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想起了我的岳父弗雷澤·羅賓森。從20世紀60年代起，他和妻子瑪麗安一直全力撫養著兩個孩子。他們也和其他的非裔美國家庭一樣，受到過直接或間接的種族歧視的困擾。他們不像別人那樣擁有如此多的生活機會，他們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取得成功，同時還要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弗雷澤在而立之年就被診斷出了「多發性腦硬化」，走路需要雙拐支撐，但他依然每天堅持到當地的一家污水淨化廠工作，而妻子瑪麗安則負責在家裡照看孩子。雖然家裡只能靠他的一份工資來維持生活，但他卻將我的妻子米歇爾和她的哥哥克雷格都送進了普林斯頓大學讀書。
當然了，我還會想起我自己的父親。雖然我並不太瞭解他，但每年到了父親節，我還是會想起他。在我只有兩歲的時候，他和我的母親離婚了。在我成長過程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只能從他寄來的信件和母親、外祖父母給我講述的故事中瞭解他。
在20世紀70年代，母親含辛茹苦地用一份工資撫養我和妹妹兩個人。由於父親不在，這一切的重擔都壓在了母親身上。我們的生活異常艱難，不時需要借助政府食品救濟券才能維持生計。然而，幸好我們得到了外祖父母的全力支持，母親也從學校獲得了數額可觀的獎學金，在她的堅持下，我才能進入這個國家一流的學校讀書，這才讓我今天得以站在這裡。
無論對於米歇爾還是我，我們家庭的故事都是典型的美國故事，是一個關於機遇、關於希望的故事，是一個滿懷希望、不斷追求夢想的故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自然也和其他人一樣，會遭遇失敗，會經歷苦難。但在他們所處的這個國度中，只要你擁有渴望實現的夢想，並樂於為此努力，承擔相應的責任，那麼你就可以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們提供同樣的機會。
然而時至今日，經歷過這種故事的家庭卻越來越少了。不像我的外祖父，如果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歸來的英勇士兵們能夠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開銷的工作，甚至可以獲得退伍士兵所應享受的津貼和保險待遇，就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而對於今天像弗雷澤·羅賓森那樣的藍領工人們來說，他們的酬勞降低了，工會的作用被減弱，工資沒有變化，物價卻普遍上漲。想必在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很瞭解，如今的單身父母不再像我母親那時那樣，可以受到專門的社會保障系統的援助。這樣一來，即便許多父母親想要將孩子撫養成人，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的工作和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已經實現了全球化，政府卻擅離職守，這使得諸多美國家庭都陷入了這種矛盾的困境之中。在人們可以借助攀登到中等階層的梯子上，一根根的橫桿都被拆除了，而梯子下面用來接住摔下的人們的安全網也已磨損得越來越嚴重。諸多家庭都面臨著無數讓人焦慮的問題——或是無法支付日常生活開銷，或是難以找到和孩子們共處的時間，或是陷入貧困，眼睜睜地看著工作機會消失，看著父親們離開自己的家庭。雖然現在在大多數家庭中，包括單身母親在內的女性都在工作，我們卻依然無法為她們提供撫養子女所需的支持。
我不必在此回顧經濟跌宕起伏的歷史，因為想必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已經親眼目睹甚至已經在親身經歷著一切。你們眼睜睜地看著工廠倒閉，搬遷到海外，使得諸多城市和工業城鎮失去了許多可以解決就業問題的機會。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剛來到芝加哥工作的時候，我就目睹到了這一切。那時許多鋼鐵廠的倒閉都給周圍社區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而我的工作就是協助重建這些社區。
如今，人們失去的已經不再僅僅是工廠中的工作，這是由於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如今工人們接受教育的時間已經增長，質量也大大提高，而科技與信息革命使得美國企業實現了部分工作自動化，在任何有網絡連接的地方都可建廠。
有些工作依然向工人們支付低工資、低酬勞，因為僱主已經把工會運動鎮壓了下去，減少了僱員醫療保險和養老金方面的支出。唯有這樣，與那些支付給工人們的工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外國公司相比，他們才會更有競爭優勢。
自從1973年以來，美國工人平均每週的收入至少已經下降了20%，而在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個年代，工人的工資卻一直呈穩定上升的趨勢。而最低工資標準在過去的十年中卻絲毫沒有過任何改變，這意味著，現在一個三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份最低工資的收入，那麼他們的家庭收入比貧困線還要少六千美元。
許多美國人都無力承擔新增的風險，但毫無疑問，受到打擊最大的還要數那些從經濟基礎一開始就十分薄弱的家庭。這些家庭都位於舊城區或偏遠的郊區，而且大多都是非裔和拉丁美裔家庭。
在過去的六年間，有超過三十萬從事製造業的黑人男性失業，這使得非裔美國人成為所有種族群體中失業比率最高的群體。在郊區生活的黑人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沒有完成高中學業。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在「住房擁擠」、「沒有醫保」和「缺乏食物」這三大問題當中，去年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國家庭都受到其中至少一個問題的困擾。由於沒有工作，也沒有受過教育，許多黑人甚至都無力養家餬口，因此他們選擇了離開家庭。現在正有54%的非裔美國兒童在單親環境中成長——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個比率提高了將近一倍。現在有許多勇敢堅強的單身母親，包括辛苦撫養我的母親，都在獨自承擔著撫養兒女的重任。然而在如今的經濟社會中，夫妻二人都得外出工作掙錢已經變成了一種經濟上的必須。因此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經濟上會蒙受巨大的損失。在缺少父親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日後生活貧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五倍，輟學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九倍。
要想讓這些家庭都能像前幾代人那樣擁有同樣的生活機會，這將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挑戰——但無論如何我們也要勇敢面對。
……
我們都知道，要想讓我們的家庭都擁有努力奮鬥的機會，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我認為我們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迎來一個新總統，讓華盛頓政府能夠立即行動起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反正我已經厭倦了政府官員們對我們說「我們無法做到」。長期起來，他們都告訴我們，面對工作機會減少、工資停滯不漲的問題，我們束手無策；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無法降低醫療保險費用和大學學費；他們告訴我們，「貧困」只是「不夠富裕」的代名詞，而不應成為引起國民眾怒的道德方面的羞恥。他們一再向我們保證，市場可以自行解決所有的難題，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減免稅賦加以解決——其實富人並不需要減稅，也沒有提出過這種要求。
我們已經按照他們的路子走了六年了，也應當到了嘗試些新途徑的時候了。現在，翻開歷史新一頁的時刻已經來臨。
我們並不是一個滿足於「適者生存」的國家，我們的人民一直為了國家的繁榮而戰。這就是我們為何通過《美國退伍士兵權利法案》，將那一代人送進大學，鑄造了歷史上最為偉大的中產階級的原因；這就是我們為何授予工人組織成立工會的權利的原因；這就是我們為何得到了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讓美國人可以體面地退休、安享晚年的原因。
現在我們要再次行動起來，雖然此次任務更加艱巨，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無法阻擋住全球化的腳步，已經不能再恢復失去的工作機會。但我們必須要找到正確的途徑，讓這種新型經濟造福於我們。
我們也知道，單靠政府力量應對這一挑戰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政府不可能針對我們面對的每個難題都設立援助項目。因此這就需要美國人民自己承擔起責任，作出犧牲，對我們的習慣與態度作出改變。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讀更多的書，培訓更多的人，思考更多的問題。父母應當不時地督促孩子們關掉電視，將電子遊戲機拋到一邊，認真讀書。而且，如今尚有不少男人的表現不是真正的男子漢，更像是不成熟的小男孩。他們應當意識到，責任意味著必須採取行動；應當認識到，要想成為真正的男子漢，不是擁有生育孩子的能力，而是要有敢於撫育孩子的勇氣。
然而，在這21世紀的黎明之際，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個人承擔起責任，集體也要承擔起責任。這樣我們才能加強社會保障安全網，將可以將攀登到中產階層的梯子上的橫桿再安裝回去，讓每一個美國家庭都能擁有和我們的先輩們一樣的機會。長期以來，華盛頓一直缺乏這種集體責任感，因此倘若我能成為總統，我將會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我們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若想讓每一個家庭都能贏得一席之地，過上幸福的生活，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我們也知道，我們需要投資發展科技，這樣美國在未來才能創造出更多高科技、高酬勞的工作。
我們明白，若想保證這些工作崗位不會空缺，我們要認真地培養、教育適應於21世紀的人才。這就意味著，要讓我們的孩子早入學，擁有更多早期幼年教育的機會；這也意味著，要改善我們的公立學校，招募上千名新教師，付給他們可觀的薪水，但同時也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還意味著，要通過提供更多的貸款和助學金，讓每一個想上大學的人都能付得起大學學費。
當然，現在的世界風險、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我們知道，無論你是在哪裡工作，甚至在你無法找到工作的時候，你都需要一份穩定的醫療保險和退休金。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制訂出一份詳盡的計劃，讓每個家庭在新型經濟時代中都能獲得成功。不過，我們也知道，對於那些受經濟形勢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家庭來說，在幫助他們獲得成功的機會之前，我們先要幫助他們從困境中走出來。在他們可以攀登上通往中產階層的梯子之前，我們要給予他們可以抓住第一根橫桿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專門制訂一項計劃，幫助那些弱勢家庭，以保證他們可以找到工作、遠離貧窮，並能得到撫養兒女的幫助和支持。
首先，我們必須保證讓每一個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當然，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這是我們國家必須許下的一個承諾。
因此，對於那些在求職期間屢屢碰壁的人們，我會專門投資五千萬美元建立援助項目，把有此意向的工人們安置在暫時的工作崗位上，同時對他們進行培訓，以適應未來長期固定的工作。
實踐證明，許多已經開始試行此項計劃的社區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人們得到在社區服務工作的機會，每週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酬勞，同時學習日後從事有償工作所需的技術。然後，他們通過遞交簡歷和證明信，幾乎都找到了稱心如意的工作。
……
我們還應該和社區組織、企業進行合作，建立職業通道，讓工人們掌握多樣技術並對他們進行培訓。這樣他們就能有更高的收入，在通往中產階層的梯子上越爬越高。工會及各種社區也都成功地進行了實踐，而此項目也將會在這個模式的基礎上實施下去。
我們強大家庭的第二步計劃是，要保證有工作的美國人都不是貧窮的美國人。
歷史上最為成功的一項消除貧困的項目就是「工作所得稅減免計劃」。每年，這一項目都能使五百萬美國人脫離貧困。如果我能成功當選總統，我會讓享受該優惠的工人數目提高一倍，將賺取最低工資的全職工人們的酬勞提高兩倍——從現在的一百七十五美元提高到五百五十五美元。在過去的十年中，人們一直都在等待國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我會將這一最低工資標準制定成一種靈活的標準，將其永久性地與通貨膨脹率掛鉤，這樣才能真正地讓每個家庭支付得起日常開支。
我們要採取的第三步措施就是要為他們撫養子女提供幫助和支持。
如果我成功當選了總統，首先我會批准一項我去年起草的計劃。對承擔家庭責任的父親，我們會助其一臂之力；對逃避責任的，則會加以懲罰。這項計劃會取消強加給已婚夫婦的財務負擔，取消那些繁文縟節以確保用來撫養兒童的每一分錢的受益者都是兒童本人，而非少數官僚。我們會獎勵撫養孩子的父親，為他們提供額度更大的「工作所得稅減免」；對於那些逃避責任的人，我們則會通過增加撫養費用的手段來對他們進行懲罰。這一舉措將使政府新增一百三十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對兒童的撫養、培育和教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