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在非洲大陸的諸多危機上，但我們也要記住，這些問題不僅僅出現在非洲。我們發現，在過去的幾年中，中東地區、東南亞地區、蘇聯地區、東歐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急劇上升。而在今天，在世界艾滋病日的當天，我們更不能忘記危機也發生在我們自家的後院中——就在美國，在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非裔美國女性群體當中，艾滋病已經成為威脅她們生命的頭號殺手；我們還看到，許多貧困的偏遠地區無法得到他們所需的資源，以救助他們脆弱的民眾。國會中有人希望能從大城市的預算資金中撥款到這些地區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不幸的是，那些大城市也面臨著許多它們自身的難題。
我想說的是，對於布什總統和國會成員們作出的抗擊艾滋病的努力，我們應當予以稱讚。根據我們國家制訂的艾滋病援助緊急計劃，五年中美國將至少花費一百五十多億美元用於支持國外抗擊艾滋病活動。而由美國和其他國家共同捐款成立的「全球基金會」也在抗擊該疾病的過程中作出了偉大貢獻。在今年夏天我訪問非洲之時，我看到，基金會通過與當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國家部門、國外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使得這筆資金起到了顯而易見的效果，這讓我感到十分自豪。
因此，我們國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到2008年該項目期滿時，應當重新對其授權。第二個任務就是要對項目進行重新評估，鑒定哪些項目起到作用，哪些沒有，這樣我們才不會浪費每一美元，因為可能因為這一美元就能拯救一個人的生命。
我們的第三步則是切實推行該項目的實施，並為其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我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世界上還有其他國家需要我們的幫助。因此，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我們應當將每年的投入資金增加十億美元，這樣我們才能加強並擴展在東南亞、印度和東歐等地區的援助項目。在這些地區，艾滋病毒的感染率不久後就將達到引起危機的程度。
當然，由於目前美國預算緊張，我們自己的國家都有許多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因此這筆資金的籌集可能會有些難度。但我相信，我們必須盡力而為。我也相信，這一定會是一項明智的投資。如果列舉我們應當關注艾滋病的原因的話，那實在是太多了。在現在這個已經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個國家都緊密相連，傳染病的傳播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容易、如此快速。而且艾滋病的傳播還會引發安全問題，因為那些艾滋病氾濫的地區極易成為滋生民事衝突甚至恐怖分子的肥沃土壤。
但我們要進一步努力解決問題的原因並非僅僅因為這樣對我們有益，還有許多更為深刻的原因讓我們多多關注。這些原因都與我們的人性有關，與我們的靈魂有關。
艾滋病與其他的疾病不同，它考驗我們是否能夠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是否可以對同胞的困境予以同情。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同意艾滋病孤兒們、血液傳播受害者以及受到傳染的妻子們都是無辜的，但一些人很容易對那些患艾滋病的不忠丈夫、生活不檢點的年輕人或者同性戀者指指點點，並對他們說：「這都是你自己的錯。你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我認為這樣的回應並不能讓人滿意。我的信仰提醒我，我們都是有罪之人。
我的信仰還讓我知道，身患疾病並非罪惡。我們從《聖經》中得知，上帝派遣他唯一的兒子來到世間，就是為了拯救生病的人，安慰疲憊的心靈，讓飢寒交迫的人們有食物和衣服，幫助那些社會的棄兒，挽救那些背離了正道的人們。
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這本身就是最艱難的信仰，但也必然是最有價值的選擇。這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可以照亮有信仰的人們的生活，還能將美國人民引領向嶄新美好的政治未來。
因此，我們最終必須認識到，非洲的艾滋病孤兒同美國中南部的犯罪問題、新奧爾良經歷過「卡特裡娜」颶風的災民、北達科他州沒有醫療保險的母親們一樣，都是我們必須應對的挑戰。
不過，我們也可以選擇對這些患病的美國同胞不聞不問，將問題的出現歸咎於他們自己，然後迎接既苛刻又瑣碎、四分五裂而又吹毛求疵的政策。
或者我們也可以選擇迎接另外一種政治傳統。這一傳統從我們建國之初一直延續到了民權運動的光輝歲月；這一傳統基於一個十分簡單的信念，那就是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我們團結一致的原因永遠都比將我們分裂開來的理由來得偉大。如果人們堅信這一信念的正確性，並付諸行動，我們可能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和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們一起合作，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最後還是讓我回到裡奧的故事上來，那個飽受死亡和絕望折磨的南非婦女。在她的第五位兄弟姐妹因為艾滋病離世後，她決定不再袖手旁觀。她在全鎮召開了第一個有關艾滋病危機的公眾會議——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人談論過這個話題，更不要說為此而集會了。那次會議大概有兩百人參與，其中有些人是步行了數英里才到了那裡，還有少數幾個人背著自己的孫子或孫女。
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打破沉默，講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些故事以悲劇結束，有些則以希望收尾。在他們講完後，裡奧站起來對大家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贏得此次抗爭艾滋病鬥爭的勝利。但我希望人們能夠站起來，勇敢地面對現實。沉默不語、坐以待斃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那次會議過後，並非一切都立刻出現了轉機，但改變的確發生了。雖然裡奧要撫養很多孩子，還要照顧許多生病的親戚，她依然決定開辦一家艾滋孤兒院，實現她長久以來的夢想。剛開始時，她建立了一所日托中心，可以容納一百名孤兒。然後她開始計劃再成立一個青年中心和施食賑濟中心。
我聽到這個故事後心想，如果這樣一個擁有得如此之少、失去得如此之多的女人都可以做那麼多有意義的事情，如果連她都能做到絕處逢生，那麼我們還在等待什麼呢？
古代科林斯人曾經說過，我們都同屬於一個靈魂，「如果靈魂的一部分感受到了痛苦，那麼其他的部分也會變得痛苦」。不過這也意味著，「如果一部分受到尊敬，其他的部分也會為此歡呼」。
在世界艾滋病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整個世界需要傾聽的不僅是關於病痛的故事，還應有人們如何克服困難的故事。的確，悲傷的故事會讓我們和病人們一起痛苦，但裡奧的故事卻能讓我們以她為榜樣，在她所帶來的希望中歡呼，幫助她實現更加光明的未來。
謝謝諸位！願上帝保佑你們！
我們本不應如此
——「醫療保障危機」主題演講
2007年5月29日
（愛達荷州，愛荷華市）奧巴馬在愛達荷州立大學發表了此篇競選演講，探討「未來的醫療保險」：
「我們不應忘記，在我們這個國家，我們可以憑借這種力量鑄就歷史。面對著命運和外界環境坐以待斃並不是我們的本性，因為我們是一個重視行動與創新的民族，我們總是不斷擴展著充滿可能性的界限。」
首先我想特別感謝一下艾米和雷恩，感謝他們今天和我一起來到這裡，講述他們的故事。
從這裡往北走幾小時路程的地方，艾米和雷恩在那裡開了一家小公司，專門為他們的社區提供網上服務。在愛荷華東北部這個偏遠的角落，他們是第一家可以提供寬帶上網的公司，每天都有上百人依靠他們的服務來處理自己的工作事宜和日常生活事務。
然而今天他們卻瀕臨破產的邊緣。原因並非是他們在商業決策上出現了失誤，也不是他們在面對經濟蕭條時準備不足。雷恩年僅二十一歲時就診斷出得了癌症，後來他切除了一個肺，一根腿骨和部分臀部。十七年後，他的體內已經沒有了癌細胞，但現在他和妻子以及三個孩子每個月的醫療保險金就高達一千多美元，而且每年他們家庭的保險金都要上漲好幾百美元。雖然他們一直在竭力尋找，但都無法找到另外一家可以支付得起的保險公司。
現在艾米和雷恩每年要將收入的40%都用來支付保險金。他們沒有養老保險，也沒有任何存款；他們再也買不起新衣服，為汽車加不起油；他們信用卡上的欠款越來越多。面對這一切，他們束手無策。艾米在給我們寫信時說道，在她聽到借貸顧問說出「破產」這個詞的時候，她感覺這一天是她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
「我心裡很痛苦，」她說，「我們本不應如此，我們沒有做什麼錯事，而且已經盡力了。我們不應該變成這樣。」
艾米說得對，我們本不應如此。我們這個國家不應該讓那些艱苦奮鬥的人們落到破產並喪失贖回權的地步；我們這個國家不應該在面對嚴峻的挑戰時袖手旁觀，讓我們的人民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製藥業和保險業暴漲的利潤不應該來自於美國人民飛速增長的保險金。
我們本不應如此。我們也不必如此。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在全國都聽到了許多和艾米類似的故事。那些人們命懸一線，因為家裡已經摞起了厚厚一疊他們無法償付的醫藥賬單。他們不知道去哪裡尋求幫助，但他們知道，說到醫療保障，我們曾經談論過這個話題，也曾經作出過些許嘗試，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卻始終任由這一危機繼續惡化。每一年，人們親眼看著候選人大造聲勢、大吹大擂地提出詳盡的醫療保障體制改革計劃，然而，競選結束後，卻只看到他們在華盛頓政壇、醫藥和保險業遊說的壓力下作出妥協。
我們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國家已經面臨這樣一種境遇，那就是不斷上漲的醫療保險金使得無數家庭和企業都遭受了經濟衰退的衝擊，使得眾多民眾都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現在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無論是小企業者還是公司首席執行官，都一致認為這樣的現狀讓人難以接受，也難以再持續下去。
我們經常能聽到相關的統計數據，說美國目前共有四千五百萬人沒有保險。但他們沒有保險的最大原因，卻和那些有了保險還要為了償付醫療賬單而疲於奔命的人們的理由相同，那就是保險金太貴了。
在過去的六年裡，醫療保險金上漲了將近90%，是工資增長速度的4倍。有將近一半的愛達荷州人都和艾米、雷恩的情況相同，為了支付昂貴的醫療保險費用不得不省吃儉用。去年一百一十萬名投保人都將工資的四分之一花在了這方面，而有一半以上的私有企業破產都是由於高昂的醫藥費引起的。
企業的境遇也不容樂觀。有超過五成的小企業已經無力支付員工的保險費，許多企業在面臨飛漲的保險費時只能裁減員工或乾脆閉門大吉。美國一些大企業和行業巨頭，例如通用和福特汽車就眼睜睜地看著國外的同行競爭者享受著更好的醫療保障，但他們每生產出一輛通用汽車就要比一輛日本汽車多付六倍的醫療保險金。
這一保險危機已經讓我們都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當中。隨著保險金數額的增長，越來越多的僱主減少了員工的受保人數，於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失去了保險。由於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治病，因此每當這些沒有保險的人走進急診室，接受比別人昂貴得多的診治時，有保險的其他人實際上也多交了稅款。這樣一來，平均每個家庭的保險費就上漲了九百二十二美元。隨著保險費越來越高，更多的家庭和企業放棄了醫療保險，也加入了「未保險」的大軍之中。
如果我們已經支付的保險金、自付墊底費和保險扣除額都會直接用來改善我們的健康狀況和醫療保障制度的話，那情況就會截然不同。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支付的醫療保險金有四分之一都用於政府的行政開銷，包括用在毫無用處的文件和20世紀過時的資料保管上。這使得我們的醫生和醫院無法更有效地儲存、交流信息，因此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每年，有十萬美國人由於醫療事故喪命，單就開錯處方藥這一項，我們就要損失一千億美元。
還有些疾病本來花很少的錢就可以預防，有些醫療設備本來花很少的錢就可以改進，但我們卻總是等到出了問題以後再斥巨資解決。我們的「醫療保障系統」已經變成了一個「疾病診療系統」，因為許多政府項目或保險公司都不鼓勵民眾進行經常性體檢，也不提倡檢查或更新醫療設備。但如果能這樣做，我們就可以拯救上千條生命，減少數十億美元的浪費。
當然，若想改善這一導致無謂浪費和保險費螺旋式上漲的歪曲系統，我們面臨的最大障礙還是那些從現狀中受益的群體，也就是那些醫藥和保險公司。他們懷揣費用飛速上漲的醫療賬單，讓那些和艾米、雷恩一樣的人為了支付這筆費用而申請破產。
自從布什總統就任以來，醫療保障花費中增長最快的因素就是行政開銷和保險公司的收益，其次就是我們在處方藥上的花費。2006年，全國五家最大的醫藥公司和保險公司都躋身於全國前五十家利潤最高的公司中。同年，一位保險公司的總裁年薪高達一行二百五十萬美元，還分攤了價值十億美元的股票期權。除此以外，作為補貼，他和妻子還可以得到終生免費的個人醫療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