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冷笑道：「這倒是個好借口，愛國！即使是我們這種人，也不敢說自己不愛國。這是……『政治上正確』？但是台灣人為什麼要****？你難道還不清楚嗎？『******』後，不但台灣，就連香港澳門都思變，誰能再相信所謂的承諾？誰能坐視自己被投入專制的監獄？當然這跟你無關，你不在香港，也不在澳門，不在台灣，你可以當看客，可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何況生意人唯利是圖呢，有奶便是娘。但是也要看看，這奶是誰的奶，這娘是什麼娘！你有了奶，就因此可以鄙視王先生他們了？你想到嗎？他們是在什麼樣處境下生存的？他們所以這樣，是因為什麼？你們就沒有責任嗎？你們，日本，美國，就沒有責任嗎？」
菅原道：「不要期待誰是慈善家，這樣期待就容易出問題。沒有共同的道義，只有共同的利益。日本也同樣。這是思考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但也並不是唯利是圖，只是尊重客觀事實，客觀事實上中國已經強大了，成為不可忽視的存在。對一個客觀上已經存在的對象，選擇對話，而不是漠視或者對抗，應該是明智的。實實在在做些事情，而不是情緒化，意氣用事。不是我說你，你就喜歡一蹴而就，不願意踏踏實實做點事，一點是一點。你其實很懶惰，正如你女兒所說，你不愛洗襪子。你把生活過得亂糟糟，某種程度上也是你自己的問題，當然，這是題外話……口號誰不會喊？問題在於實現啊！你其實也是意識形態化，不過是反向的意識形態。都是在一個對抗的模式裡。一個集權政體固然是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是對抗，歷史上不就是這樣子嗎？冤怨相報，永無盡期。統治者壓迫人民，人民也想推翻統治者，當皇帝，人民也被毒害了，被鬥爭和仇恨的邏輯死死纏住。到了新世紀，我們難道不應該有新的思路嗎？和解、融合……」
「『融合』？」****子挖苦道，「還是這個論調！你一個外國人瞭解什麼中國？雖然你是東洋問題專家，你瞭解中國？」
「即使我不能非常深入瞭解中國國內，但我瞭解在整個東洋格局中的中國，也瞭解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中國，瞭解整個世界格局中的東洋，包括日本。在世界格局中，日本也處在被壓迫之中。日本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沒有軍隊，在核威脅下沒有核反擊能力，在聯合國沒有發言權，只能出錢當『冤大頭』，連過問的權利都沒有，還有美國的軍事控制，政治壓迫，經濟壓搾，比如之前的『大米風波』。日本是稻穗國家，大米對日本來說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美國卻要讓日本開放大米市場，但一旦開放，日本就要面臨農業衰敗，農民要破產。你知道，日本種稻米的農戶平均年收入只有100萬日元。但是美國一定要你這麼做，弱者只能付出犧牲。」
「犧牲！」我叫起來，「所以你要我們也付出犧牲……」
「弱者當然得付出犧牲……」
「你們當然能犧牲，」我叫，「慰安婦什麼不能犧牲？」
菅原愣。我繼續道：「你們自己當慰安婦，也要我們當慰安婦！」
他似乎還不明白。我索性說：「所以你們拐走我的女兒，當慰安婦！」
「你女兒，不是走失了嗎？」
「是被你們日本人拐走了！」我說「拐騙」，產生了震撼的效果。菅原驚愕得目瞪口呆。我瞅著他，感到很解氣。「要是你女兒被拐走了，至今不知道被拐到哪裡……你會怎樣？」
****子慌忙瞥了瞥他女兒。作為父親，我瞭解他的心理。他轉身拍了拍我肩膀，指菅原：「他沒有女兒，他當然會說，融合，」他做了個具有性意味的動作，「操！」他說。
我沒想到他也會說「操」。他的神情，與其是憤怒，不如說是得意，他終於抓到了降服對方的致命武器了。他顯得異常興奮，屁股完全離開了座位。他大聲叫：「你看看，這麼個父親，他的女兒被人拐走了，你瞭解他的心嗎？你們日本人不是很會說將心比心嗎？他沒有女兒了，至今下落不明，他又是黑戶，不敢報警。這麼一個可憐的父親，你讓他如何去理解你的融合？把強姦當作融合！」
他居然如此鮮明說出了「強姦」一詞。把強姦這樣極度罪惡作為談論點，讓對方任何申辯都顯得麻木不仁。真狠！我被戳痛了。這個****子為了他自己的勝利，不惜利用我的痛苦，不惜踐踏我。好在我也在找尋踐踏，就好像傷口尋找碘酒，讓它更痛，痛到頂點，反而可能達到抵禦的目的了。他又說：
「你知道『強姦』，意味著什麼嗎？」
菅原道：「我當然知道，作為一種惡性案件……」
「你不知道！你當然不知道，因為你還把它當作一個案件，當做冰冷的研究對象。強姦首先不是肉體事件，而是精神事件……」
菅原道：「我預感到你就要說出『道德』這個詞來了——因為我道德，因為我正義，我絕不能同流合污？這讓我想起喬治·維加萊洛，他說，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王朝時期，強姦的罪惡常被認為是道德宗教上的，這是案件審理的基本原則。審理性侵犯案件時，從來不從心理上來分析，他們只重結果：你最終被姦污了，你必須對你的行為負責，即使你是被迫的，你迫於無奈。女人的內心世界、生理結構引不同引起的心理活動，因身單力薄而表現的無可奈何，所有這些，在王朝時期的刑法文書中很少、甚至從來不被提及，法官們要看到一個堅貞不屈、任何時候都頭腦清醒的靈魂，一個純粹道德的靈魂。我不知道王先生的女兒是否被強姦了，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我們就用道德來衡量她，這豈不是對她更大的傷害？」
我一愣。我的女兒在遭受傷害。我的女兒在哪裡？可是我女兒不是被強姦，她是自願的，自己送上去的。
「就說王先生您，你為什麼要千方百計來日本？也許你會說，擺脫中國****，可是來日本了，您也應該看到，日本的政治是什麼樣。當然比中國會好，但是作為您這樣一個外國人，您是享受不到這個好的。」
他這麼說，他是瞭解我們的。作為一個日本人，這麼說，讓我感激。他又說：「那麼您為什麼還要來，還要千方百計呆下去？當然您還可以說，您是為了找女兒……」
我被點中命穴一般，又一愣。假如他沒有說，我的確會拿找女兒作為理由，這下我看到了，這理由並不能涵蓋我要留在日本的全部真實心理。我能跑來日本，為什麼國內人不能奔小康？你要他們怎麼辦？去毀滅？奔向死？去跳海？我當初來時為什麼不跳？為什麼要來日本？其實我害怕死。我不能像陳天華那樣蹈海自盡，就在這大森海岸，我沒有勇氣去。我有肉體，這肉體要求生，這肉體有享樂的欲求。臭皮囊也罷，羞恥也罷，恥辱也罷，它是不可抹殺的存在。菅原似乎參透了我，沒再糾纏，反而說：
「當然您有權利用您的道德來苛求自己，但您只能對您，誰有權利譴責別人？即使是您的女兒，也只能提出建議。陸先生在西方呆過那麼長時間，對這應該十分瞭解。」
「我不瞭解！」****子仍然態度強硬，「對犬儒哲學，我永遠不能苟同！」
「您看，你女兒怎麼了？」菅原突然叫。****子一跳，慌忙抬頭。他女兒好端端在那看雜誌。菅原狡猾地笑道：「看來，您也挺『犬儒』的。您生了女兒，是希望她幸福，還是希望她不幸？」
我一愣。
****子羞道：「我不反對過好日子，我不反對追求幸福，我要的是真正的幸福，徹底的幸福！」
菅原道：「看，您這調子倒跟『左派』很像了。」
****子愣，有點尷尬。他說：「在中國，『左』和『右』倒了個了。」
他還想說什麼，菅原道：「先解決能解決的問題吧，既然『左』『右』都倒個了，我們就沒必要為它們浪費時間了。把貴女兒叫過來，她一定餓了。王先生也還沒吃飯吧？」
我謊稱吃了。菅原要我留下來再吃點，我不願意。我承認因為菅原是日本人，我還感覺不舒服。我堅決要告辭。
分別的時候，菅原說：「如果還信得過的話，我來聯繫警方尋找你女兒吧！」
我答應了。他塞給我一本雜誌，是《文藝春秋》。「剛好這個帶在身邊。」他說。
「有空時請您看看，至少有個另外的思路，沒有壞處。」他說，「當然我知道您現在不可能有時間，這或許是我的自私，只希望兜售自己喜歡的東西，這或許也可以說明我不值得信賴吧，只知自己的立場。您可以不接受。」
我一看書名：《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作者「趙無眠」。
我接受了。至少作為交換。
一小時後，他打來電話，說他已經報警了。但是聯繫兩天，都沒有接到消息。第三天，他又電話來，說警方沒有查到線索，安慰我不要著急，要有耐心。第四天，是我打電話給他，他說再去警察署催催。之後一星期，他幾乎每天都打來電話，但是告訴我，還沒消息。
我的希望像燒盡的野草，熄滅了，只剩下了煙。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給女兒的學校打電話，也許他們會提供給我一些情況。果然，學校曾接到我女兒的申請，女兒想去上課，企圖保住學籍。學校告訴她，她的出勤率遠已不夠了，下次簽證肯定簽不下來了。當然，何況她的護照還掌握在我的手裡。
有一天，妻子來電話，讓我把女兒的護照交給女兒。我問幹什麼？她只說，簽證。我說她還簽什麼證？妻子被逼得沒法，說，女兒要跟佐佐木結婚，把留學簽證轉換成婚姻簽證。我叫：「做夢！」妻子道：
「要是她不能及時轉換簽證，她就得回來！當初好容易把她弄出去，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腦子？你瘋了？傻了？吃錯藥了？」
我就是瘋了，傻了，吃錯藥了。我就是要她回去。我叫：「你把她招回去！」
他們果然在一起了。有了他的庇護，警察更難找到她了。煙也飄忽了。
雖然還找，但我懶得頻繁下電車了。線路也變成了山手線，因為這線路是圓圈，沒有終點，可以不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