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勢 第53章 第四部 (1)
    01

    守在東京已無意義。整天在街上遊蕩,我自己還很容易被警察盯住。我想離開東京。若是僥倖讓警方找到我女兒,反正我手機號碼沒變。

    去哪裡?我想起了幾年前去過的仙台。那個我曾經和他一起住的中國人已經不在了,但那房東電話沒有變。我打過去,聽出是我,房東很熱情。當年我住哪裡時,給他送過烏龍茶葉,我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滿口答應把房子給我住。日本人相信熟人,而且戀舊。也許還因為,在煙台,中國人不多,也因此對中國人沒有惡感,原來我和跟我一起住的中國人,都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去了。物是人非。房東老了。他說我也老了。是的,老了。他更不知道我已經不是幾年前的我了。

    在仙台,我常常記起魯迅。之前並沒有這麼強烈地想起他。也許是因為我強烈感覺到了「弱」,魯迅是我們這個「弱」民族的「民族魂」。我感覺著他的存在,在我走路的時候,在我做事的時候,在我睡覺的時候,在我人說話的時候,他會驀然岔進來。他好像鬼。

    聽說東北大學有個魯迅故居。有一天,我專門去造訪它。大學正門附近,有一座二層普通日本舊式民居,前面是車水馬龍,周圍現代化的公寓,一座破舊的房屋夾雜在其中,顯得有點怪異,那就是魯迅故居了。再往前走,到了東北大學片平校區的一個院子,走到最深處,那裡據說有魯迅當年聽課的階梯教室。有柵欄,進不去。我在外面轉了轉,碰見一個人,覺得有點親切,原來是他的神態,他的模樣,他腦袋後面翹著幾絲頭髮,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他讓我想起了我讀大學時的時光。這麼多年了,我已經淡忘了自己也有過這種輝煌的時光。在東京,有那麼多名牌大學,也從沒想過去裡面轉轉。我問他入口在哪裡?他愣了一下,停住,問:「你是中國人吧?」

    他怎麼看得出?我已經在日本這麼久了,警察都未必認得出。

    他笑:「中國人認中國人,火眼金睛。」

    我也笑了。

    「我可不是因為你是中國人才認你的。」他說明道。

    我沒明白。

    「中國人,我才不認呢!他們跟你有仇似的。你在國外出了事,他們才不理解你,反而幸災樂禍,咬牙切齒。」他道,「去年簽證,因為擔保人材料不行,險些被拒簽,鬱悶,就在網上發帖。那些國內人卻說:別發牢騷啦!你出國了,有錢,該!我跟他們無冤無仇,又都是中國人,他們怎麼這麼恨我呢?所以我認你,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而是因為我們都是在外面的中國人。……你也是來辦事的?」

    我搖頭。「你是來留學的?」

    他說他在這所大學讀博士。「就是研究他。」他指了指柵欄內。

    「來日本研究魯迅?」我奇怪。他馬上明白我的話意,敏感地解釋道:

    「可不是蒙日本人哦。不是衝著日本人,著眼點在中國,在這裡研究魯迅,比在國內更容易發現問題。」

    瞎掰吧!我心裡想,多少人出來混洋文憑,我還不知道?

    他大概捕捉到我的神情,問:「你不相信?」

    「不,不,」我連忙說,「可以直接進入當時的情境。」

    他似乎仍然心虛,仍然問:「那你不相信什麼?吃魯迅?」

    這種說法我知道。我讀大學時,就有這種說法,多少人研究魯迅,吃魯迅飯,啃魯迅腐屍,其實什麼也沒有研究出來。我說:「不,我相信。」

    他說:「要知道,至今對魯迅研究最深入的,不是中國那些魯迅專家,而是日本人竹內好。」

    這我倒不知道。

    「如果沒有日本,也成就不了魯迅。」他又說,「魯迅是把日本作為中國的刺激物的,日本是中國現代化的坐標,而又是中國最大的恥辱源。在中國人世界裡,日本對中國的問題,並不是日本對中國的問題,日本是中國的……怎麼說呢?好像是……生化反應試劑。」

    他做了個捏試劑的手勢,這看起來倒像個生化博士。「因此歸根結底是中國的問題。所以通過日本這個試劑,來觀察中國的反應,是很有意思的。」

    我愣,我望了望柵欄內。「想進去?」博士問。

    我點頭。他熱心地為我去求門衛。門衛看了他的證件,答應了,放我們進去。教室不太大,有十多排木製的長椅,階梯形狀,從講台往後升高。「當年,幻燈片就在這裡看的吧?」我問。

    就是那個中國人眾所周知的「幻燈片事件」。魯迅就是因此「棄醫從文」,成為魯迅的。

    他一笑:「說不定只是個托詞呢。」

    我詫異。

    他說:「我看了一些文獻,魯迅當初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讀得並不好,也許已經遇到了困難,難以為繼了,所以借『幻燈片事件』出走。」

    我沒想到,看來他還真研究出了成果。

    「困境中的人容易不擇手段,尋找托詞。所以那與其是民族的恥辱,勿寧是個人的恥辱,是作為人都會有的普遍的恥辱感。民族主義只是個宏大的借口。」他停了一下,又說:「當然這樣容易引起共鳴。就好像現在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的中國人,明明違背的是人類基本規則,但是總是拿『民族歧視』說事;即使你在英國、美國或者韓國、新加坡這麼做,也會遭到譴責,但我們卻偏盯著說,這是日本人在欺負中國人!」

    我愣。

    「即使是被欺凌,也只是一個弱者被強者欺凌,與民族實際上沒有關係。再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民族、國家真的那麼重要嗎?真的那麼愛國嗎?只要看看那麼多人幹著丟中國人尊嚴的事,那麼多叫著愛國卻不回國的人,更不要說那麼多年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斗中國人、中國人拆中國人的台的事了,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競相放棄日本對中國的賠償。這是民族主義嗎?在一盤散沙的中國,民族主義只是一個幌子罷了!所謂民族主義,實質只是自我主義。」

    他停了一下,又說:「不過這個幌子是誰都需要,受用無窮。呆會兒你會看到中國國家領導人種的樹,是紅梅。」

    他煞有介事做出傲然挺力的姿勢。

    「也是啊,畢竟一個民族需要一個神話,一個受欺凌的民族,需要為他的仇恨心理找到堂而皇之的托詞。你還會在市博物館看到『魯迅之碑』,居然是郭沫若題的字,我不知道這個曾經被魯迅仇恨,也仇恨魯迅的郭沫若,在題寫這幾個字時,是什麼心態?出於原諒?寬恕?這不是我們民族的關鍵詞。或者出於民族自豪感?我也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我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不如說是出於政治的考慮,明白地說,出於對他自己政治上的考慮,本質上仍然是算計,逃不了的是仇恨。幾千年來,中國人在揣度別人中過日子,沒有大智慧,只有揣摩他人的智慧,整個中華民族仇恨哲學蔓延,陷入暴力情境,中華民族因此繁衍下來。就像我剛才說的發生在我身上的情形,他們跟我根本不熟,但是他們就是恨,恨有錢人,恨官僚,恨《杜鵑山》裡那個給財主抬轎的,儘管也是受苦人。恨別人,恨外族人。一個不愛人類的人,能夠愛自己的民族嗎?不可能。他只能愛自己。所謂民族主義,實質只是自我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民族,只是由這些只愛自己的人組成的團伙,談不上真正的民族。只愛自己的人是可怕的,由只愛自己的人組成的團伙也是可怕的,一旦這個團伙得勢,強大起來,就更可怕。」

    談何強大?我還弱得可憐!如果真能強大,被看作強盜也在所不辭,為什麼不行?只要能做大做強。我應:「難道為了人類愛,人類大同,全球化(哈,我的女兒就是被這麼「全球化」給「化」掉了)就只能當犧牲品?我們一反抗,就是暴力,就成了可怕的『團伙』。可我們不反抗,怎麼能強大?這簡直是悖論:因為我們弱,我們落後,別人不愛我們,欺凌我們,我們卻還得愛他們,也就是任他們欺凌,我們還有沒有強大的權利,還能不能愛自己?」

    「確實,越是苦難的人,就越是強烈感到要愛自己。越是被欺凌的人族,就越強烈地渴望自己要強大起來。民族也是一樣,一樣的狹隘。個人和民族是同構的。一個狹隘的民族不管拿什麼做借口,都掩蓋不了它狹隘的本質,因為它只愛惜自己,只渴望自己要強大。二十世紀的中國,就是處在這種渴望的焦慮中。比如魯迅,因為在這裡看了一場砍頭示眾,就深感民族的弱小,國民的不覺悟,落後。砍頭事件,就是外來的暴力侵犯的視覺化象徵。在魯迅文學神話的建構過程中,幻燈片事件和砍頭的場面已經充分事件化了。用王德威的說法,王德威,知道嗎?」

    我不知道,大概也是研究魯迅的什麼人,我想。但我裝作知道,點頭。

    「嗯,」博士說,「王德威說,一部中國文學現代史必須從『頭』說起。其實豈止,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都是如此。當然這個『頭』,還包含著事情的起點。因為弱,因為落後,要強大,所以要啟蒙。其實雖然有被外族『砍頭』這個說辭,但魯迅作品裡針對的只是本國。《狂人日記》中說中國歷史是『吃人』的歷史,《藥》和《祝福》中是中國人吃中國人,中國傳統文化在『吃人』。反覆出現的人血饅頭,《阿Q正傳》中人群『呆滯的但穿透皮肉的目光』。梁啟超也將中國二十五史稱為是一部『相斫書』。所以要啟蒙。但是很不幸,外族入侵了。在這些入侵者裡,最讓中國人受刺激的是日本。這個我們本來看不起的小學生,居然跑到我們前頭來了,而且反過來欺負我們。這是雙重的恥辱。怎麼辦?只有救亡,抱成一團,鑄成一個嚴密的整體,自強,讓自己也成為強大的現代化國家,集權主義得到了承認。一如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同構那樣,這個集權主義不僅針對外族,同時也針對本國人民施行暴力。因為要抵抗外國暴力,建立起了集權國家,包含了抵抗和壓迫的雙重性格。

    「也許你會說,這是倒退,復辟。我不同意。要是這樣就好了,再把它復辟過來不就行了?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比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我並不認為它是什麼『封建主義復辟』,而是一種極端的現代現象。是現代性的問題。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說:野蠻和暴力是現代性的內在品質。納粹大屠殺就發生在現代性的中心,而日本侵略中國,也是他們現代化進程的結果。現代性是有破壞潛能的,一方面,它存在著絕對化和總體化的思想和實踐,另一方面呢,又存在著多元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人們一方面接受不同的價值觀、信念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以一種總體化的方式,將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和合理性合併起來,表現出一種將其絕對化的強烈傾向。這些破壞潛能最充分地表現在暴力上。暴力、恐怖和戰爭,被意識形態化和聖化了,讓我們身陷其中而不自覺。弱民族的崛起,就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化和聖化,這種崛起的焦慮讓我們內心產生了鬼,對,是鬼!這種鬼,一旦成了氣候,就成了復仇的惡魔!」

    也許吧,我承認。我內心有鬼氣。難道這是我的錯?我是惡魔,難道我從一開始就願意當惡魔?一切從頭說起,嗯,是應該從頭「說」起,好好說一說!

    可是我說不清。我承認,我說不清。

    02

    一天,偶然翻開菅原先生給我的那個小冊子,開頭一段吸引了我。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佈,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那段歷史,既熟悉,又陌生。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面前兇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注定還要在貧窮、****和飢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凌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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