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光榮與夢想 第32章 外交 (4)
    許多原本支持對伊開戰的人都認為一切都源於執行策略的失誤。但我卻一直認為這是由於人們認識上的失誤,被戰爭本身隱含的原因所誤導。因此,進一步來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從中吸取策略方面的教訓,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應對新世紀的新威脅。

    首先,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武斷、自大地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武力將民主形態強加給一個國家——只有從這些獨裁政體內部發起的為自由而戰的鬥爭,並持續到今天的鬥爭才可以實現繁榮的民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我們的價值觀和理想。在任何有必要的時候,我們都應當通過利用可以掌控的外交和經濟資源,促進全世界民主的實現。但即便我們這樣做,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民主社會的機構——自由市場、自由媒體和良好的公眾社會都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實現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槍管下實現。因此,我們必須明白,羅斯福總統曾經提到過的自由,尤其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都不可能僅僅因為我們推翻了暴力政權、分發子彈而實現。只有一個民族的個人安全和物質供應都能得以保證的時候,這樣的自由才會實現。

    其次的個教訓就是,無論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我們僅僅制訂出作戰計劃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制訂出制勝計劃。我們已經考慮了太多對伊拉克進行軍事侵襲的計劃,卻沒有考慮過如果巴格達淪陷了,我們會陷入怎樣的政治局面。這樣缺乏遠見的行為讓人無法原諒。如果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軍隊派往世界上的某個地方作戰,那麼我們就有責任讓他們明確知道自己的使命,並制訂出完成這一使命的切實計劃,然後讓我們的軍隊平安歸來。

    最後一個教訓是,在這樣一個聯繫緊密的世界,若想擊敗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防止這些恐怖組織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需要許多國家的合作才能實現的。無論這些恐怖組織出現在哪裡,我們都應享有對其單方面作戰的權利。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如果我們的盟友給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外交、軍事、情報和財力方面的支持,不僅減輕了我們的負擔,而且讓我們的行動更具有合法性,我們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這就意味著要與我們的朋友多多交流,必要時還要和敵人談一談。

    我們要將這些教訓牢記於心,以應對美國現在面臨的更為廣泛的威脅。對於這些威脅,我們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因為伊拉克戰爭分散了我們太多的精力。

    根據國家情報局的詳細統計,我們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消滅的恐怖分子還沒有因戰爭而增長的恐怖分子的數量大。這個例子很顯然地證明了,這場戰爭是如何影響了我們想要投身於更廣泛的反恐鬥爭中去的積極性,但這樣的例子卻不止一個。

    我們在伊拉克有龐大數目的軍隊、情報人員和資源,這使得我們的軍隊規模擴展到了極限,而且分散了我們的精力,使我們無法應對這個危險世界中日益增長的其他威脅。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最近稱,如果其他地區爆發了軍事衝突,那麼我們只能主要依靠海軍和空軍去加以制止,因為我們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無法抽身。我去非洲時曾經親眼目睹了軟弱無力的政府和支離破碎的社會,很容易就被基地組織鑽了空子。我去蘇聯時曾經看到,恐怖分子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偷竊生化武器和核武器。這樣一來,世界就會變成另外一番模樣。

    我們在伊拉克犯下的錯誤讓我們在這樣一個方面也損失慘重,那就是我們的政府喪失了美國民眾對其的信任。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現在有42%的美國人同意,美國應該「在國際問題上管好自己國家的事務,不要多管閒事,讓其他國家自食其力,處理它們自己的問題」。

    但我們現在還不能成為一個奉行孤立主義的國家。「9·11」事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忽略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我們的敵人仍不會忽略我們。因此我們應當繼續奉行強勢的外交政策,不遺餘力地追蹤我們的敵人,並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我們的價值觀。但為了讓我們國家的民眾不至於普遍持有孤立主義觀點,我們必須改變伊拉克的局勢和政策。這一基於盲目的希望和意識而非事實和現實的政策,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鮮明特點。

    就在幾周前的一個週二,美國人民呼喚對這一政策進行改革。現在,我們到了傾聽民眾心聲、重新贏回民眾信任的時候了。一年前,我就來到這裡,進行了一場和今天內容類似的演講。我不想一年後再次回到這裡,繼續重複同樣的內容——我拒絕這樣做。

    關於伊拉克戰爭,我們已經進行了太多次的演講,聽到了太多的理由,見到了太多國旗覆蓋著的棺材,目睹到了太多心碎的家庭。

    在伊拉克坐以待斃的日子已經結束。現在到了改變政策的時候了,到了把國家歸還給伊拉克人民的時候了。現在也是時候將美國人民的主要精力放在更為廣泛、需要我們贏取的鬥爭中去了。

    一個廉潔誠信的政府,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在內羅畢大學的演講

    2006年8月28日

    (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奧巴馬在內羅畢大學發表了此篇演講,將「政府的廉潔誠信」作為演講主題:

    「腐敗能將命運朝著最壞的方向扭轉。無論人們面對的是艾滋病、瘧疾還是嚴重旱災,它都使得人們無法迅速有效地對危機作出反應。更恐怖的是,腐敗能為不逞之徒提供契機,讓他們利用人們的恐懼與怨恨達到自己的目的,謀取自己的利益。」

    我第一次來到肯尼亞還是1987年的時候。那時我剛剛辭去在芝加哥低收入社區的組織者工作,準備進入法學院讀書。當時我的姐姐奧瑪就在這所大學教書,因此我來到這裡和她共處了一個月的時間。

    和這次訪問相比,那次的經歷可以說條件更為艱苦。那時我們上街時沒有車隊簇擁,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姐姐那輛老式的大眾「甲殼蟲」汽車,而且當時它就已經年滿十歲了。走到獨立花園的門前時,那輛車熄火了,我們不得不推著它前進,直到有人來幫我們在路邊把它修好。那時我睡在姐姐公寓的沙發上,而不是豪華的酒店,我還經常到內羅畢市中心的一家小茶館吃飯。我們要去內陸時,乘坐的是汽車和「馬他突」,那時我的大腿上經常放著雞和綠色甘藍菜,有時候還有小嬰兒。

    但那是一次神奇的旅行。首先,我發現了肯尼亞人民不但熱情友好,還有強烈的社區責任感。即使面對重重困難,你們也總是滿懷希望。我還欣賞到了這片土地的美麗風景,讓人離開後也久久難以忘懷。

    不過最重要的是,那次我聽到了很多故事,從此更加瞭解了我父親和祖父的生活。

    我知道了祖父曾經是一個服侍於英國家庭的廚子。雖然他在家鄉的小村莊裡是備受尊敬的長者,但在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中,他都被自己的僱主稱呼為「傢伙」。我還瞭解到了英國殖民者開展的「鐵砧行動」對人民的殘酷鎮壓以及那段時間裡燒殺搶掠氾濫成災的情況。人們飽受折磨,許多人都失去了生命。我的祖父就是在那段時間裡被抓進了監獄,雖然他並沒有參與到解放鬥爭中去。

    我瞭解到就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我的父親在離夏亞市不遠的一個叫做「阿萊溝」的小村莊中長大成人。我開始瞭解並欣賞他豐富的人生經歷。他曾是肯尼亞的一個放羊娃,後來遠涉重洋,成為夏威夷大學的留學生。而後又赴哈佛大學深造,最後回到了祖國肯尼亞,成為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從許多方面來說,他都體現出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非洲新面貌。他在西方國家學習了知識,然後學成歸國,希望能夠報效國家,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度。

    然而,我也發現,雖然我的父親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的生活卻並不如意。他所提出的有關肯尼亞如何取得進步的建議往往讓他和與部落利益緊密相連、講求政治庇護的政府立場相對。他總是毫不顧忌地表達著自己的想法,有時還會得罪人。最終他被解雇,失去了工作,而且很多很多年都沒有再找工作的權利。另外,就他個人而言,他從來沒有協調好骨子裡的傳統觀念與腦袋中的現代家庭觀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就像他的父親那樣,總是希望無論自己做什麼,妻子都要無條件地服從,因此他的家庭生活從未穩定過,孩子們也並不十分瞭解他。

    我的家庭生活從很多方面都反映出了肯尼亞甚至是整個非洲大陸的自我矛盾之處。非洲歷史本身就是古老的王國與偉大的傳統相結合的歷史。非洲故事是由那些勇於反抗殖民統治、嚮往自由的人們書寫而成的。非洲是一片英傑輩出的土地,不僅擁有許多諸如恩克魯瑪、肯雅塔和曼德拉之類的偉人,還包括經歷了重重苦難的普通人。從加納到南非,他們無處不在。在艱難困苦面前,他們從未低頭。

    雖然非洲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但我們必須承認,無論是肯尼亞,還是整個非洲大陸,它們發展的潛力依然十分巨大。但是,人們不再像後殖民主義時代那樣充滿了希望,而是變得憤世嫉俗,甚至絕望悲觀。而且依然還有人只能依靠每天幾先令的收入過活,生活舉步維艱;還有人身患艾滋病或者瘧疾;有些普通的公民們依然飽受戰火紛擾、身陷民族衝突之中——對於他們來說,他們並沒有贏得過真正的自由。

    一個統計可以有力地說明這一夢想還遠遠沒有實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肯尼亞剛剛贏得獨立的時候,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與韓國相差無幾,而現在韓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肯尼亞的四十倍。

    我們應當如何解釋這一事實呢?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並非是肯尼亞人民沒有付出艱苦努力。我們都知道,肯尼亞人都工作努力,任勞任怨;肯尼亞的母親們為了自己的子女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父親們為了家庭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們也很瞭解這個國家有很多天資聰穎、才智過人、追求創新的人才。我們還知道這片國土就和整個非洲大陸一樣,受到了上天的福佑,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寶藏。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解釋這其中的原因呢?我認為有這樣幾個重要因素。

    第一,肯尼亞,和許多其他的非洲國家類似,並不是在最好的歷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而是飽受了殖民主義的侵害。其國界的劃分也沒有考慮到土生土長的人民之間的政治聯繫和部落聯盟關係,這樣一來,政治紛擾和部落衝突就在所難免。

    第二,肯尼亞被迫從一個高度農業化的國家迅速向一個更加城鎮化、工業化的國家過渡。這就意味著,國家的教育事業和醫療保障系統滯後,影響了國家的整體發展。而且至今,建國已經兩百年的美國還依然受到類似問題的困擾。

    第三,由於非洲的地理位置和世界地位的特殊性,肯尼亞也受到了消極因素的影響,例如疾病蔓延、與充滿活力的市場相隔甚遠,尤其是在貿易領域沒有優勢。當眾多非洲國家剛剛取得獨立的時候,廣大工業化國家早已經擁有了建設本國經濟和引導國家財政體係數十年的經驗。正如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說過的那樣:「不去爭取,強權永遠不會主動讓步。從來不會,也將永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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