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是校黨委決定停課整風的通知。我吃了一驚，問：是真的嗎？程冠生說白紙黑字還能假。這時我想起昨天黃偉說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評的傳聞，現在看可能是真的了，這不學校開始行動起來了？我說看來整風要來真格的了。程冠生點點頭說看來黨中央是痛下決心了，由此可見我們黨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有希望的。我說中央開始從根本上抓起了。前腳回宿舍，後腳姜池就來了。不上課宿舍裡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裡，對我說那篇文章編輯部領導認為鋒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誤解。我問哪些地方鋒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說也許大概……我領會領導的意思是可以闡明整風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為主地對「K大三害嚴重」做導向。我心裡很不高興，心想連校黨委都下決心停課整風了，而以「號角」自居的校刊卻畏首畏尾，這不是葉公好龍是什麼？我對姜池說把稿子還我吧。姜池從口袋掏出稿子遞給我，說快些改，還是中午來取。我說別來了，改了我送過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中午收到家裡來的信。
午飯時在食堂見到馮俐。最近食堂將菜按質量分為甲乙丙三類，學生吃什麼買什麼。從買菜的情況可看出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只要和我一起吃飯，馮俐大都是買一份甲菜，有時還買甲、乙兩份，甲菜是買給我吃的。吃飯的時候我問怎麼早飯時沒見到她，她說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趕回來上課，不料停課了。早知這樣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趕。我說形勢發展很快。她說她也感受到了。我問她舅舅那裡的情況。她說舅舅對幫助黨整風還顧慮重重。我說民主黨派歷來膽小，口頭上說與共產黨肝膽相照，實際上一直是捧著蛋子過河——提心吊膽。
馮俐吼一句又惡劣！我朝她做了鬼臉。她又說恐怕也不是像你說的這麼簡單。我告訴她家裡來信了，問暑假能不能帶她回去住幾天。她笑著搖搖頭。我說醜媳婦早晚也要見公婆。她揚手捶我說不害臊，誰是你媳婦呢。我說現在不是早晚會是。她說那得看你的表現怎麼樣。我繼續動員她，她說你家裡人的態度誠懇麼。我說那當然，不信你看信。她說態度誠懇尚可考慮。見她答應了我很高興，說同意了我就寫信回去，可別到時候又變卦啊。她說你急乎什麼呢，離暑假還有兩三個月呢，再說誰知道這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僅她不能隨我一塊回家，連我自己也沒回成)。
下午參加班裡的整風座談會，由系黨總支副書記孟廣琦主持。這是我們班的首次整風座談會，同學們以各種不同的心態參加，到得很齊。孟廣琦讀了《人民日報》那篇《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念完後以系總支的名義做動員，他的態度很誠懇，特別講到希望同學們對他本人多提批評意見，一不要有顧慮，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證決不秋後算賬打擊報復。孟是江蘇人，考入K大時就已經是黨員，因此順理成章的當了系裡的幹部。他的學習成績不好，又老覺得自己是幹部自覺不自覺在同學中拿架子，威信不高。聽了他的動員我覺得不舒服，一開始就說「不打擊報復」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擊報復的權力？只取決於用還是不用。孟講完話之後冷場。我的同位卜東方悄聲問我發不發言。我搖搖頭，問他發不發。他說發言就像喝酒，得有個氣氛，現在這種氣氛能有情緒發言？還冷場。陸續有人離開教室。我心想這開場鑼怕敲不響了，也蠢蠢欲動。卜東方說新聞系的一個專題會也在開，估計會熱烈，問我想不想去聽聽。我說去。卜說別一塊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聞系開會的大教室裡黑壓壓一片人，座位滿了，後面也站滿了人，我和卜東方努力往前擠，擠不進去，最後只能站在後面聽。正發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鴨嗓。他說在肅反中我被鬥了三次。我聽了一怔，原以為新聞系的鳴放不外乎新聞原則和新聞政策方面的問題，卻不是。拐出去很遠，就留心聽下去：他們說我有反動歷史和反革命罪行，這些都是積極分子們像創作小說一樣苦心的構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來的。黨委就根據這些創作成果把我定為反革命分子，這頂反革命分子帽子險些使我進到監獄裡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問題才弄清楚了，我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平反了，黨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樣道歉的呢？黨委派一個姓陳的幹部把我叫到一間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對我說：黨委肅反沒有經驗，讓你受了委屈。
說完這句話又提高了調門，說不過你也是有缺點錯誤的嘛，否則為什麼不鬥爭別人呢？(笑聲)聽聽這是一種什麼腔調？後來我才知道我被鬥爭是因為有幾個人寫了我的檢舉材料，就是我前面說的他們創作出來的小說。小說情節是一九四九年在長沙中學組織反革命小集團。這完全是虛構出來的。事實是我們幾個愛好釣魚的同學常一塊溜到江邊釣魚。(笑聲)我向組織提出銷毀這份假材料，組織上卻不同意，說這些材料不作為你的歷史資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廢或者銷毀。真是奇怪的邏輯。既然是子虛烏有的東西為什麼不銷毀？不銷毀就說明有保存的價值，是不是想留著下一次運動來再用呢？針對這個問題我希望系黨組織能給予答覆，否則這次整風運動中我無法輕裝上陣……接著是一個北京口音的人發言，他同樣以肅反為話題，說肅反在K大搞得熱火朝天呀，結果把數學系的許多教授搞走了，我們新聞系的許多教授也離開了。我在肅反中寫了七次檢查不過關，因為我用一張舊畫報包書皮，畫報上有希特勒的畫像，他們抓住這點不放，說我崇拜希特勒，反蘇。新聞系的許某人是條棍子，東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漢，而是儒林小丑(笑聲)。
和卜東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談會會場，有人在發言，記不清是誰了，發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實質性發言，是表態，說些整風偉大要踴躍參加之類的話，後來就散會了。晚上和馮俐約會，坐在湖邊長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邊人很多。後來雲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隱在黑暗中。我記得這個細節是因為當時我對馮俐說的一句自以為很有詩意的話：人有時是需要黑暗的。當時我真覺得黑暗很好很溫馨。
——七日？這天幹了些什麼呢？怎麼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呢？糟糕，日子斷線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斷橋邊，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見彼岸的路徑在何處。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須把斷了的線接起來，從斷橋上走過去，否則……如果具體事情記不起來，能不能有一個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後的幾天裡學校、中文系和我個人是一種什麼狀態呢？學校系裡不外乎以各種形式推動運動向前發展，個人不外乎……周大學——是喊我。我睜開眼，見崔老正看著我。我問崔老有事麼？崔老說輪到你了。我一時不解，問什麼輪到我了？崔老伸手往房頂的一扇小窗指指，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輪到我曬太陽了。來的當天我發覺監室只有門沒有窗，事實上是我沒有看仔細，在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方很小的天窗，晴天時太陽可以從這扇小窗照射進來，形成一道細細的光柱。隨著太陽在天空的移動，這道光柱也在監捨裡移動。對於長期關押的犯人來說，這縷陽光是極其寶貴的，同樣也是出於公平的原則，陽光被所有犯人公平分享，依照床鋪的順序依次照耀，而現在輪到了我。我是剛進來的，對這點可憐的陽光並沒有多少熱望，可我還是按照約定俗成的「陳規」，走進那縷陽光中。
周大學，暖和了吧。一個犯人問。
我點點頭。
周大學……
周大學？我邊曬太陽邊琢磨這個蹲監後新得的外號，覺得苦澀而有趣。這個外號是一個外號「將軍」的犯人給起的。這裡的許多犯人都有外號，情況與學校裡差不多。不同的是學生們起的外號趨向於戲謔，努力從人的缺陷與弱處發掘，而犯人們則相反，外號盡量往好裡起，顯示著對當事人的友好與敬意。「崔老」、「將軍」這樣的外號自不必說，再如丞相、道長、駿馬、員外等也相當的不錯，當然個別也有不佳的。那是因為其人行為惡劣所致，比如愛向管理員打小報告的叫「小咬」，愛佔人小便宜的叫「臭蟲」。叫我周大學自然因為我來自大學，這比我在學校時的外號「花和尚」中聽得多。
得到這麼好的外號或許是我頭一天來貢獻出來的那頓飯起了作用，獄友對我挺友善挺關照，特別是崔老。記得當天下午飯我依然不吃，大伙以疑慮的眼光看著我，不急於分掉我的那份飯，崔老將我拉到一旁問道：老周，你是不是想絕食呢？我沒聽懂。他接著說：老周你得明白鬧絕食可是頭號大傻瓜哩。我說我不想絕食，是不想吃。他一直盯著我，待覺出我說的是實話方鬆了口氣，又說：千萬別想不開，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活著出去，不能死。這樣死去絲毫沒意義，連上帝都對不住。這是有生以來頭一個人對我鄭重談生與死的話題，我受到震動。後來我將崔老的忠告奉為「囚人讖語」，才使我得以活著度過二十多年的刑期。
雖短短幾日，我已差不多習慣了獄中生活，這是強制的功效。強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兩下將一塊胚料砍削成想要的形狀。我，犯人老周，28611號，筆直站著提著嗓門喊報告；喝了稀飯伸長了舌頭舔碗；往馬桶裡尿尿不出聲；學習時打瞌睡放風時望天。這些和其他犯人已沒什麼兩樣。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擺進俑陣磅礡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沒有靈魂的軀殼，而我一縷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獄內獄外進進出出，像一隻熱鍋裡的螞蟻驚恐萬狀。進過監獄的人都清楚入獄之初是精神上備受煎熬的時期。相反肉體上卻比較消停：不用勞動，坐監是名副其實的坐監。除了睡覺和放風，其餘的時間都是在鋪蓋卷前盤腿打坐。無論是上午還是下午，吃過飯便開始學習。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報紙。這一段時間報上登的多是反右鬥爭帶來全國政治、經濟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們犯人在裡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豬肉鋪地撐得人人打飽嗝，我們仍舊是一頓一個窩頭一碗稀飯一塊鹹菜餓得要死。
大家沒有情緒，念報紙的時候都在閉目養神，養精蓄銳以迎接不知什麼時候便會輪到的審訊。凡關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屬未決犯，由公安機關進行預審，預審之後移交檢察院，檢察院再審後向法院提起公訴，最後由法院對犯人的命運做最終的裁定，處以徒刑或者死刑。這時候的犯人便成為已決犯。未決犯與已決犯之間像凌空懸著一條鋼索，審訊便是走鋼索。犯人提心吊膽不敢有絲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會墜入深淵，摔得粉身碎骨。預審這一過程也是因人而異的，有長有短。一兩個月有之，四五個月有之，一年兩年有之。我們24號監房預審時間最長的是崔老，從入監到現在已經三年多，是老資格未決犯。也許正因這一點才被稱了老。畢竟在押的時間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說也會從監獄管理人員嘴裡露出些口風。在一次放風中那個外號叫「將軍」的犯人將崔老的案情告訴了我。崔老是以歷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無線電專家，抗戰時期在閻錫山的特務處擔任通訊教官，中校軍銜。抗戰結束後離開了閻錫山部隊，從此便不知落於何處。
國民黨撤退台灣也就是新中國成立那年他進到西安一家電機廠，職務是電器工程師。五四年被人檢舉遭逮捕。檢舉材料說解放戰爭期間他在另一支國民黨軍隊裡訓練特務，有直接或間接血債。但因材料缺少旁證，這案子就懸在草廟子胡同看守所。「將軍」也給我說過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與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國民黨軍隊幹過，都打過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將軍的歷史沒有空白點，打敗日本人後繼續在國民黨軍隊裡干。二是軍銜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進草廟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從上尉晉陞為「將軍」，大概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對自己的外號相當滿意，說話動輒我將軍怎樣怎樣。他為人耿直，在24號監房裡很有威信。但他對崔老畢恭畢敬，崔老的話無論對錯他都聽。也許他仍將崔老視為自己的軍中上司，仍信奉那條「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規吧。崔老和將軍屬歷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種類型，即身份是明確的，說一千道一萬也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另一種屬共產黨陣營裡的「異己分子」，這些人的情況就複雜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