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平心而論，我的普通話也不怎樣。所以在北京讀大學那幾年，我盡量少講話，怕被人家笑。我很知道，我，一個外地人，而且是一個福建人，在他們眼中是什麼形象。畢業後我想留在北京，學校說：「你外地的，怎麼可能擠北京的名額？」操！他們北京人，就天生是北京人？我外地的，就該死永遠在外地？這也是我一個怨恨的結。
02
我雖然留不了北京，好歹還在城市。和王國民他們不一樣。他們是農民。王國民經常說：「像我們這樣農民一個，什麼本錢也沒有，哪裡不能呆？回家也是種田，捏鋤頭柄，餓死了也沒人管。不管？老子自己管自己！老子出來了，還活了！」
每當國內有人出來，他總問：「國內現在怎樣？」
「唉，不行，錢越來越難掙啦！」
「這就好！」他拍手道，「國內景越壞，我們這裡就越顯出好來了！這就好像翹翹板。國內越不好掙錢，經濟越差，人民幣就越小，日元就越是大了！最好國內人都掙不到錢，就我在外面掙錢。操！最好他們都餓死，就中國就是我們的啦，哈哈哈哈！」
很奇怪的邏輯。有時候覺得很荒謬，我們的「好」要建立在祖國的「壞」上。祖國爛下去，我們好起來。我們這些人都在享受著這樣特殊的好處。可是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女兒還在中國，她們怎麼辦？當然她們可以靠我寄回去的錢過活，但是制裁了，之間的來往就封鎖，我們怎麼見面？女兒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沒有她。沒有了她，我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當然誰都有家人留在中國，至少有祖先的墳墓。但是回國，對他們來說又是最大的噩夢。他們做夢都想留下來，哪怕是拿沾滿國內志士鮮血的「血卡」。據說，當初「**********」發生後，一天，王國民就興奮地在「陣地」裡喊：
「要拿『血卡』嘍！」
他是從報紙上看到的。西方各國紛紛給滯留所在國的中國人特赦政策。但是大家不相信，不相信這麼好的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何況王國民的日語水平大家是知道的。就在一個月前，他也拿著報紙說中國要內戰，要分裂成幾個小國了。「我們可以不要回國啦！」
「為什麼？」
「這都不懂？你怎麼混的！」他說，「你說我回哪個國？福建國？可是我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就只是北京了，我回北京？可是北京人家是另一個國了，哪裡要我？退出來，我就是沒地方丟的人，那就只能呆這裡啦！」
大家又些犯躊躇了。但是大家最後還是興奮了。畢竟能長期定居下來了，這是夢寐以求的。據說當時還有人偽裝「難民」偷渡來日本的，即使會被送進難民集中營，但畢竟是在日本了。因此大家又怕是消息不是真的。依寶日語好些，拿過報紙仔細考證。「哪裡有分裂？這後面又沒有個『ギ』。」
王國民愣了。有『ギ』就是已經發生了，沒有『ギ』，就是還沒有發生。中國還沒有分裂。這回報紙上確實有這個「ギ」，應該是確實的了。只是這特赦，只有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並沒有日本。
王國民說：「肯定也會做啦！這些國家都是哥們，穿一條褲子的，誰做，大家就緊跟。美國號召了，日本敢不緊跟？美國是日本的爹！」
說得也在理。從此以後大家就每天看報紙。從電車行李架上撿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撿回來一起研究。大家日語都不好，就憑著有限的日語，加上懂漢字，一句一句地猜，擠著腦袋，翻字典查。王國民道：
「唉，查什麼？就看『特赦』兩個字，日本字『特赦』和中國字一樣，我知道，還有叫『恩赦』的，也看看有沒有，有就是了！」
果然有。但是再看看全句，說的是美國的，是澳大利亞的。日本終於沒有特赦。
失望了。因為希望太大，一旦破滅，就成了絕望。大家大罵，說小日本就是小日本，恨不得把它佔領了！中國啊，你快開軍隊來佔領這個小日本吧！
「哼，小日本有什麼好？」這是大家經常說的話。大家喜歡把日本叫做「小日本」，他們只是我們的兒子、孫子。但這孫子現在居然建得這麼好，這麼有錢了，於是又說：
「嘿，小日本還真他媽的厲害！」
再想想自己國家，什麼也不行。老祖宗怎麼淪落到不如孫子的地步了？於是又罵起了自己的國家，說自己怎麼會是中國人？索性當日本人得了。思維總是轉著圈的。歸根結底，日本不是你的，人家的國家再好，也不是你的國家。
「不是我的國家？不是我的國家也好！」王國民說。「我就有得賺了！」
他開始炒外匯了。美元貶值了，日元就升值了；日元升值，把日本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是大好事，因為這錢終究是要拿到中國花的，日元升值，兌換成人民幣就多了。王國民那陣心情特別好，常常捏著一疊日元，撲克牌似地張開，甩著，又笑倒在榻榻米上，叫：
「再升！再升！你媽的再給我升啊！」
他簡直就是日本的蠹蟲。他和伊朗人合夥搞假電話磁卡。不過他不賣，只是做二手批發。他說，拋頭露臉容易被抓，那種事給伊朗人去幹，他們傻，再說他們要是被抓了送回去，過一段時間又可以再來了，他們是落地簽證，不像中國人，永遠來不了了。
「咱們能幹那麼低級的事嗎？中國人腦子好，這假卡就是咱中國人發明的。咱中國人腦袋就是好用，什麼搞不來？」
我曾經翻到一個雜誌，上面說華人遍佈世界各地，連非洲都有唐人街。華人在世界各地幹盡壞事，甚至華人的手還伸向政界，政治腐敗案件裡，往往都有華人的身影。我記得那報道最後有句話：「海水所到，華人所到；華人所到，罪惡所到。」
我也是中國人，這是沒有辦法擺脫的。中國人的形象在日本也很糟，都是被王國民這樣的中國人搞壞了。他拿著一袋一袋假電話卡回來，然後批發給伊朗人。簡直觸目驚心。這些卡要是流通出去，NTT不知要蒙受多大損失。果然，不久後報紙上有了NTT虧損的報道，電信會社們惶惶不可終日，還說在考慮削減插卡電話機的數量，多設投幣電話。很快，街上隨處可見在拆除磁卡電話。卡不好賣了，王國民回來罵罵咧咧。
「你自己幹了壞事，還罵人家？」我說他。
「我做壞事怎麼了？」他應，「日本人當初在我們中國做了多少壞事？我現在是來討債的！」
簡直強詞奪理。後來他不罵了，又高興了，因為有人又在研究假信用卡了。他說：「這更好，那電話卡能賺多少錢？哪裡比得上這信用卡？老子拿到金店去，找最值錢的，金鐲，金條，鑽戒，一劃！」
老天！我真想為銀行祈禱。不只是為銀行，是為全人類，人類的文明。想想，要是信用卡也不能用了，我們只能用現金交易，又將回到過去的時代了。他們這麼做，簡直就是對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犯罪。那時候我很信仰人類文明，我們要向前發展。我甚至想，對這種讓人類返祖的的人，這種族類，人類可以群起討伐之，共滅之。即使用上再嚴厲、再慘無人道的手段，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人了，他們是野獸，他們心中沒有神，他們什麼也不怕，沒有畏懼。
中國人不信神。這讓日本人不能理解。有一次，我打工的地方，一個中國人和日本人吵架，那日本人罵他「дヮ」（混蛋），中國人回應道：
「天皇дヮ！」
那日本人氣得渾身發抖，也反擊：「那你，毛澤東，毛澤東дヮ！」
也許那日本人以為他甩出了殺手鑭，不料對方卻哈哈大笑了起來。日本人不明白了，難道毛澤東不是你們的領袖、你們的神嗎？被侮辱了，你怎麼還笑？日本人不知道，中國人心中根本沒有神，長期以來，中國人就從來沒有遇到過值得托付、為他守護的政府。我們跑出來了，我們自己解決自己。就在那個談論華人的文章裡，給我們一個詞準確的詞：亡國之民。
如果說在國內，還有臨時抱佛腳，有暫時的忌憚，在這裡也沒有了。在這裡，滿街的神社不屬於我們。我們的神，不在我們的腳底下。這裡只有實際的生存。我常想起在偷渡船上，那個被扔到海裡的神符。
即使不信神，難道就不怕現世報嗎？比如被抓。王國民回答說：「怕什麼？抓起來就抓起來唄，拍拍屁股，再挪個國家呆呆，照樣亂搞，栽了，再挪個國家……」
我說：「想得美！要是給丟進監獄……」
「你不知道吧？日本的監獄比國內的五星級賓館還好呢！」他說。
「你就不怕丟中國人的臉？」我反擊。我知道，他為非作歹，但是又很愛面子。他果然被擊中了：「是我不要臉，還是他們日本人不要臉？他們當年在我們中國幹了多少壞事？」
「又是這話！」我道，「這就成為理由了嗎？他們幹壞事，你也幹壞事，你的尊嚴何在？」
他咆哮了起來：「尊嚴？我沒有尊嚴！你有尊嚴，你是知識分子嘛！」
03
我出來的時候，「知識分子」已經不是什麼有頭有臉的稱呼了。八十年代曾經讓人仰慕的知識分子，已經要麼成為失敗者，要麼成為被收買者。其實知識分子在中國從來就沒有被尊重過。我老家方言，就嘲笑知識分子戴著眼鏡是「四隻眼」。而知識分子中的教師，又是最弱的。讀書讀到當教師，是讀書的末路了。我很知道。當初上師範大學，就感慨「路走對了，門走錯了」。但明知道沒地位，卻越狂狷地要尊嚴了。
現在我常想，人能夠在多大的極限上保持尊嚴？他必須相信自己有保持尊嚴的資本。比如一個國民擁有強大的祖國的背景，一個人擁有堅實美好的現實生活，當然一個知識分子，也可以因為擁有知識而自傲。知識是有尊嚴的，我曾多次說過。
但是，我有知識嗎？
我曾相信自己是有的。我不能跟那些鄉下人一起幹粗活，我有知識。我想去教中文。聽說日本人有不少喜歡學中文的，我本來就語文教師，我有優勢。可是用什麼語言教呢？必須用日語，我不懂得日語。我就努力學日語。我是偷度來的，沒有學籍，沒法上語言學校。我就把依寶的課本拿來看。只是我已經四十多歲了，記憶力差，邊學邊忘。都是在中國活了這麼大誤的，要是早十年出來就好了。
後來我發現可以教日本人書法。我也有書法的專長，教書法，不需要太多日語。我找到一個叫山崎的日本人。山崎愛書法，而且很謙恭，叫我「先生」。他畢恭畢敬，練起來又非常認真，讓我想起武士道。我對武士道的瞭解都是在電影裡，那些侵略中國的日本兵的咄咄逼人。這些又讓我有些受傷。雖然我覺得不應該，但我仍總是受舊有的情緒所影響，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新宿，看到旗桿上的太陽旗，我頓時覺得天都昏暗了，耳邊響起那電影裡鬼子進村時常聽到的曲子。那是我記憶裡的日本樂曲。我曾經問過日本人，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什麼叫「死啦死啦」。
我要壓過山崎。要壓過他，只能讓他明白，他做得不夠。我是老師。我訓斥他什麼叫「勢」，這是我的拿手強項。我用中文說，我估計他不懂。我想即使我的理論沒有勝過他，也會在玄乎上把他鎮住。我喊：
「、」如千里雲陣，隱隱然其實有形。
「一」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ぜ」陸斷犀象。
「乙」百鈞弩發。
他似乎明白了，畢恭畢敬，又誠惶誠恐。我很得意。我以「勢」壓住他了，這個小日本！
我又對他吹中國文化。書法是一種文化。日本人信。他們就是把書法看作文化，還是「道」。但是即使講「道」，也是聽我的。日本人真是好學生，我說，他附和。其實我同時也長進了日語。
我發現我可以去教中文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跟那些沒文化的打工仔就是不一樣。我又找了個叫小澤的。可是我發現了困難。起初我以為是文化理解上的差異，比如講唐詩宋詞，我講李白、杜甫，但他更感興趣王維、黃庭堅那些次要的詩人。我印象中，黃庭堅的字比他的詩更有名。好容易他也喜歡白居易了，也認為是大詩人，但是他們問到的白居易的詩，我居然沒有讀到。這夠令人汗顏的。其實我懂得就有限，讀大學時，「文革」剛過，默寫一首毛澤東的詞，就能上大學，所謂學文化知識，也只是相對於「文革」而言的。何況後來教了那麼多年的書，不變的教材，最後我實際上所記住的，只有教材裡的內容了。
接著發生的情況，讓我更加尷尬。有一次，我講到了《小二黑結婚》。我說，這作品講的是婚姻自由，戀愛自由。
小澤對「自由」的內容很感興趣。但是當他聽完小說梗概，他說：「說它是寫青年人如何受了婚姻法保護，是不是更恰當些？」
這不一樣嗎？
他感覺到我並沒聽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說：「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寫要婚姻自由的青年人的意願恰好符合了《婚姻法》？」
日本語的話語方式我是領教過了，特別是對我這樣一個外國人，特別深切地感受得到，那表達的曖昧而又糾葛。我有點不耐煩了。但是作為老師，我不能禁止學生的思考，何況這是個承認。他繼續說：
「……或者更明白地說，只是符合了願意執行這《婚姻法》的領導幹部的意願？」
我一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