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李德志一個人在。我趕緊換下濕衣裳，找一條乾毛巾擦頭髮。我覺得身上很冷，又倒了一杯熱水喝起來。李德志趴在桌前寫什麼。我問他別人都到哪裡去了。李德志說大概都在教室寫大字報吧。我一想回來的路上確實看到各教學樓都燈火通明。這一兩日學校的整風運動已達高潮，從系、班級到個人幾乎沒有死角。想到死角我的眼光又不自覺落在李德志身上，我問李德志你咋不下棋了呢？他搖頭苦笑一下，說再下棋沒準會被開出K大呢。我說咋這麼說？他歎了口氣，說今天系總支書記找他談過話，態度很嚴厲。批評他不關心政治，不關心國家大事，又警告說對整風的態度就是對黨的態度，這是一個思想意識問題，是立場問題。最後又說K大是共產黨的K大，要想當K大學生就不能和黨離心離德，否則後果自負。這不是暗示如果我繼續消極最終會被開除學籍嗎？我聽了心裡有些不平，心想這位總支書記肯定是迫於數學系的整風落後於其他系的事實才這麼威脅李德志的。如果在今天以前，我也許只會覺得他的工作方法有些生硬簡單，出於對李德志的關心甚至我這個局外人也會勸告他要積極投身運動。但今天聽了馮俐所謂「內部指示」的事，我就對那位總支書記「趕鴨子上架」的做法很是反感。
即使不是別有用心(料想像他這一級幹部是看不到「內部指示」的)，起碼那種危言聳聽的言辭也是很不正派的。我問李德志在寫什麼，他說明天系裡舉行專題座談會，總支書記點名要他發言，說這是對他想不想以實際行動回到黨的懷抱的考驗。既然到了這一步也沒有後退的路了，發言就發言吧。於是我明白他是在寫發言稿。我不再說什麼，倒在床上隨便拿起一本書翻看著。可一點也看不進去，腦子裡亂成一團，從飯館談及「內部指示」談及《大地》撤稿又想到馮俐的雨中擁抱，最後又想到剛才李德志的一番話，我不由側目看看正「幡然悔改」埋頭寫發言稿的李德志，只見他眉頭緊鎖，臉若苦瓜，幹這一套確不是他之所長。與他相比，我已是是非之人，我寫了K大第一張大字報，參加了綠葉文學社，還當了《大地》主編。
假若「內部指示」屬真，我自是難逃干係。而李德志則大有不同，他尚屬「清白」之身。既然前景叵測，清白就不妨清白到底。對他而言這才是明智之舉。而此時此刻也正應那句俗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作為同捨好友，按說我應該向他指點迷津，阻止他在這種情勢下陷入泥沼，但又苦於實話不能實說。我苦苦思索該怎樣進入話題，忽然靈機一動，我翻身從床上坐起，衝他說李德志你陪我下一盤棋吧！他聽了迅即轉向我，那一剎臉上驚且喜，問：你想下棋？真是太陽從西邊出。我說我心裡悶，想下盤棋解解悶。他想了想，得了吧，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這節骨眼上下，這不是成心和我過不去？我說只怕是你和自己過不去哩。
他聽出我話中有話，問：我咋和自己過不去？我想既有心說了不妨再進一步，我說你何不用那套公式算算我和你下棋是和你過得去還是過不去？他說不用算，過不去。說到這兒，黃偉和董建力推開了門進屋，衣服都濕了。進屋後兩人從各自的衣服裡面抽出一卷寫好的大字報。我問程冠生在不在教室裡。黃偉說和我們一塊回宿舍了。我立刻起身去找程冠生。在三樓走廊上我把所有的事毫無保留地倒給他。他聽了不假思索地說：不可能，純屬無稽之談。他的結論使我感到欣慰，卻並沒完全消除我的疑慮。我再次向他強調消息來源的可靠性。他說只要不是聽毛主席親口說他就不相信。說完又補充一句：散佈這種言論的人意在污蔑毛主席，意在破壞整風運動。如果前提確實，他後一個結論自可以成立。我問你的意思是不撤《大地》的稿？他說不僅不能撤，還要督促印刷廠早點印出來，按計劃明天看校樣，我的意見是不要拿回來校，咱倆一塊去，在那裡坐鎮校對，校完即可付印，能節省許多時間。我說好吧。
——二十八日，早晨起來雨過天晴，夜雨沒有澆熄熊熊的運動烈火，各處新張貼的大字報掩蓋了校園雨後遺痕。在食堂裡一眼便見到了馮俐，我端著飯走過去，與她同桌吃飯的女生們一如往常見我便含笑走開。我亦笑笑向她們表示致謝。馮俐顯得神情恍惚，眼圈發黑。她看我一眼，問我著涼了沒有。我說沒有。她掰了一塊饅頭遞給我，說她吃不了，讓我幫她吃。我接過來。問她今天幹什麼。她說這事我想了一晚，正要和你商量。我說你想怎樣？她看看四周，然後壓低聲音說我想讓你和我一起去舅舅家。我問有事嗎？她說你不能再繼續滑下去了，得離開。這時她用異常溫存的眼光看著我，說你聽著，到了舅舅家給你自由。啊，自由。自由這字眼是我和馮俐之間的專用詞彙，我當然能夠明白此時馮俐所指的自由的含意。
我頓時熱血沸騰，心猿意馬起來。要不是已講好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廠，我會馬上丟下飯碗與她直奔校外。她見我不語，問你去不去？我吞吞吐吐說出要去印刷廠的事。她半晌不語，一口一口喝著稀飯。我也不知該說些什麼能讓她高興起來。過會兒她放下碗歎了口氣，說：從昨天晚上就完全摸透你的脾性了，表面上慢性子很隨和，而骨子裡卻很強硬，誰也別想左右你，我也左右不了你。隨你吧。她說這番話聲調平和卻透著傷感。我問：你要一個人去舅舅家嗎？她說既然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問：為什麼？她的眼裡閃著淚光，說：我欠你的。我一時不解，反問道：你欠我什麼呢？她低下頭，哽咽著聲音說：別問了，以後我只要求你一件事，無論要做什麼須提前告訴我，你寫大字報座談會發言，寫什麼說什麼都和我說一說。我說行。她說別食言。我說保證不食言。
去印刷廠。一進車間便感到氣氛不對頭，排字班的工人師傅以異樣的眼光盯著我們。程冠生說師傅們我們是K大學生，是《大地》編輯部的，來校對清樣。請問清樣出來了嗎？一個五十多歲的長形臉師傅指指桌子上的一堆亂七八糟的稿件問是不是這些東西？我和程冠生對視一下目光，然後走到案邊翻看稿件，我說就是的，清樣在哪裡呢？一個三十多歲模樣很端莊的女工厲聲說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別指望我們給你們印刷。這話一下子使我們明白《大地》的處境了。程冠生趕緊解釋，說這都是幫助黨整風的文章，是完全出於黨的要求不是反黨。長臉師傅大吼一聲：住嘴，別以為我們印刷工人不認識字，不認字當不了印刷工人，你們污蔑黨，破壞黨的威信，說共產黨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白紙黑字，瞞得了誰？！這時許多工人從車間各個角落聚攏過來，將我們包圍在中間，我和程冠生嘀咕一下，覺得眼下有點「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的景況，三十六計走為上。我上前取了稿子，說既然師傅們誤會了我們也不勉強，我們回去了。
但工人不放我們走，將我們圍堵在車間中央。程冠生努力往外擠，邊擠邊說請師傅們讓我們走。那長臉師傅似乎擔任著什麼職務，發號施令說：同志們，我們印刷工人和黨心連心，決不能聽任反黨分子對黨進行攻擊，現在我們召開現場批判會，把他們的反動言論批深批透(後來知道這個說印刷工人和黨心連心的長臉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似乎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長臉師傅的話音一落立刻就有幾個強壯工人扯著我和程冠生的胳膊將我倆提到一輛平板車上，車體晃動使我們險些摔倒。呼起了口號。居高臨下，我看到四周黑壓壓揮動著拳頭的人群，那一刻我不由打了寒噤，不是害怕拳頭會落到身上，而是精神受到出其不意的一擊，我似乎意識到眼前的一切或許是今後命運遭際的預演。工人們開始批判，一個接一個發言。高亢的鏗鏘的尖厲的男聲女聲在高大車間裡形成強烈的迴響，就像一場驟起的風暴，在這風暴中我能分辨出來的惟有兩個字：反黨反黨反黨……直到從廠裡狼狽逃竄出來這兩個字依然在耳畔轟響。二十九日，五月二十九日，我想起了這一天，我多麼驚喜……
過了春節，北京的天氣漸漸回暖，放風的院子已見不到雪跡。仰望方天，滿眼碧藍。日光已能在放風時間裡將犯人的棉衣曬透。這使我們感到心身舒坦。我想人生其實也無須多求，一碗飯食一縷陽光而已。
對我的審訊繼續擱置。看到同監犯人頻繁提審我竟然有一種受了冷落的感覺。我已通過陳管理員向審訊員報告，說我已經回想起他們要我說清楚的那幾個日子，儘管事實並非如此(六月二十八日，還有些模糊，不敢叫硬，尚待繼續回憶)，但案子的懸而未決確實使我十分焦急。我知道案子只有早審才能早結，我盼望早早出獄。我也堅信能夠出獄。可審訊員依然不理不睬似乎將我忘卻，或者有意將我丟在這裡讓我備受煎熬。崔老看出我的煩躁情緒，一再勸我要安下心來，說且不可太樂觀，任何時代的衙門都是抓人容易放人難。他分析當局將我棄之不審大致會緣於兩點，一是共產黨對右派反革命進行刑事量刑的尺度尚未制定出來，作為執行者的司法機構無章可循，只有等待；二是司法機構正致力將陳年積案了結，以便騰出手來處理大宗的右派案件。以草廟子胡同的實際情況而論，我覺得崔老後一種推斷是貼譜的。年前年後獄方確是加快了對歷史積案的處理。員外、將軍等一撥歷史反革命已審畢轉監，離開草廟子胡同看守所。餘下的人也正在加緊審理，其間也包括崔老。崔老對自己的案子依然守口如瓶，僅從他被看押的時間也能猜到他案子不同尋常。
最近，監獄為敦促他交待問題，除正規提審，每回提審之後還發動監室裡的犯人對他進行「幫助」。犯人批鬥犯人叫「互相幫助」，這種幫助在獄中已司空見慣，我來之後也多次參與對別人的「幫助」。從心理學上說這種做法會給犯人造成壓迫，當局把你當成敵人，獄友又把你當成敵手，輕則惡語辱罵，重則拳腳交加，這時你就會感到天地間一片漆黑，沒一絲光亮，會感到絕望，覺得沒有了活路。最終導致精神崩潰，俯首就範。不僅「竹筒倒豆子」交待自己的問題，還會無中生有血口噴人。當然，這種「互相幫助」方式並不適合所有犯人，有的犯人神經磨礪得猶如一團橡膠，抗擊打抗腐蝕，拉則長團則圓，死豬不怕開水燙，如同崔老將軍這類老油子犯人。崔老更見乖張，他是24號監房的犯人頭兒，平時恩威於眾，關鍵時刻便見出功效：開他的批判會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批判者看似聲色俱厲實則裝腔作勢，更沒人敢動崔老一根汗毛。批判會過後又暗中向崔老道歉，崔老的反應僅是淡淡一笑，道一聲知道。後來獄方也「知道」，知道犯人都在自覺維護崔老，知道批判會僅是走過場，完全不起作用。為改變這種局面，獄方宣佈撤掉崔老獄頭頭銜，讓他當普通犯人，然後再「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