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上午，輪一直牽掛著那藏著的東西，怕被誰拿走了。要被拿走了，自己得賠；賠倒也沒什麼，要被王國民罵個狗血淋頭了：這點事也幹不清楚！又讓人家看不起自己。輪決心在這次婚禮的事上讓別人承認自己，對自己刮目相看。這人家結婚，對他是個激勵。送貨時，他有意從那個地方兜。那堆貨安安靜靜堆在那裡，輪稍稍放心了點。儘管他進去也找不到剛才藏貨的地方，但越是這樣，似乎越保證東西藏得嚴密。快下班時，日本人讓他把沒有賣掉的貨送回冰庫去。這是每天都要做的工作。日本人押著，他不能再往那個儲貨場方向兜了。他又惦記起那東西來，搶了個臨時要送的貨。板車上已經裝滿了送冰庫的貨，他就用肩膀扛著去。可是日本人仍要等他回來拉板車進冰褲。他只能趕時間，又從那裡兜了一下，仍然安安靜靜的沒有異樣。回來，去冰庫，急急應付完日本人，借口上廁所，再跑到那地方，他驚呆了。剛才還好好的貨堆，一下子全沒了。那包雞也沒了。
輪跑去問周圍的日本人，這堆貨哪裡去了。日本人說，來了輛大卡車，已經運走了。運哪裡了？日本人指了指市場外，說了一個地名，他不知道，想再問，忽然醒悟，問了也白問，用大卡車運，能是近的地方嗎？他去找依寶弟，都是他的餿主意！依寶弟店裡人說，依寶弟回家了。他倒好，東西沒了，他居然安安心心回去了！真是跟他哥一個種！
他想再去買一對雞，可是那個店已經關了。
輪灰溜溜地回到「陣地」，希望先找到依寶弟，問他看到沒有。依寶弟沒有回家。他下午沒有工，他一直在找下午的工作，但一直沒找到，輪知道。那麼他跑哪裡去了？
輪忽然意識到這是個機會：可以把責任全歸到他身上。他又想，依寶弟會不會把雞拿去賣了？他覺得有可能，從依寶弟以及他哥哥以往的所作所為，完全有可能。除了他，誰知道雞在那個地方？日本人把貨搬走，即使用叉車整墊架整墊架地搬起，東西放在夾縫中間，也會丟下來，不可能搬走。輪更恨依寶弟了，索性把事情跟大家說了，直說是依寶弟把雞偷走了。
大家也都罵依寶弟。又想起當初我女兒出走時，他不去報警的事。大家說，等王國民回來，讓王國民把他趕出去。「這種事上能夠開玩笑！」大家說得很嚴肅。
大概下午兩點多的時候，依寶回來了。他是被他市場日本人老闆送回來的，他病了。日本人老闆叫大家下樓扶人，大家在氣頭上，不理睬。日本人老闆很生氣，嚷：「這可是你們的同胞喲！」因為大家是為我吃氣而整依寶弟，我反而不好意思了，下去了。大家也跟著下去了，他們不是去接他，而是去責問他的。
依寶弟臉色蒼白，確實是病了。大家問：雞呢？他點頭，又搖頭。大家說：果然是你拿了了！依寶弟向大家擠眼色，輪說：「擠什麼眼色？要我包庇你？」日本人老闆問說什麼，依寶弟就不敢擠了。
日本人老闆說，依寶弟好像是發燒了，太冷。碰他的身子，冷冰冰的。我奇怪，就是天氣再冷，也不至於這樣。日本人又說：以後可要多穿點哦。看他已經穿得夠多了，都鼓鼓的像只熊了。平時大家不在意，他怎麼穿成這樣了？日本人老闆開車走了。大家還是把他抬上樓，他的身子裡滲出了水，滴了滿樓梯。大家把他撂在他房間，就地開始批判會。依寶弟想開口辯，但是大家不讓他說。害怕話被我女兒聽到了，我把門關緊了，讓大家小聲。
依寶弟沒發說話，就開始解自己的紐扣。可是他手被凍得不利索。輪說：「你還脫衣服？還不把你東西全帶上，滾蛋！」
依寶弟戳著胸口。輪又說：「冷？這麼冷血的人，冷死你！」
依寶弟叫：「雞！」
大家愣了。輪撲過去，摸他鼓囊囊的衣服，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大家七手八腳打開衣服，滾出兩個塑料包來。是雞！用繩子吊著，一邊一個，掛在脖子上。塑料袋裡還滲著冰水。
輪驚喜地把它扯下來，抱著叫：我的雞呀！
依寶弟卻哭了。原來，他及時發現了日本人在搬貨堆，他把東西搶了出來。怕被日本人看見了，以為是偷了什麼，他就將雞揣在衣服裡。他想通知輪，他沒有手機。去輪的店又找不到他，只得把雞帶回店裡。可是不能明目張膽提回店，就把東西揣在衣服裡。兩隻雞面積大，揣不下，他再找來一個塑料袋，一個袋子一隻，再找來一根繩子，綁著吊在脖子上。揣回店裡，正要爬扶梯把雞藏在更衣間，不料老闆來叫他，要他跟車送貨去北千住。他想，他不在，雞放在店裡更衣間不保險，要是丟了，輪肯定要他賠，輪不是吃素的，王國民也討厭他，大家也不會向著他。他賠不起。他只能揣著去了。
北千住很遠，老闆自己開車。雞是冷凍的，他凍得牙齒直打顫，又害怕被老闆發現，就忍著不哆嗦，竭力躬著腰，使凍雞不會直接貼在身體上。到了北千住顧客的店，把東西卸下來，老闆在車上移貨，他在下面接，扛貨進店，人不得不挺直了，那凍雞就擱在胸口上。好在他很快就搬熱了，他還慶幸。可是搬完坐在車裡不動，冷氣就直往鬆開的毛孔裡鑽。他挺著，想逃下車說自己回去，可是他不會用日語說，他也不懂得走，只能想著很快會回到市場。可他終於挺不住了。老闆不知道原委，把他直接送回了家。
依寶弟哭得很委屈，稀哩嘩啦像淚人似的，令人心疼。大家一邊搬棉被暖依寶弟的胸口，有人去找退燒藥。大家回頭譴責輪，輪冤枉道：「誰叫他店裡人說他已經回家了？」
大家道：「你不會多問幾個？你就是這麼不會辦事！」
這大刺激了輪。他叫：「我不會辦事？就你們會辦事？你們到市場給我做做看，又要打工，又要干私活，被老闆發現了，還要開除，容易嗎？要是你們，連公的母的都不會說。」
他也哭了，拿袖口擦眼角。想想他也真不容易，市場那地方，我不是沒呆過，日本人盯著中國人，就好像盯著賊。想想都是為我的事。我擺擺手：「不要再說了。」我去撫輪，輪一掙扎，叫：「我不幹了！跟我又沒關係，我不幹了！」
大家道：「你這是什麼話！跟你沒關係？這是大家的事！怪不得人家笑咱們是一盤散沙呢！你不幹，拉到！我們干！王老師，以後不要他干了，我們來幹！沒有他，地球就不會轉了？我們自己幹！」
大家說「我們自己」，我的心一陣溫暖。我感覺跟大家融化在了一起。現在想起來，我怎麼會有那種感覺了？我女兒出走那晚上，我產生過這種感覺，那更多的是對大家的依戀，甚至只是出於利用之心。這下我真的是感覺跟他們融為一體了，分不清彼此，我已經不是高高在上的人了，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員。我怎麼到了這種程度了？也許最初還只是出於不好意思：人家如此幫我，我怎麼能拒絕？我被推著走。漸漸的，我完全消失了自我。我甚至都不是策辦這個婚禮的主角，我把自己交了出去，交給了這個群體。我覺得他們說的都對了。
現在想來，所以會感覺他們是對的，是因為自己實在力不從心了。當你感覺強大的時候，你可以離群索居、特立獨行，你懷疑一切，你嘲笑那些價值。但當你感到不濟，你就會想回到群體中來。這個群體有著屢試不爽的生存經驗。這個群體有著普世的價值觀，那些概念可以廉價地閃閃發光：「衣食」、「神靈」、「面子」、「尊嚴」、「民族」、「生存」、「發展」。現在想想，這些巨大的概念，我平時也不是不能接受，我也很熱衷，就像我當年參加「文革」，還有後來的「****」。雖然我後來看破了，但其實只不過從反面增強了情結。中國是個意識形態大國，意識形態無所不在，你努力逃，你反而更陷其中。意識形態情結把我們死死銬住，越掙脫，越是銬得緊。
從小到大，我們的教科書都告訴我，意識形態是個政治問題，後來還說是哲學問題，這與其是政治，勿寧是教化；與其是哲學，勿寧是宗教。政治讓人懷疑，而教化卻讓人堅信。哲學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它也不會提供給人著迷的理想，真理的本質是骷髏。而宗教則會告訴你有通往光明的道路。人們正需要它，不管是恐懼荒原的，還是聲稱無所謂荒原的，他們都有著固有的不安，他們需要一個閃光的神照耀。在這裡，這神就是祖國和民族，不管我們多麼想否認，我們心中都會熱望：「中國啊，你快強大起來吧！」或歎息：「中國你怎麼這麼差？」或者罵：「操！」
在這種情緒下，每個人都有著不可擺脫的情緒，這使得我們不能對問題做細緻的區分、冷靜的分析，這裡只有對的、錯的，只有是、不是，只有敵、我。不可能獨立思考。在一個充滿意識形態衝動的群體裡，是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的，有的只是單向化、盲目化、絕對化，明白地說就是暴力化，對一個目標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情緒。現在想來，我們就是這樣地埋頭狂奔。
這其實是愚蠢的狂奔。只是大家自以為很聰明。沒有人出來提醒，我們不聰明，我們很愚蠢，我們是錯的，我們不可能得逞。群體累加在一起，產生的只是愚蠢而不是智慧。三個臭皮匠未必頂得上一個諸葛亮，三個諸葛亮都往往頂不上一個諸葛亮。因為他們都把智慧交給了這個群體，個體則在這種群體的信賴中被催眠了，人的脆弱、庸懶讓人容易放棄自我，貪婪又讓人利令智昏。我們只想著成功。
「四色」全買齊了。每件上壓一小片紅紙，用塑料袋裝了，由老蔡帶給李思寥。李思寥提著送回「陣地」來。又把雞分了，母雞還男方。怕女兒撞見生疑，東西不敢放我自己的冰箱，放在老蔡冰箱去，吃的時候到老蔡那裡拿。
女兒發現了雞肉裡的紅印，她叫了起來：「這是什麼呀？」
我疏忽了，應該把那片皮切掉。我只能說，是男方送來的。
「男方？ギゲグモ？他回來了？」
「沒有。」連忙說，「怎麼可能回來了？是他們父母派人送來的。」
「從福岡？」女兒興奮問。怕她太興奮，這反而會生禍端，我說，是托東京朋友送來的。「怎麼可能……從福岡……那麼遠，哪有這麼傻的……」我說。
女兒問：「怎麼我沒看見人來？」
我說，哪天你剛好跟水仙嫂去澡堂了。她說：「你也沒有跟我說。」
我說，這麼多事，哪裡會記得住。
女兒瞅著雞肉，又說：「ギゲグモ他怎麼送這個？我交代他的靴子卻不送來。」
我把這茬給忘了。
她又去短信：
我的短靴呢？
別人不懂得買，等我回日本後，親自給你買！
女兒高興了。我也鬆了口氣。
畢竟是小孩，話題說岔就給岔掉了。她那小腦袋似乎亂糟糟的，也不知想些什麼，一會兒一個念頭。一天，她忽然問：佐佐木的父母會來嗎？我說，不會來，太忙。她說：那怎麼好。我說：也沒什麼，我們這邊，你媽媽不是也不在嗎？她說，媽媽不在，是沒辦法的，他們可以從福岡過來的。她一直糾纏這問題。要是跟她說會來，到時候我怎麼再變出兩個日本老人？
我只得說，他們說了，等結了婚，再去福岡。
她高興了，說她想去福岡。唉唉，到時怎麼能讓她去福岡嘛！這麻煩越攪越大。
「我想媽媽！」她又說，眼睛紅了。
她說要給母親打電話，我慌忙制止。
08
一切緊鑼密鼓進行下去。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事情怎麼就能進行下去了？在開放的國外，在21世紀，在資訊發達的日本，這種事怎麼能發生？
現在想來，恰恰是現代資訊技術的手機，成了我們的幫兇。都說中國人善於「西學為用」，確實如此，用現代技術維護自己這個「體」。
雖然是在21世紀，但在「陣地」，時間是凝固的。記得有一年，一個人回國探親，帶出來許多中國大陸或港台的電視連續劇，還要了一台家庭用卡拉OK播放機。國內人大為吃驚：這東西國內人早就不玩了，原來是「洋插隊」，整一個「洋鄉巴佬」。我妻子聽說了，也問我要不要卡拉OK機。我說：「日本是卡拉OK發明地，怎麼會需要？」
但其實，我根本沒去卡拉OK店。大家也一樣。不僅因為消費不起，還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不能順暢看懂日文。「陣地」裡的中國人，也大多看中國國內帶出來的影碟。國內流行什麼片，他們就也想看什麼片。但是因為不是馬上就能帶出來，往往只能看國內過時的片子。這個華人社會跟所在國的現代社會沒有關係，甚至也不如發展中的中國國內。
雖然處在開放的世界，我們自己是封閉的。就像我小時候，我的父親總是把孩子攏在家裡，關起門來，說：「外面有賊公！」這是一種被擠壓之下的保守。即使是我，也往往強烈意識到我的身份，我是中國人，到頭來還是會沉渣泛起一般地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但現代中國沒有可擺顯的，只有回到了古代，才覺得攥住了什麼，就像嬰兒攥住母親的****。
後來我讀到一本書，書名忘記了，談的就是這種從古代尋找自己民族的活力，稱作「新民族主義復活」。新民族主義將自己想像成是從睡夢中醒過來的，比如1830年，希臘的民族主義者阿達曼提歐斯·柯瑞斯就說：這個希臘民族首次審視了自己的無知愚昧的慘狀，並且，它在親自衡量和祖先的榮耀之間相隔的距離之後，不由渾身戰慄發抖了。作者說：這裡的「首次」，呼應的是1776年和1789年的斷裂，但柯瑞斯的眼睛並沒有轉向未來，反而轉向了在身後的祖先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