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崇拜李戍孟，儘管我沒看過他寫的東西，可我斷定不是高幹所說的黃色小說。高幹是因為想看看不成才出言不遜。說心裡話，我也很想看看他寫的是什麼，一是好奇，二是抱一種學習目的。由於李戍孟壓根兒就不想讓別人看他寫的東西，所以我也不敢貿然開口。這天記得是與解若愚談詩歌怎麼竟講起李戍孟的小說，現在著實記不清楚，也許因為詩歌與小說像孿生姊妹的緣故吧。談詩歌是睡鄰鋪的解若愚首先說起的，解是北師大外文系學生。他曾對我說過他被打成右派的過程，在鳴放中他沒有言論，主要是對政治不感興趣。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和《工人說話了》等吹響反右號角的社論，他倒不知「為什麼」開始「說話」了。在不同場合抨擊《人民日報》的社論的背信棄義。並且發動同學到《人民日報》社討個說法，終是沒有去成。可也構成了事實。由右派轉而被逮捕判刑的多是態度不好的人，這也包括了他。一次說起方知他和K大姜池是同鄉。解和我談詩兩人都是閉著眼的，聲音極微(三尺之外是聽不到的)，如同夢囈一般。解：你看到黃秀才(黃管教)登在黑板報上的詩麼？周：不感興趣。他能寫出什麼好詩。
解：不對。這次的詩水平很高。
周：什麼詩？
解：我朗誦一下：《無題》，作者黃蕎麥。
夏天的小鳥，飛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飛去了。
秋天的果實，它們沒有什麼歌唱，只歎息一聲，飛落在那裡。
周：真的不錯，挺有意境的嘛。
解：哼，是有意境，大師之作。
周：什麼大師？
解：文學大師——泰戈爾。
周：黃剽竊泰戈爾？
解：他頂多知道個李白杜甫，還知道有個泰戈爾？
周：不知道又怎能抄他的詩？
解：問題就在這裡，這其中有鬼。
周：有什麼鬼？
解：有人替他捉刀。
周：什麼人會替他捉刀？
解：自然是讀過泰戈爾的人。
周：幹嗎要這樣做？
解：這個你別問我。這個捉刀剽竊人還是費了些心機的，在原詩的基礎上做了少許改動，如將「飛鳥」改為「小鳥」，將「黃葉」改為「果實」，當然最出色的改動還是將泰戈爾改為黃蕎麥。
周：是誰幹的這種操蛋事？
解：不出兩個範圍：二大隊。老右。
周：你是說二大隊中的一個老右？
解：正是。
周：小人。
解：這年頭小人像野草瘋長。
6月23日：李德志來，他被判了刑，由勞教分子變為勞改分子，從帽兒山轉到清水塘服刑。——老祖先歸納出來的一些說法真是對極：兩座山不會碰頭，兩個人總有碰頭的一天。這話用在我和李德志身上不僅對，還富於戲劇性。在K大我倆是舍友，我打成右派，他也打了；我被判了刑，他也判了；我到了勞改農場，他也不甘落後，急急地跟上到了勞教農場。現在他又步我的後塵，當了勞改分子。最出奇的是偌大一個農場單單又把他分到了我們班。說心裡話，見到李德志扛著行李捲走進監捨門，我心裡驚且喜，驚是因為這事著實離奇，使人意想不到，喜是我可以從他那裡打聽馮俐的消息。他見了我驚訝中也透出一種喜悅來，這說明在重做舍友這一點上我們的心情是一致的。有言曰：同船過渡便是前生有緣，像我倆這般就不是一般的關係了。李德志到來的時候全班人正在做洗澡的準備，所謂準備就是滅虱。我們多是趁洗澡的時候將換下來的衣裳洗了，洗之前做嚴格的滅虱工作，否則虱會繼續繁衍。我們對寄生蟲真的是達到恨之入骨的程度，閻王不嫌鬼瘦虱子也不嫌我們的血苦。
由於衛生條件差，每個人身上都生滿虱子(還有跳蚤)，說虱子多了不咬人那是不實之詞，只能說被咬的感覺不同，小量的虱子會使身體的某一局部起癢，伸手就抓得，而大量的虱子就使你全身無處不癢，撓癢不知該從哪裡下手。洗澡的時間會發現每個人的皮膚都是疙裡疙瘩的紅腫一片，癩蛤蟆皮似的。為了滅虱，我們使用了最歹毒的辦法：把自己當成莊稼往上面搽殺害蟲的六六六粉。開始還有效，虱子給制住了。可很快它就有了抗藥性，只得再加大劑量，弄得整個監捨永遠都散著濃烈的農藥味兒。除了用農藥，還兼以傳統的捉與咬。什麼叫咬牙切齒，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這洗澡前滅虱的時候來到監捨的。他看了我們的滅虱辦法眼裡露出不屑，頭不住地搖，撂下鋪蓋卷就衝我說這樣不行。我問什麼不行。他說這樣滅虱不行，再仔細也要留下活的。我說什麼辦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徹底消滅。李德志說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我問他有什麼好辦法。這時許多人都聽見了我倆的對話，都瞄向我們。
李德志從自己的鋪蓋捆中抽出一個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過我的衣裳，然後眼光在屋中尋覓，見屋角處有一塊方方正正的石頭，便走過去將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農村婦女在河邊捶洗衣裳那般。經他這麼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齊擁上前依法實施，新法滅虱就進行得轟轟烈烈。這種最簡單的辦法大概只有最聰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剛來就送給大家一個見面禮。後來就去洗澡，農場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隊，有三里多遠。路兩邊的玉米長至半腰深，麥子開始變黃了，再過幾天就要開鐮收麥了。眼下是農活較少的時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騎驢拄棍，舒服一陣兒是一陣兒」。我們不想即將到來的會蛻去一層皮的割麥，只想眼前這難得的輕鬆。一路上興致很高，說說鬧鬧，還有人哼起了家鄉小調兒。帶隊的郝管教和幾個警衛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著李德志的，他在隊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聲問他怎麼忽然被判了刑。他歪頭看了我一眼說你何不問問自己在K大讀書讀得好好的怎麼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
我本來想問過這個後再詢問馮俐的情況，讓他嗆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話咽進肚裡。也許洗完澡後他的心情會好起來，等回來的路上再問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這時隊伍裡有人在哼唱京劇《空城計》，是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頭問我：唱戲的是什麼人？我告訴他該人姓林名永乾，是個敵矛。他說這人活不過十月。我頓時一驚，說你咋這麼口毒。他說鐵定的事。從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陽壽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幹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經兮兮的，在K大宿舍時就向我吹噓過用數學公式推測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實已證明他的推測是不靈的，否則就該咬緊牙關躲過這場災禍才是。現在由勞教分子變成勞改分子，還仍然積習不改，可謂是頑冥不化了。林永乾唱畢又有人唱起了山東呂劇《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說這是你的家鄉戲。我說是。他說你怎麼不幫幫腔？我說沒那個心情。他問到農場以後下沒下過棋？我說累死累活的哪還有心思下棋。他說腦子不用會萎縮的。我問你還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嗎？他說下。他說咱倆現在下一盤咋樣？我說現在怎麼下？他說自然是下盲棋。
我說這麼不行，我記不了幾步棋。他說這更需要鍛煉了。我想反正都是無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樂吧。說下就下。就這麼我倆邊走邊用嘴跳馬走車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對手，也沒贏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輕鬆。排除雜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約走了十幾步棋，腦子裡的棋局亂了。自動告輸。李德志說再下一盤，我說腦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說可見你太缺少鍛煉了，要這樣下去有朝一日從農場出去也成白癡了。我沒吱聲。他又說上帝安在人身上的東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廢了。像胯襠裡吊著的那個玩意兒——不信洗澡的時候你觀察一下，恐怕個頂個都是硬不起來的。李德志這句話使我感到很彆扭，心想就是成了勞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識分子的體統啊。儘管心裡這麼排斥，可洗澡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往人們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軟綿綿的，一無生機。男人們都知道那玩意兒在受熱之後會朝氣蓬勃起來，卻沒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說是用與不用的問題。更多的是意識，須知沒有燃料的機器是發動不起來的，人身上的「機器」也同樣。一切都沒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戀人近在咫尺的吳啟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訴我，他不知道馮俐的情況。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請示去帽兒山農場規勸馮俐的問題。郝管教的答覆是這事須請示場部，即使場部領導同意也須與帽兒山農場協調，事情很複雜。郝管教答應將我的要求轉達場領導，並肯定了我這是積極靠攏政府的行動。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儘管他說要將我的要求匯報場領導，但我卻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聽說竹川從醫療室逃跑了。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為戒啊！——消息首先是到場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來說的。有人不相信，說一個快死的人跑個啥勁呢？死在裡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麼兩樣？我相信消息是真實無訛的，事實上竹川已經把他想逃走的意願暗示給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死前能見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願望。憑這一點死在裡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樣。我只是擔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從這裡到他的家鄉千里迢迢，就是一個健康人也要經受一番辛苦勞頓。何況已極度虛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點名時於隊長在隊前宣佈的。這類壞消息場部一般是不輕易宣佈的。
能瞞就瞞，瞞不過去就借宣佈之機進行一番恫嚇，於隊長將「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之類的套話說完後，開始即興發揮，說在這裡我可以直言不諱地告訴你們，想跑的都可以試乎試乎，不攔，我要看看你們長了多少條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國？監獄最後一道圍牆在邊界上，邊防軍的槍子不是吃素的，何況你們根本到不了邊界。就說剛跑了的那個逃犯，恐怕是連清水塘農場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對保衛科的人說了，用不著去追，等割倒了麥子在麥壟裡找他的屍首……平日對隊長管教們的訓斥我們已習以為常了，什麼難聽的話都不在乎，有點刀槍不入的意思，可聽了於隊長最後這句話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現出於隊長描繪的那種情況：熱烘烘的麥茬地上躺著竹川乾枯的軀體，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頭一天割麥。
——這天本來有許多事情可記，但收工後太疲勞了，僅寫了一行就丟下了筆，呼呼睡去。晚點名是高幹將我吼起來的。回想起來，勞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喪。這事得從頭天晚上說起，晚點名聆聽了於隊長關於麥收的動員之後，回到監捨大家一齊做第二天的勞動準備，準備包括思想方面的(討論於隊長動員報告做表態發言)和實際方面的，如磨鐮刀和穿衣問題，共識是穿囚衣太熱，出汗多，赤膊麥芒扎。最合適是穿一件背心，就都準備了背心。早晨起來把背心貼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頭，都拉開了晃開膀子大幹一場的架勢，一齊脫了囚衣扔在地頭上。這時候出現了這樣一種景象：「敵矛」們幾乎都穿了印有原單位名稱的背心，「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首都師院」、「北京戲劇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北京醫學院」、「天津大學」、「河北師院」……一瞬間完全可以使人產生這樣一種錯覺，不是一夥犯人被監管勞動，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師生下來進行助農勞動。這突如其來的景象使在場的管教們怔了一下，接著便臉色大變。
脾氣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來：你們這是有預謀是不是？！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這時候大部分「預謀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終於曉悟出佟管教所說的「預謀」是指什麼了，便不約而同地低下頭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學字樣的背心，是大一時班級集體從校總務處買的。以後每年都買一兩件。有大學生活經歷的人都曉得，穿這種背心在師生中極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說時尚也好，說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我們被逐出校門來到勞改農場，雖然身份變了，可這些舊物捨不得扔掉，何況當時購買時都是交了錢和布票的。農場對犯人有著裝規定，但並沒有明文禁止穿這些舊衣，休息的時候在監捨以及監捨外面的狹小區域裡我們穿，管教見了並不干涉。這次引得管教們反感動怒也著實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長久的勞改生活又使我們建立起一種強迫觀念，只要管教斥責，就認為自己有錯。所以聽了佟管教斥責後沒人辯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