和司令部去縫軍衣、做布鞋、洗衣、做飯，婦女們請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歸，均遭拒絕，要求一律在軍營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輪換一次。凡去當差的婦女，大多遭到強姦，先後被姦污者達幾百人。有的回家悲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致殘，甚至含恨自殺。廣大百姓對其暴行恨之入骨。"（純子、蔡農、老加《一江血水向東流——中日武漢大會戰實錄》）這是誰的隊伍？是日本軍隊嗎？不，是中國的政府軍。由蔣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部"，是抗日的隊伍。他們派夫派款，強拉壯丁，販運私貨發國難財，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強姦民女。日本侵略軍最令人仇恨和噁心的戰爭罪行，也是強姦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會秩序建立之後總還不至於敢公開這樣幹，要不也不會組織專門的慰安婦了。而****卻是代表政府的，本身應該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證，這樣的罪行只能說是執法犯法，比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1943年，爆發隨北十萬民變，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派出三個師進行鎮壓。
內鬥的慘烈甚於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慶歌樂山軍統局為中美合作所全體美方人員舉辦晚會慶祝聖誕節，結果台上唱戲，台下秩序大亂。中統局長戴笠特意約了幾十個女人陪美軍官兵跳舞，有些被當眾強姦。這種事發生在戰時國都重慶，由"政府機構"出面組織慰問援華友軍，次日便有密報呈送蔣介石侍從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犯下的強姦罪更是超過關東軍十幾年所為。而且還不許聲張，一些對蘇聯紅軍的暴行表示過不滿的中共幹部，解放後長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延安種鴉片，本國和盟國軍隊強姦婦女，都是一個問題：為了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可以不擇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惡劣。如果這種道理站得住腳，那麼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諒了：他們是為了"拯救"腐敗墮落的中國，為了實現一統大中國（或"大東亞共榮圈"）而進行的"聖戰"。
有人會說，寧可死在自己人手裡，也不願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寧可被黃河淹死，"人或為魚鱉"，也不給鬼子劈死；寧可自己一把火先燒光，也不留給鬼子去燒；寧可吸共產黨種的鴉片，也不吸日本人販來的鴉片；寧可給****、美軍、蘇軍強姦，也不給日本鬼子強姦，這話或許有他的道理。不過，這叫什麼道理？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記載，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河南聽到過這樣的民謠："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湯軍"是湯恩伯的部隊，蔣介石的嫡系。抗戰勝利後，淪陷區的百姓也有民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看來，在這個問題上，同時或前後深受過侵略者和"自己人"災害的平民百姓，是不會同意一些人的高論的。魯迅也早就表示過，死在自己人手裡是最悲哀的。這是因為，"自己人"最防不勝防；這種死最無價值；內鬥往往比外斗更為殘酷和激烈。後來發生的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都證明了這一點。
內鬥超過外鬥，並不是中國人的專利。美國的南北戰爭，就超過它的獨立戰爭。五十年代韓戰的激烈，遠非抗擊日本入侵時可比。從生物學的角度，同類物種之間的爭鬥，也超過不同物種之間生存鬥爭。不同的物種，所需要的資源是不一樣的。牛、羊、鹿在獅子、豺狼襲來的時候，只顧各自逃命而不會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樣，"團結起來用利角去抗爭"，卻在爭奪配偶的決鬥中不惜折腿斷角抵死相拼。人類社會比生物界要複雜得多，有些簡單的道理卻是相通的。嚴格地說，決堤、放火還不是內鬥，只是"誤傷"。皖南事變才是典型的內鬥，****一次圍殲新四軍八千餘人。而在此數月之前，新四軍僅一"黃橋決戰"，就殲滅國民黨第八十九軍一萬一千餘人，成為****戰史上一次輝煌的戰例。可惜黃橋、皖南雖在抗戰期間，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為了防止共產黨勢力控制東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以出賣外蒙作為爭取蘇聯承諾的代價，也可算作內鬥的一種"謀略"，儘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抗日戰爭的結果是收回了東北和台灣，卻放棄了面積超過兩倍於東北和台灣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義還不止於領土的喪失，它動搖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動搖了"五族共和"的國本，為中國的進一步可能的分裂撞開了一條隱約的、難以彌合的罅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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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論它是以什麼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麼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全體"中國人民"堅決不能同意。除非出現象孫中山、蔣介石那樣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劃出日本為代價，換取別國的經濟支持。中國"不是菜園子"，你想進的時候就進，想出的時候就出，沒那麼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個慣用伎倆，將侵略中國說成是"進出中國"，這是因為他們都沒學好歷史，不懂得中國進來容易出來難。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滅國四十餘個，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後來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沒有成為別的什麼國家的蒙古。清兵入關，也使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中國人習慣將入侵者說成是"外族"。什麼叫外族？說直白了就是外國民族。不然，怎麼不以"外族"去稱呼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瑤族、壯族、土家族，怎麼就從來沒當過"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幾種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國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佔領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領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國而最終完成合併（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歷史上與中國關係密切，視中國為"上國"、"天朝"，漢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貢，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漢光武帝賜"倭奴國王"的印綬，有點"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於中國的關係悠久得多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脫亞入歐，這個慣於點頭哈腰的小"附庸"，忽然變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窮措大"。這種情況下，"西藏模式"顯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間還隔著個高麗，也長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沒能以這種方式併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