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她談到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對我們這些教中文的人來說，對這個問題不會沒有看法，一是系統不起來，二是沒勇氣探討。田野既統而觀之又說得大膽坦誠。我完全同意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是毛主席對胡風下的論斷根據不足，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根據不足。所謂胡風反社會主義，是否就是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所冒犯？田野向毛主席進言，說胡風一案假如偵察當中沒有其他新的材料，毛主席是有錯的！但是沒關係，趕緊解決就是了。我以為田野對毛主席這一規勸既誠懇又大膽，我希望毛主席能夠採納。一個人究竟有沒有罪，不能由一個人說了算，金口玉牙，那與封建帝王有什麼區別？說到底這是一個民主與法制的問題，法由誰制定出來，由誰來解釋由誰來行使又由誰來監督這個問題在中國沒有得到解決。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邏輯混亂，你對領導有意見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組織，反組織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用這個公式定罪，豈不是人人都有當反革命的份麼？李教授的發言引起會場的騷動，許多人私下議論著什麼。我飛快地做記錄。我以為秦李兩教授的發言作為對田野演講的反響，可作為《大地》下期的內容。
接下去是教當代文學的鄧巋驥教授發言，他說黨現在有威沒信，群眾害怕黨，怕黨的幹部，怕黨員。校系黨組織對知識分子缺乏信任。目前我校黨的工作，不是在領導學校治學而是在辦黨。民主作風不夠，黨員高人一等，對一些工作包辦，如留助教，報考研究生等問題不徵求教師意見。黨對群眾的意見不能虛心考慮，不喜歡聽反面意見。因而群眾不敢提意見，提了怕被扣上落後分子的帽子。黨的領導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後提倡尊師愛生，而肅反和三反中學生抓住教師的頭髮要他低頭，還撞牆，有人說這叫人民的法律，這樣如何能尊師？黨應該負責對待整風，許多教師在肅反中受了創傷，應當賠禮道歉，否則誰還敢在整風中講話？鄧教授的發言使會議的溫度升高起來，議論聲中同時有幾位老教師舉手要求發言。范宜春滿臉綻笑地環視一下會場，眼光最後停在教現代文學的吳啟都講師身上，說先請吳老師發言吧。
聽范宜春這麼一說，會場立刻肅靜起來，許多教師都把眼光盯著吳老師看，臉上的表情都有些異樣。吳啟都講師的遭遇在K大幾乎是人人皆知的，他和他妻子的戀愛經過能寫一本書。解放前夕他和他的戀人也是後來的妻子齊女士一起在上海讀大學，解放軍攻打上海時這位齊女士的父親攜全家登船去了台灣。到台灣後齊女士日夜思念吳啟都，要求父親再把她送回大陸去。父親不肯。她便以絕食要挾，揚言不放她回大陸就永不進食，直至餓死。到絕食第五天上她的那位****將領老爸心軟了，把她送上一條返回大陸的艦船。那時台灣海峽穿梭來往著運送國民黨撤退人員的大小船隻，從大陸開向台灣的船隻人滿為患，從台灣開往大陸的船隻幾乎全是空船。齊女士乘坐的那條船上只有她一名乘客，隨身行李是她保存著的吳啟都的一箱書信。就這麼一人獨乘一艘客輪橫渡過台灣海峽，回到了上海。這段渡海尋郎君的佳話當時在學校傳為美談。大學畢業後吳啟都和未婚妻齊女士一起分配到K大教書，不久兩人結了婚。一年後生了一個兒子。
後來開始了肅反。齊女士被肅成了國民黨派遣特務，被逮捕判刑。吳啟都被定為特嫌。所以此時吳啟都要求發言就十分引人關注。吳啟都還未開口眼圈便淚光閃閃，他說：前幾天我給K大黨委寫了一封信，要求在這次整風中對齊韻琴的問題加以甄別。今天在這個座談會上我要向中文系黨組織再次呼籲：齊韻琴的案子是冤案，她不是國民黨派遣特務，這一點我以我的腦袋擔保。首先我必須承認，齊韻琴從台灣返回大陸，並非出於對共產黨新政的嚮往。那時我和她都沒有這種覺悟，她純粹是為了和我結合而為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硬把她說成是派遣特務，她有口難辯，拿不出自己不是特務的證據。當時的肅反工作人員好大喜功，覺得能挖出一個真正的特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績，於是顛倒了司法程序，先將她定性為特務，然後才尋找證據。鄰居說常聽到我們家有滴滴答答的聲響，辦案人員就叫人家寫材料說聽到了發電報的聲音。
他們不知道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電影裡特務發電報滴滴答答響是為了給觀眾一個直觀的效果，事實上耳機裡的聲音別人是聽不到的。還有，他們還忽略了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假如國民黨想讓齊韻琴充當潛伏特務的話，那有什麼必要先到台灣然後再返回來呢？這樣做不是會明顯暴露身份嗎？辦案人員只要稍加推敲就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可他們不願這樣做，他們只要抓特務，只要出工作成績，不要別的。可他們為什麼就不想想這要給別人帶來多大的災難啊！齊韻琴到現在還在勞改農場改造，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和痛苦啊！嗚嗚……吳啟都說到這已泣不成聲，說不下去了。范宜春關切地說吳老師你先休息一下，過會兒再說。在這裡我可以負責任地代表系總支向你表個態：會後立刻就把你的要求提到校黨委。吳啟都哽咽地說：這次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把我也抓進去，嗚嗚……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惟聽吳啟都講師淒慘的嗚咽聲。范宜春不住地說哪位再發言？過了一會兒，又有老師開始發言了。發言一個接一個，直到天暗下來。出來後在路上遇見了龍天勝。
龍天勝問我《大地》出刊了沒有。我說還沒有，再有幾天就出來了。龍天勝隨即對那天的事表示歉意，說你和程冠生都應該做副社長的，忽略了。我說幹不幹副社長無所謂，主要是刊物忙。接著他說《觀察與思考》學社的全部人馬也都行動起來了，忙得不亦樂乎，干了好多事。你們刊物可不可以報道一下？我說當然可以，你把做的主要工作說一下。他說好。我掏出鋼筆和筆記本，光線已經很昏暗了。他說一是針對《人民日報》不報道K大整風情況我們去報社質問，貼了大字報，遭到了圍攻；二是把K大整風中湧現出來的有質量的大字報油印出來，寄往全國各大學；三是組織人去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介紹K大整風經驗，為籌措路費，我們向教授們募捐一萬多元；第四，組織人與民主黨派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他們都表示和學生們站在一起；第五，以《觀察與思考》學社為一方以K大團委為另一方在大飯廳開了一次辯論會，辯論會開得十分熱烈；第六，以《觀察與思考》學社名義參加數學系的一次辯論會，辯論會也很成功……龍天勝如數家珍般介紹完他們最近的各項工作，說馬上要出席一個會議，匆匆走了。
晚飯時在食堂大門口見到馮俐，一副焦急的樣子。我說你咋不進去呢？她說我在等你。我說我一直在找你。她說我知道。我說進去吧。她說咱們到外面吃飯吧，我有要緊事對你說。我們走出南校門，找了一家飯館進去，飯館店面不大，很清冷，坐下後點了兩碗餛飩，兩個燒餅。在路上我知她這次「失蹤」又是去了舅舅家，是舅舅親自來學校把她接回去的。加上一見面便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樣，我猜到她確有重要事情對我說。果然剛一落座她就急急地問：你們的《大地》下稿了沒有？我說下了，今天下午把稿子送去印刷廠。她說趕快去把稿子追回來，立刻追回來，不能印了。我說你開什麼玩笑？她說我沒心思和你開玩笑，是真的，聽我的，趕快撤稿，印出來事就大了。我說咋了？出啥問題啦？她剛要張嘴服務員端飯過來，等服務員離去她放輕聲音說：我舅舅聽到一個內部消息，形勢要起變化：毛主席有一個內部指示。我問內部指示什麼內容？她說大意是：我們在反教條主義，有人在借反教條主義傳播修正主義，他們嚮往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反對黨的領導，他們批評的教條主義，往往就是馬克思主義。這些人是知識分子中的右派。
現在右派很猖狂，讓他們做，把他們的謬論登在報上，讓人民見識見識毒草，然後鋤掉它。我聽了連連搖頭說：不可能，毛主席不會下達這樣的內部指示，肯定是謠傳。馮俐說消息來源十分可靠，我舅舅的一個好朋友在一家黨報當社長……你想想最近《人民日報》的態度與內部指示不是很吻合嗎？馮俐這話使我的心猛地一沉。是的，最近的《人民日報》成了廣大群眾關注議論的焦點，不發社論，只發各種座談會的尖銳發言，都覺得不應當這樣。可偏偏又是這樣，莫非……馮俐說內部指示也符合毛主席慣常說話的語氣。我說語氣符合但內中精神不符合。馮俐問怎麼不符合？我說指示精神與目前整風的指導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大張旗鼓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給黨提意見，背地裡卻說是反黨毒草，等長出來再鋤掉，這，這不明顯是陰謀啊！我不相信毛主席會搞陰謀，因為這不僅是思想方法問題，也是個人品質問題，無論如何我不會懷疑毛主席的個人品質有問題。說到這兒我激動起來，不覺抬高了嗓門，說我們不應該懷疑！馮俐趕緊示意注意隔牆有耳。有位服務員已經在向這邊看了，也許是以為我們在吵架吧。我倆默默吃飯。
走出飯館，天昏暗下來。我說回校？馮俐說去你宿舍，趁空給你洗洗衣裳。我說沒什麼衣裳要洗，咱們往公園方向走走吧。我們沿街向西走去，然後拐到通往公園也就是K大西門外面那條路。我的心情很亂，像有一塊黑雲壓在頭頂。我倆默默走著，過了西校門路人開始稀少。馮俐突然站住，抓住我的手，她抓得很用力，都使我有些痛了。她看著我，映著西天已經變暗的晚霞，我看出她的神情非常凝重，她說文祥。她的聲音也有些異常，發顫，也有些沙啞。她說文祥以後許多事我都可以依你，可現在你得依我，把《大地》撤下來，明天就撤。我沒吭聲。她說你聽見了沒有？我說聽見了。她說你答應不答應？我搖搖頭，說我還是無法相信那個所謂的內部指示，退後一步說，就是相信了《大地》也是不能撤的。她問為什麼？我說《大地》不是我自己的，要撤也得和大家講明事由，可是怎麼講呢？能說我聽到一個毛主席要鋤毒草的內部指示麼？馮俐想了想說既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怎麼不能說，這同樣關係到大家的安危。我搖搖頭說不能散佈這樣的言論。馮俐說你可以單獨和程冠生說說，你們倆統一了認識，不難找個什麼理由把稿子要回來。
我說這樣不行。馮俐問為什麼不行。我說這不就成了我們在耍陰謀了嗎？你，你，你，聽了我的話馮俐嘴唇哆嗦，生氣地把手抽回去，她說周文祥你，你怎麼這樣……這樣……她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詞彙表達對我的憤慨和失望，而後把腳一跺說句你要不照我說的做今後永遠不要找我！說完轉身向西校門奔去。我在後面追她，一直追到她的宿舍樓也沒追上。我不能上樓，這麼晚了不宜往女生宿舍裡去。我在附近溜躂了幾圈在一棵柳樹下站下，向三樓她宿舍的窗子望著。其實也沒有什麼目的，只是不想離去。我體味著她對我的關心，這個世界只有她才能以這種方式關愛我。我知道這個，可還是無法照她說的去做。就像人走進胡同裡，再很難往回走那樣。不斷有頭影映在那扇窗子上，很模糊。我猜不出哪一個是她。她或許會想到我在宿舍下面沒有離去，也或許她從窗子裡能看見我。但我知道她不會下來了，她真生了我的氣。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好像是一場較量，是愛情與信念的較量，二者難以融合，只有從中取捨，體現在此刻，要麼我奔上樓去，或者高聲將她喚下，當面向她許諾：我聽你的；要麼從這裡離去，一切咎由自取。
事關重大，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難以決斷。或者根本沒勇氣決斷。我佇立樹下，思想麻木，不知所措。夜色已深，天幕漆黑，我漸感寒氣侵身。不知過了多久，只見從宿舍大門口走出一個打傘的人。我無動於衷。直到打傘的人一步一步走到樹下，我才魂魄歸體。啊，馮俐。我失聲出口，頓時驚喜萬分。這時馮俐已把傘舉向我的頭頂。我發懵地問：下雨了？她不說話，用手擦我的臉和頭髮，後來又掏出手絹擦。這時我感覺身上濕淋淋的了，也聽到淅淅瀝瀝的雨聲。啊，真的是下雨了。我咋一點也沒感知呢？我自語。你傻了，你精神失常了。馮俐哽聲說。說著抽泣起來。她棄了傘，兩手緊緊抱住我，我怕濕了她的衣裳，使勁往外推她，她卻把我抱得更緊，並且把臉貼在我的臉上。後來她哭出聲。我心裡很難過，又不知該怎麼安慰她，只是不停地喚她的名字。我說馮俐馮俐馮俐……她不應不答只是哭。我嚮往著能這麼永久地和她擁抱在一起，可知道這樣不行。馮俐上中學時曾患過一次肺炎，為此曾休學一年。我不能讓她著涼了。我用力將她推開，說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宿舍了。她靜默著。黑暗裡我只能看見她臉的輪廓。後來她彎身撿起傘遞在我手中，便向宿舍走去。大門吞沒了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