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號監捨有個姓曲外號「地工」的犯人，解放前的公開身份是上海某報館新聞記者，實為共產黨地下工作者。他四十出頭，文質彬彬的，他是在肅反運動中被揭露出有叛變行為，本人拒不承認，就一直關著。他精神似乎有些不正常，成天晃著腦袋唸唸有詞：我這事只有少奇同志明白，可少奇同志也不給我做證。真假自然誰也不知，審訊員也不好跑到少奇同志那裡去落實。當然不論是哪一種被認定有罪的人都是不肯輕易認罪的，都清楚這不是鬧著玩的，否則就不會總結出那句「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至理名言」了。審訊，無論對於審訊員還是犯人都是一種鬥智鬥法，許多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殘喘。監捨有一名外號馬燈(由眼亮而得名)的日本翻譯官，據說罪惡纍纍，死有餘辜，他應付審訊的方法是頗具「匠心」的，他交代某年某月他帶領日本兵去某地掃蕩機槍「點名」多少，步槍「點名」多少，公安人員跋山涉水去調查，當地卻沒有這樁血案發生。回來再審，他說記錯了，是在另外的地方。公安人員再去調查，同樣沒這回事。
他就這麼吊著審訊人員的胃口，審訊員想結束審訊又擔心遺漏重大的罪證。案子就這麼懸著，馬燈就這麼活著。前面說過草廟子胡同是一所******看守所。我們24號監房有點特別，歷史犯與現行犯人數恰好相等，不知是巧合還是獄方的有意安排。當然這是我初到時的情況。後來就打亂了這種格局。與正式監獄相比，看守所裡的犯人流動性很大，進進出出像走馬燈。成為已決犯的犯人走了，新的未決犯人就補充進來，再走再補，像鍋爐裡的水流循環不已。我漸漸發現，儘管崔老貌似公正，其實對他的同類，「歷史」犯要比「現行」犯優待得多，將打飯打水倒馬桶等雜務更多的讓「現行」犯們干。如我入獄那天為我打飯的矮個子犯人就是個現行犯。矮個子犯人外號叫「大郎」。細想想他這個外號實在起得妙，他不僅身材像《水滸傳》裡賣燒餅的武大郎，甚至連遭遇也與武大郎極相似。他是個扛活的雇農、光棍兒。土改那年本村有一戶地主出於拉攏的目的，將家裡的一個使喚丫環白送他做老婆。
這丫環尚有幾分姿色，比得上比不上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蓮不敢說，可她後來招惹出來的事體卻與潘金蓮沒兩樣，活脫脫個潘金蓮第二。西門慶第二乃是本村的頭面人物黨支書。說起來這黨支書可有點非同小可，他比「師傅」西門大官人更有氣魄，大官人搞潘金蓮還多少有些顧忌，偷偷摸摸，暗裡來暗裡去。而這支書搞女人卻是大搖大擺地進門，又大搖大擺地離去。他讓大郎迴避，說法是他要審案子，說要從那前丫環嘴裡審出那地主還有沒有藏匿的浮財，有又埋在哪裡。一成了公事大郎便唯唯諾諾不敢放一個屁。於是支書就關起房門挖起了「浮財」。今天挖不出來，改日接著再挖，支書的興趣不敗，挖個不止。審案的說法起初大郎信以為真的，一點也沒往歪處想，支書在裡屋挖，他就在屋外巴噠巴噠抽煙。支書從屋裡出來總是漲紅著臉盤，他就尋思是自家女人頑固不化惹得支書生了氣，就小小心心地問句：挖沒挖出來呢支書？支書就說這娘們忒頑固，改日還得挖，挖不出來決不收兵。支書往外走的時候他還很不過意地說句：辛苦你了支書，辛苦了。後來事情壞就壞在這對狗男女欺人太甚，愈來愈放肆。
大郎終於明白了支書的隔三差五進門真正幹的是什麼。他怒了，想殺了這狗支書，到真要動手時膽子卻不夠了，就棄了支書殺了他家的牛，將一塊石頭從牛嘴裡塞進去，墜死了牛。殺人事大，殺牛的事也不小，牛是耕地的畜生，殺牛就是破壞生產，破壞生產就是破壞革命，大郎就順理成章地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收監。說起來大郎也真是個窩囊廢，黑下犯人睡不著覺就起哄叫他講經典故事：支書挖浮財。他就講，且一遭比一遭詳細，就好像在講別人的事。在24號監房裡「挖」字已具有一種特有的意義，挖等於審，哪個犯人要受審就說要去挖。受審回來，鐵門在身後一關，立刻就有人問句：挖出來了嗎？答：挖出個屁！儘管問者答者都屬調侃，可說話間監室裡每個犯人的心都是不輕鬆的，很重很重。挖呀挖，當局在挖，挖出暗藏的和公開的階級敵人；自己在挖，挖自己的罪行、思想和動機，甚至還要幫別的犯人挖。我已經意識到把自己過去的一切挖出來是多麼重要。審訊員要我挖的那三天，只是投石問路，是聲東擊西，事實上他們對我以前生活的分分秒秒枝枝蔓蔓都感興趣，早晚都會問到。我必須將自己當著一份答卷精確而一覽無餘地置於他們面前，而緣於這種認識現在的我又分分秒秒不得輕鬆。
八日，五月八日，短缺了七日。八日我是無法忘記的，無法忘記的是發生在我和馮俐間的事，純個人間的事，純愛情旅途中的事。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八日……此刻想起這個日子我便暗自流淚了，一邊流淚一邊在心中回味著那個日子滲透出來的無與倫比的感覺，那感覺甜美而神聖，具體而虛幻，細膩而磅礡，如美味的一餐，如酣暢的一浴……啊，我的確無法將此與生活中的其他加以類比，那種愉悅歡暢無可替代也無法言說，那是我一生全部幸福的濃縮，我幾乎懷疑我僅是為此而生而活。
而後來當馮俐悲慘遇難，我便意識到美好時光不再，我的精神為之枯竭，我的身體變成一具軀殼，生命對我已不存意義……現在，隆冬的夜晚躺在獄燈昏暗的監房，那可貴的日子(八日)對我又重現意義，它將五月裡從記憶中斷裂的兩處黏合在一起。九日早晨我和馮俐一如往常在食堂裡見一天的頭一面，看見我時她的臉刷地紅了，慌亂中將頭低下，那一刻我也同樣感到羞赧，我走過去低聲說句：你好嗎？她悄聲回句：壞蛋。我的心劇烈地跳動，嘴裡吐不出一個合適的詞。這時她抬頭瞄了我一眼，從她的眼神裡我看出並沒生我的氣，她的模樣更顯得嫵媚動人。我心裡一陣喜悅，說句晚上見便慌慌張張逃了。可是晚上並沒有見。呂浩明軟磨硬泡非要我參加「綠葉文學社」
籌備會不可，我實在推不過就去了。地點在四班教室。參加籌備會的有七八位中文系學生，其中有兩位戴近視鏡的女生。我奇怪平時不吸煙的呂浩明怎麼忽然吸起了煙，從夾香煙手指的抖動顯示出他心情的激動。他儼然扮演著領袖的角色，連說話也與平常不同，一副首長腔。他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勢，肯定了整風的偉大意義，之後便講到這次籌備會的主題：在K大中文系成立一個文學社團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為此希望參加籌備會的同學能發揚紅軍長征時曾發揚過的播種機精神，在同學特別是愛好文學的同學中間進行宣傳發動，讓更多的同學參加到社團。呂浩明說到這裡做了一個革命導師列寧慣常的講演動作，伸出手臂身體前傾。呂浩明講得很多，可我已記不起太多的內容。他講完許多同學也開始發言，調子與呂基本一致，特別是兩位戴近視鏡的女生講得慷慨激昂。
但是也有人心存顧慮，三班一個同學說成立社團使其在整風中發揮作用，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一旦作為一個組織就不是兒戲了，前車可鑒，例如幾年前的那個高饒反革命集團及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旦成為某某集團，問題的性質就非同一般了。呂浩明反駁說這種類比是邏輯上的錯誤，因為無論高饒集團還是胡風集團都屬於反革命性質，是與共產黨對立的，而我們的社團是擁護共產黨的進步組織，兩者怎麼能同日而語呢？在這一點上我還是贊成呂浩明的觀點，儘管對高饒胡風的問題我瞭解的不多，但對我們學生自己的心情是瞭解的，我們確實是希望黨能夠通過整風變得更好，也確實希望能在這次運動中助黨一臂之力，既然這樣又有什麼可擔心的呢？我談了我的看法。呂浩明帶頭鼓了掌，並誇張地衝我微笑。這種過度的姿態使我很不舒服。接下去是討論社團章程，章程草案是呂浩明起草的。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見。
有關章程的條文以及大家提出的意見都記不清楚了。之後是協商社團成員名單。今天參加籌備會的同學都是發起者，都有資格成為《綠葉》文學社的領導成員，關鍵是社長人選。有人提呂浩明，有人提我，還有人提莊霞。這時呂浩明很緊張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那一刻我真有點可憐他了，為早一點使他安心，我說社長還是讓呂浩明干吧。列舉了一些理由。我說至於我，一貫自由散漫是不適合做領導者的，做個普通社員足矣。莊霞也提呂浩明干社長。我和莊霞態度明朗了，原先提我倆的人也轉向呂浩明。這樣與會者的意見趨於一致：呂浩明干社長。呂浩明謙讓了一番便接受了。轉而提議由我和莊霞干副社長。我不曉得莊霞的推辭是出於誠心還是做一種姿態，反正我的推辭是真心實意的。但結果還是我和莊霞干副社長。其餘與會同學都是理事。最後社長呂浩明說力爭在下周召開文學社的正式成立大會。散會時已過熄燈時間，與馮俐的相會徹底告吹。
——十日早晨在食堂見到馮俐，她說今天要去舅舅家，舅母病了，舅舅單位整風正緊，不能請假照顧舅母。我說咱們學校的整風也到了高潮，這種時候離開領導和同學會怎麼看？會認為你是在逃避運動。我說出來的是這番話，沒說出來的是捨不得她走。她說她不是沒想到這些，但無論如何舅舅家的事她不能不管。她又說她對政治沒有多少興趣，學校少了她一個整風會照常進行，況且到了舅舅家還可以溫習功課。我瞭解馮俐，她是個極有主見的女孩，她認準的理兒誰也勸不動。我問能在舅舅家住多久，她說那得視舅母的身體狀況定。我問是否向系裡請了假，她說請了。我抱怨說你是把一切都辦利索了才通知我呀。她笑了，笑得很調皮。我說我可以去看你嗎？她說想去就去沒人攔。我歎了口氣，說小馮你現在走可是害人不淺哩，我心中的火焰……她打斷說現在把火焰澆熄了好哩，省得燒出什麼毛病來。我明白她的意思，可心裡仍不情願，我心裡渴望革命與愛情的雙重洗禮，我渴望這兩者都轟轟烈烈，否則便會辜負這個轟轟烈烈的時代。
上午中文系召開整風座談會。氣氛比上次熱烈了許多。會議開始不久，學報編輯姜池把我叫到外面，讓我趕緊把上次那篇稿子找出來給他，說領導認為根據目前形勢已可以發表，無須修改。我有些不悅，說稿子叫我撕了，沒有了。姜池知道我是說氣話，趕緊向我道歉，又連說帶哄地把我往宿舍樓拖。看他那副樣子我有點於心不忍，把稿子找出來給了他。我重新回到座談會現場。這時同學們發言更踴躍了，一個接一個，提出的問題也尖銳起來。如學校和系黨組織宗派主義嚴重，只注重鬥爭不注重團結；黨委的工作偏重於管人忽略了治校；黨委對黨員和群眾不一視同仁，遇事有雙重標準；黨委整風勁頭不如肅反勁頭大，當年上面一提肅反下面雷厲風行，現在上面喊破嗓子下面耳朵裡像堵了東西。也有的同學給班級裡的某些黨員提意見，認為黨員在思想上高人一等，有的剛入黨就換了一副面孔。也有人談到一些具體問題，如在肅反中不明不白地挨整，因家庭成分問題不能入黨入團等。最後主持會議的范宜春書記做總結，他說今天的會議令他振奮，是整風運動在K大中文系的一個良好開端。下午？做什麼已記不清。
晚上姜池又來宿舍找，未開口我就知道還是為那篇稿子。果然，他首先表示道歉，然後又說領導的意見是將文中某些句子做些修改。我十分生氣，但壓住火氣，我問這些句子有什麼不妥？姜池說他認為沒什麼不妥，只是領導有領導看問題的角度。經姜池這麼一說，我頓時豁然開朗，說到底領導對整風還是心存戒備的。避重就輕，矇混過關。我這麼想時就決定收回那篇稿子，可又怕說收回姜池不還我稿子，就說把稿子留下來，看看能不能修改得了。果然姜池遲遲疑疑，說可否由他改動一下，我斷然拒絕，說文責自負嘛。他這才把稿子給了我，千叮嚀萬叮囑一定今晚把稿子改好，明早在食堂交給他。我說行。姜池走後，我越想越覺得受了愚弄，氣得不行。這時我心裡猛地跳出一個想法，這想法一出來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這樣是否過於激烈？和平時一樣，每每心中有了疑問便會想到馮俐和程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