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他們發現，通過這種方式賺錢其實也很費錢，在過去的十年中，醫藥公司和保險公司已經花費了十多億美元專門用於遊說政客、競選捐資，以阻擋我們所需改革的進程。而且他們在這方面已經駕輕就熟了，不僅禁賣廉價的處方藥，還企圖挫敗使保險公司為有病史的病人們投保的努力。
我們知道，企業都會想方設法地贏取利潤，這是可以理解的。每個美國人都有權向政府中代表我們利益的官員請求幫助。但我也相信，每一個美國人也有權享受可以支付得起的醫療保險。我還相信，當孩子生病時無法帶他們去醫院看病的百萬美國人也有這個權利。我相信，那些和艾米、雷恩一樣，瀕臨失去一切的人們也有這個權利。我認為，任何行業就算牟取暴利、遊說政客，也不應阻止人們擁有這項權利。
我們本不應如此。
我們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機會，也是一種義務，將記載著昨日政府在醫療保障方面敗筆的歷史一頁翻過去。現在是時候將企業、醫學界和兩黨官員組織在一起，商討出一個可以解決危機的詳盡方案了。現在是時候讓醫藥公司和保險商們知道，他們在談判桌前也有一席之地，但他們不必去支付每一把椅子的價格。
我們能夠做到這些。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嘗試改革時相比，現在的境遇已經大不相同。從那以後，飛速增長的保險費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都開始支持改革。無論是在馬薩諸塞州還是加利福尼亞州，無論是民主黨的官員還是共和黨的立法機構，都已經走在了聯邦政府的前面，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以保障「未保險人」的利益，降低保險費用。
我認為，根據我今天制訂的此項醫療保障改革計劃，我們就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這一目標。參與競選以來，我所許下的第一個承諾就是，當選總統後，我一定會在第一任期內將醫療保障計劃立法。今天，我會詳談一些此項計劃的細節。這項計劃不僅會讓每一個美國人都能享受醫保，還能降低醫療保險費用，使每個家庭每年減少兩千五百美元的保險金開支。第二個方面很重要，因為不加以成本控制的保險只會將我們的負擔轉移，而不能使其減少，因此，我們要一步步地改善醫保系統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的狀況，這樣我們才能降低成本，改善醫保質量。
我的醫保計劃的第一步是要讓每一名美國人都能享受到醫療保險。
如果你已經有了醫療保險，那麼此項計劃給你帶來的唯一改變就是你要支付的保險金額將會降低。
如果你屬於美國四千五百萬沒有醫療保險的群體中的一員，那麼待此項計劃立法後，你就可以享有醫保，沒有人會因為曾有病史而被拒絕診治；每一個人都能像聯邦政府職員那樣，無論是愛荷華的郵政工作人員還是華盛頓的國會議員，都能買得起新型的醫療保險，享有和他們現在同樣的醫保待遇。其中會包括所有最基本的醫療服務，例如疾病防治、懷孕及疾病診治以及精神保健，而且這些醫療服務會保證高質量、高效率地完成。
如果你付不起保險金，你會收到政府的補助來支付這筆費用。如果你有子女，他們也會享受保險；如果你換了一份工作，你的保險還會予以保留；如果你需要去醫院看病，你不必再在排起的長隊中焦急等候；如果你想享有更多的服務，你還可以選擇購買其他支付得起的私人保險，也會同樣享有福利待遇，享有高質量、高效率的服務。
為了使我們能支付起這樣的保險，我們會動員除小型企業外的所有企業來支持此項新計劃，讓那些至今沒有為員工們支付醫療保險金的企業不再如此。而且我們還要終止只會造福於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布什減稅政策」。
但我們還必須要求我們的醫療保障體系提高工作效率。如今，我們個人的醫療保險金是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兩倍，而且大部分還都與醫療無關。
因此，我的醫療保障計劃的第二部分共包括被延遲了太久的五步策略，以降低醫療保險金，使我國的醫保體系適應新世紀的需要。
第一，我們會負擔起各企業員工的最昂貴的疾病費用，以減少企業和員工在保險費方面的開支。
現在，20%的病人們承擔著醫療費用總額80%以上的支出，因為這些病人們都身患諸如癌症、心臟病等嚴重疾病，需要進行耗資昂貴的手術和診療。保險公司不願意在這些病人身上花費那麼一大筆費用，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就將這些費用分攤給其他人，從他們身上收取更昂貴的保險金。我的提議是，由聯邦政府負擔這些嚴重疾病的部分治療費用。這就意味著，你們要繳納的保險金都會降低。
第二，我們終於可以將醫療保障體系的重點放在這些耗資高昂的疾病的最初預防階段。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種說法：十分治療，不如一分預防。然而，今天我們在預防階段做出的工作甚至連「一分」都不到。雖然幾大致命疾病中有80%的誘因都與個人習慣有關，可加以預防，但我們依然僅僅將醫療保險金的4%用在了疾病預防和公共衛生方面。
但現在的問題是，目前沒有任何的利益驅使可以讓醫療保險公司去鼓勵病人們健康飲食、勤於鍛煉且每年都進行定時體檢，以便及時發現疾病。現在他們真正的利益來源於治療疾病，而非防範疾病，這樣是不對的。因此，我們新制訂的醫療保障和其他相關計劃就會包括循證的預防性保健服務，並保證人們都能償付得起。但最終，只有我們為自身健康負責，並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正確選擇，例如健康飲食、多多運動、聽從妻子讓我們戒煙的建議，這樣才會起預防的作用。
第三，我們會通過改善服務質量來降低健康保健的成本。
經統計，每年美國質量低下的保健服務要耗資一千億美元。一項研究發現，賓夕法尼亞州僅在治療病人住院期間感染上的疾病方面每年就要花費十億美元，然而，這些傳染病本可以很容易進行預防。此項研究號召全州的醫院都切實採取行動。如今，有些醫院已經杜絕了這種傳染現象，因此也就成功地防止每年上百人因此失去生命，也節省下了數十萬美元。
我的醫療保障計劃會要求醫院調查、制定並公佈健康保健服務的衡量標準。我們會向公眾提供相關信息，例如可預防的醫療事故、護士與病人的比例大小以及在醫院裡會感染上的疾病。我們還會針對不同的藥品和治療方法進行檢測，判斷診療效果如何。這樣病人們就可以在知情的前提下，自我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醫療服務。而且在獎罰醫生和護士時，我們的標準不再是他們提供的服務數量，而是看病人治療效果如何，看他們服務的質量。
第四，我們要將20世紀基於紙筆基礎上的醫療保障成功過渡到21世紀最新信息技術基礎之上的行業，以減少資源浪費、提高工作效率。
幾乎世界上每一個其他行業都通過電腦儲存數據和信息，節省下了數十億的行政開銷。例如，在銀行轉一筆賬的花費不到一美元。而在退伍軍人管理局，以前查詢醫療記錄要花九美元，而現在利用新技術上網查詢幾乎沒有任何費用。但由於醫保系統沒有實現技術更新，每一筆交易就要花費二十五美元。
這項改革實在是姍姍來遲。如果我們可以實現電子醫療信息記錄，那麼醫生和護士們就可以很容易查詢到病人的信息。這樣只要他們輸入任何一個處方，病人的過敏源立即就會顯示在屏幕上，這能夠減少致命的醫療事故，還能減少病人們的住院時間，而護士們也節省整理文件的時間，有更多的時間去照顧病人——這個過程可以節省下大筆的資金。
第五，我們要打破個別醫藥公司和保險公司在醫療保障市場上的壟斷地位。
我們都十分重視多年來製藥業在醫療和創新方面的作用，但很明顯，現在許多製藥公司在提供這些服務的同時卻向美國人民索價過高了。同樣的藥品，他們在美國的要價是其在歐洲和加拿大定價的兩倍。他們通過賄賂醫生銷售天價藥品；將大量資金花在藥品的市場宣傳方面，而不是藥品的研發上；當普通品牌的製藥商想要以更低廉的價格銷售同樣的藥品時，那些名牌藥品的製造商就會將他們收買，以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繼續向我們漫天要價。
我們不必再繼續忍受下去了。根據我制訂的計劃，我們會讓消費者用上更多的普通品牌藥品。而且我們會告訴那些醫藥公司，他們強行銷售天價藥品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但控制著市場的不僅僅是製藥業。在過去的十年裡，大概有四百多家保險公司進行了合併。就在愛達荷州，僅僅三家保險公司就掌控著醫療保險市場四分之三以上的份額。本來公司兼併現象應該可以提高行業內的工作效率，但最終提升的卻是我們要繳納的保險金。
這樣是不行的。我當選總統後，就要使製藥業、保險業和美國其他任何一個行業一樣，為了贏得客戶公平競爭。我們會調查並治理保險業的壟斷現象，當我們發現保險公司不盡人意之處時，我們會讓他們從公司利潤中付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以幫助那些最初就應得到關懷的病人們——這樣才是正確的做法。
在我們國家，像艾米和雷恩那樣的故事有成千上萬個。這些故事，我們聽了、講了幾十年，然後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美國故事呼喚我們，應當給這些故事書寫上一個充滿希望的圓滿結局。畢竟，我們的先人們都是這樣做的。
大概半個世紀以前，美國也陷入了一場醫保的危機之中。上百萬位老人無法支付巨額的醫療保險，這也成為了導致他們生活貧窮的最大原因。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人們都生活在貧困之中，將近一半人都沒有醫療保險。隨著醫療保險金和醫療費用的上漲，越來越多的私有保險公司拒絕為老人投保，他們認為這意味著高風險的投資。
這樣的行為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但醫保改革的倡導者們卻遇到了來自於財力雄厚、人脈廣闊的利益集團的阻力。他們不遺餘力地告訴美國人民，這樣做「很危險」，而且是「非美國式」的，不僅「反叛」而且「致命」。但是英勇的改革者們依然奮勇前進。他們到國會出庭作證，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並提出了多項不同的議案，堅定不移地朝著一個目標邁進，那就是：讓每一位美國老人都能享受支付得起的醫保。最終，通過多年的堅持和談判，經歷過多次挫折和失敗後，林登·約翰遜總統終於在1965年7月30日簽署了醫療保障法案，將其立法。簽署儀式是在密蘇里州一個叫做「獨立鎮」的小鎮進行的。當時出席簽署現場的還有在任期間一直呼籲要廣泛實現醫療保障服務的哈里·杜魯門總統。這一法案長久以來似乎都沒有可能會實現，但卻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政府法案之一。當約翰遜在杜魯門旁邊簽署下這一法案後，他望著人群說：「人類是由歷史鑄就的，但領導者的信念卻能幫助人類鑄就歷史。」
我們不應忘記，在我們這個國家，我們可以憑借這種力量鑄就歷史。面對著命運和外界環境坐以待斃並不是我們的本性，因為我們是一個重視行動與創新的民族，我們總是不斷擴展著充滿可能性的界限。
現在，我們又到了擴展這一界限的時候了。我們國家對於醫療保障體制已經討論得太久了，但現在我們必須響應這一號召，這一號召由杜魯門總統提出、由約翰遜總統倡導、被廣大像艾米和雷恩一樣的故事中所蘊涵的力量向前推進。美國到了應該讓人民廣泛享有可以支付得起的醫療保險的時刻了。我期待著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和你們一起，應對這一挑戰。
強大我們的家庭
——「新經濟時代」主題演講
2007年6月15日
（南卡羅來納州，斯巴達堡）在當地的摩利亞山浸禮教會中，奧巴馬發表了此篇競選演講，主題是「在新型經濟時代中個人與集體所應承擔的責任」：
「對於那些受經濟形勢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家庭來說，在幫助他們獲得成功的機會之前，我們先要幫助他們從困境中走出來。在他們可以攀登上通往中產階層的梯子之前，我們要給予他們可以抓住第一根橫桿的力量。」
每年到了父親節的時候，我們都會回想起曾是我們生活中一部分的父輩們，並深以他們為榮。我們會回憶起他們為我們樹立起的榜樣、作出的自我犧牲，以及他們成功與奮鬥的故事。
我會想起我的外祖父。「二戰」剛剛爆發之際，我的母親在堪薩斯一處軍事基地出生了。初為人父的外祖父卻不得不離開祖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征戰歐洲。同時，我的外祖母則留在了家園，到一條轟炸機組裝線上工作。那時，美國依舊在努力擺脫經濟大蕭條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我能想像得出，當時對於自己家庭的未來到底會走向何方，我的外祖父定是茫然不知。但他返回祖國時，美國政府向公民們承諾，要保障他們的生活機會。也就是在這個國家，根據《美國退伍士兵權利法案》的規定，他得到了進入大學讀書的機會，而且還通過聯邦房屋管理局買到了房子，後來他帶領全家西遷至夏威夷，開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