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裡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裡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後來也以這種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黨叢林游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族政權的鏡鑒。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黨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併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月5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面就簽約一事談判，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佔台灣，再佔滿州，再佔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復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麼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五十年，收復也超過五十年，現在老一代的台灣人，竟有許多對日據時代的生活充滿懷念。日本人講法制，不像後來的國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師和警察，是日據時代最受尊敬的兩種平民職業。******自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如果沒有一點老台灣人的"民意基礎"，早該被轟下台了。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制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六成），興建電廠，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復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１.４倍，實現了工業化。（楊永良《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伊籐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州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遊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份量約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佈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佈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佈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佔領後，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於是進行建設性開發，尤其是它控制較穩、將其當"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裡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滿州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種"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游擊隊活動頻繁，反倒處於"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係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廠設施。共產黨接手以後，海南島廢省，幾十年無甚建設，只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開發。好像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採了趕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後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後一堂課，因為從明天開始，佔領者當局不許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日本佔領者從未有過"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面，甚至還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離開日占區去國民政府控制的大後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幾所著名大學的設備、圖書都有增長。
抗戰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學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１４１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7，560人增至11，183人；學生從41，922人增至83，984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總四○四第期）許多新大學建於淪陷區，如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音樂院等六所光復以後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於中國的復興。張春橋的"寧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麼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像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
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裡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干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麼像什麼。學中國就盡量做得像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