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編」《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換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為什麼就不想想他有什麼權力如此強加於人呢？對此倒應該奉勸他一句：在批評領導的官僚主義時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義的錯誤啊。程冠生說你何必要和他這樣的人攪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為個什麼副社長頭銜吧。我苦笑笑，無話可說。在這種時刻說一句符合客觀又不失表白的話是不易的。不便說的話只能壓在舌頭底下。我說S大田野來演講我想聽一聽，你呢？程冠生說他也想聽一聽，百聞不如一見嘛。我說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廠下稿吧。程冠生說這樣好，可以加一則田野來K大演講的消息及有關反應的文章。我說就事件而言是應該的，只是版樣已經劃好，再做更動是挺麻煩的事。程冠生說改改看，不行就加個插頁。我問你是說加個號外？程冠生說叫號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慮說作為號外出現是否太鄭重了？太誇張了？程冠生說我不這麼看，在當前形勢下田野的意義怎麼說都不過分，我們應該做她堅強的後盾，不能讓她單槍匹馬地和那些老左們干，老左們四處散佈她的演講背離了社會主義，說她是反革命，真是豈有此理。我說要不等聽過她的演講再定吧，這樣有的放矢。
程冠生突然想起什麼，說周文祥我還有個想法。我說什麼想法？他說我聽說田野手裡有一份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可以向她借用一下，在特刊上一起刊出來，影響一定很大。我聽了一下子衝動起來，說這樣好。想想又說這份報告屬黨內高級機密文件，田野怎麼會有？程冠生說田野的男友是******的秘書，她從男友那裡得來。我說我們和她沒有什麼關係，未見得她會給。程冠生說相信她會給的，不給她就不是田野了。我說假若不給的話也有辦法，可以去資料室翻英文報紙，聽說紐約時報曾發表了這篇文章，找到請人翻譯出來就成。程冠生說對。
走出食堂程冠生問我去教室還是回宿舍，我說去女生宿舍找馮俐。程冠生笑笑說看來你們已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耳。我說沒這麼嚴重，我找她有正經事。程冠生說戀人之間還分得出正經不正經的事？比方親親嘴是不是正經事？我說要親嘴也不能大白天去找人家親呀，我去是讓她參加今天的田野演講會。程冠生說看來你很希望馮俐能成為K大的田野。我說淨胡扯，她成不了田野，我也沒這個奢望，我只是希望她不要在這轟轟烈烈的時代大潮中落伍，如此而已。程冠生說既然這樣何不讓馮俐去找報紙並且翻譯出來，以此把她拉上戰車。我一聽覺得程的意見可取，便答應去同馮俐講。
沒找到馮俐，給她留個字條在鋪上。去教學樓的路上碰上系總支書記范宜春，范知道《大地》的事，問什麼時候能印出來。我說今天下廠，一周後差不多就能出來。范說出來一定給他一本看看，他說儘管他沒參與，可畢竟屬中文系的整風成果。我聽出他的態度與以前有很大的變化，這某種程度上體現出黨組織態度的變化。我問范對田野演講怎麼看，提倡不提倡師生們參加。范說校黨委對田野來演講原則上不反對，系總支也是這個態度，師生們參加與否也不予干涉。我問他本人是否參加。他說他和孟廣琦要為下午召開的資深教師座談會做準備，就是想參加也參加不成了，可能會委派幾位同志去聽一聽。我向他詢問可否列席下午的資深教師座談會。他說你作為《大地》的主編可以列席。
教室裡十分熱鬧，全班半數以上的學生都在，有的在寫大字報，有的在爭論問題，問題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否是一樁歷史冤案。見我來了有人立刻讓我發表見解。我連忙揮手說我還有事恕不參辯。離開教室回宿舍拿記錄本，準備記一下田野的演講要點。宿舍裡只有李德志一人躺在床上看書。自從停課，李德志的全部生活是兩點一線(從宿舍到食堂)。別人風風火火投身運動，他優哉游哉當逍遙派。我從心裡有些瞧不起他。我故意大聲嚷：李德志起來。他把眼光從書本上移到我身上，問：到午飯時間了嗎？我又好氣又好笑，說剛吃了早飯又想午飯，你快成了酒囊飯袋了。他不在意我的譏諷，又重新看起書來。我說快別看書了，和我一塊去聽田野的演講吧。李德志哼了聲說她出的啥風頭呢，遲早要倒霉的。我挖苦說這也是你那勞什子數學公式推導出來的麼？他說不錯。我說你沒推導自己是什麼結局呢？他說推導了，同樣倒霉是結局。還有你，你也是。我說去你的。
這天是臘月二十三日。在北方這是一個節日：小年。犯人有點像小孩子，盼著過年過節，既然不能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心中切望。老監號崔老給大家當頭潑了一瓢冷水，交底說獄方並不把小年當節，伙食照舊。這讓大家很是失望。但這一天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在公平使用那縷陽光的問題上兩個犯人發生了爭執，等候的那個犯人說已經到了他照射的時間，而正照射著的那個犯人說時間還不夠，先是唇槍舌劍，而後便扭打起來，如這類事情的所有結局一樣，是崔老將這場戰火熄滅。接著的一件事是管理員進來宣佈今天有外國友人來參觀監捨，交代了一些必須遵守的事項，如外國友人進來後不許亂說亂動，要有禮貌面帶笑容。還有，事先要清理監捨和個人衛生等等。外國友人是安排在我們吃飯的時候進入監捨的，在這之前管理員抬進了純玉米面窩頭和炒雞蛋，交代說必須吃得文明，不許搶，誰在外國友人面前丟人現眼就處罰誰。犯人們盯著放射著金子般顏色的飯菜，眼光也像金子般賊亮，不動聲色地快速往肚裡吞嚥。
一會兒幾個深褐色面膛的外國人在監獄一干人等的陪同下進到監捨(後來知道來參觀的人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及其隨從)，參觀的過程是極其短暫的，友人們站在門口朝正吃飯的犯人友好地笑笑，讚許地點點頭，便轉身出門，往別的監捨去了。大門剛剛關閉，只見姓曲的地工倒在地上直翻白眼，臉憋得青紫，一看這情形就知道是叫飯噎住了。幾個人撂下碗筷奔過去，把他扶起來給他揉胸撫背，卻不管用，眼見得地工的眼珠一點點鼓出眼眶，崔老吆句快報告管理員，就立刻有人高喊報告。管理員惱怒道好飯好菜也堵不住你們的嘴麼？！等他知曉是有人快讓好飯好菜堵死了，就命令將人抬到醫務室去搶救。就抬走了。沒過多會兒，管理員回來黑著個臉宣佈：幫曲文曲把東西收拾收拾。大家聽了面面相覷，坐過監的人都知道這個常識，管理員宣佈給某人收拾東西，這人就已成了死人。曲地工沒有搶救過來，死了。管理員走後人們議論起來，大部分人的見解是曲地工臨死做了個飽死鬼，不冤。這種話用在別人身上很無情，可用在曲地工身上倒也說得過去。因為在吃飯這個問題上曲地工確有些驚世駭俗。
每每吃過飯後他便把吃下的飯從胃裡倒回嘴裡，做第二次咀嚼吞嚥，像牛反芻那般。他的理論是這般在感覺上是吃下了雙倍數量的飯。無論如何，對於曲地工的死我感到很難受，我是頭一次看見一個人在這麼短暫的時間成了死鬼。而且死得這麼「他媽媽的」。近些日子獄方加緊了審訊，犯人像跑馬燈似的往審訊室跑。24號監房又轉走幾個犯人，轉北京監獄，沒有放回家過年的。補進來的犯人中有個姓陳的整天哭哭啼啼，一口一個冤枉，惹得大家心裡很煩，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孝子。孝子的情緒漸漸平復，他很感激崔老，不時以胃口不好為由將自己窩頭掰一半給崔老。崔老自然能體會他的心情，每回都堅辭不受，並開玩笑說這裡的人什麼病都能得，就是不能得沒胃口的病。不知什麼原因，對孝子的審訊很是頻繁，頂多隔一天便審一次，每次回監房情緒都極其低落，有時還面有淚痕，像在審訊中受到嚴酷折磨似的。有人想探聽一下他的案情，他守口如瓶，說獄方不許有半絲透露。這越發使大家感到神秘。另外近來獄方也加強了對崔老的審訊。且每次審訊的時間都很長，去得早，回來得晚。
大家都在替崔老擔心。也知道崔老一向忌諱提自己的案情，便不多問。頻繁的審訊使監室的氣氛十分緊張壓抑，有點讓人喘不過氣來，這既包括受審的也包括不受審的。屈指一數，我被關押已一月有餘了，從頭一次審訊之後，我便嚴格按照審訊員的要求每時每刻都陷入回憶之中，特別是在記憶中搜尋他們指定的那幾個日子。這個過程使我明白了什麼叫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人原來並不屬於自己，屬於別人，屬於與自己構成這樣或那樣關係的其他人。孩童時期屬於父母，屬於爺爺婆婆姥爺姥娘伯父伯母叔叔嬸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還有七大姑八大姨，學生時期除上述之外又加上了老師和同學，具體到我作為K大學生這一時期，我更屬於馮俐、程冠生、范宜春、孟廣琦、姜池、呂浩明、蘇英、汪海、畢玉勝、常林東、古好義……甚至還屬於熱衷自己和自己交手的李德志。而此時此刻在這草廟子胡同26號看守所24號監室，我則屬於管理員、審訊員、武警戰士、崔老、將軍、小咬、臭蟲，甚至還包括心懷不軌的「小日本」和哭喪般哭哭啼啼的孝子。
而在以後我一旦離開了這裡，我又會屬於檢察官、法官和新面孔看守新面孔警察及新面孔獄友……就是說無論過去現在和以後，我都無可逃遁地屬於這些「關係人」。可以說自己一直都是按照這些關係人的願望和要求，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他們中間有的是我樂於接受的(如馮俐要我做戀人、程冠生要我做諍友、同學們要我做主編)，也有的是我不樂意卻又拒斥不掉的(如范宜春、孟廣琦要我做右派進而升級為現行反革命，這裡的管理員審訊員要我做守獄規坦白認罪的好犯人)。這一個月來我絞盡腦汁苦苦回想過去，說穿了就是想做一個符合獄方要求的好犯人。我不屬於自己，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清楚了自己該怎麼做。我得繼續想、好好想，不容遺漏地想，這就好比用一張口眼細密的大網將記憶深處的魚蝦鱉蟹一網打盡……確如程冠生所說，田野就是田野，我不是指她的演講(她的演講也使我很激動)，是指她毫不猶豫地將「秘密報告」借給了我們《大地》編輯部，對我們要出特刊的想法也表示支持。說現在的田野已不完全屬於她個人，只要對社會有益，她樂於「捐軀」。為此，我和《大地》編輯部的同學們做出出特刊的決定，隨《大地》一起印發。
午飯時在食堂沒有見到馮俐，由此也證明她沒有參加上午的田野的演講會。我有些失望。下午列席在十二教室召開的資深教師座談會，會議由范宜春孟廣琦兩書記主持。會議一開始冷場，范宜春做啟發性發言，我一點沒料到他把話鋒指向了我。他說從本系的運動發展來看教師落後於學生，接著他把眼光轉向我說比如五四級四班的周文祥同學，是他首先貼出了全校第一張大字報，對推動全校以至全國的整風運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現在他又和幾個同學一起創辦了《大地》，據說創刊號很快便能面世。一個普通的文科學生能如此對黨的事業充滿責任感，我們作為師長的怎能甘居落後呢？坦白地說聽了范宜春這般說我心裡不免竊喜。他畢竟是系黨總支書記啊，他的話代表黨的聲音。黨認可了你的行為並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揚了你可是很不尋常的啊。我發現很多白髮老教師都側目向我看，在他們的目光裡我感到很自豪。是的，很自豪。范宜春這番以學生激老師的方法立即起了作用，老師們開始發言了。教我們哲學的秦仲俞教授打了頭炮，他說既然黨態度誠懇地讓我們提意見，我們再沉默就有些不識抬舉了。從哪裡說起呢？就從上午S大來的女學生的演講說起吧，我去參加了。
開始是好奇，心想一個未出茅廬的丫頭能有多少貨色敢在堂堂K大兜售？可聽了不一會兒，我的想法就更正了。人家不是黃毛丫頭，是理論家。我覺得她確實了不起，她講得很有道理，很有水準。比方她談的社會制度問題，她認為我國的經濟基礎在基本上是公有制，但我國的上層建築不能適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黨委清除「三害」，並且大張旗鼓地通過整風運動來清除「三害」，但產生「三害」的根本又在哪裡呢？她指出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比方說產生官僚主義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機構。我覺得她的分析入木三分。於是沿著她的思路我們便不得不這麼想：黨願不願意改變現有的政治制度呢？如果沒有決心改變，那麼清除「三害」便無從談起了，也是不可能的，整風不如早收兵的好。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對此我不想反駁，拭目以待吧。范宜春微笑著對秦教授說：秦教授這頭炮開得好，就是要亮出自己的觀點嘛。接著發言的是教現代文學的李教民教授。他說我步秦教授後塵，也從田野的演講說起，不同的是秦教授一開始是抱有懷疑的態度，而我一開始則持欣賞的態度，因為我在S大的一個學生聽過她的演講，學生對我談到她的一些觀點，我覺得很精闢，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上午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