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罷工、靜坐、請願、遊行，利用領導者們創造的機會，他們選擇了行動起來，選擇了共同奮起。
多年後，當「咆哮的20年代」毫無理性的奔放熱情隨著股市一起轟然坍塌時，我們必須作出決定：是響應毫無作為的領導者們的號召，還是跟隨那個大概是因為自己身患殘疾而無法接受政治麻痺的領導者呢？
羅斯福認為，勞動者們可能會永無止息地為同一個原則而鬥爭，但如果他們沒有得到經濟上的自由，那麼政治上的自由對於他們來說也毫無意義。這樣一來，我們必須選擇行動起來，將市場規範化，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擴大工人們的談判權利，包括醫療保險以及養老保險等。我們選擇了共同奮起。
今天，我們再度面臨這樣的挑戰，這樣的選擇。
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已經看到這一挑戰近在咫尺。當你在午飯時間開車經過舊工廠時，你會發現已經沒有工人從裡面走出；當你沒有像預想中那樣順利加薪或者收到醫療保險時，你會發現這是由於有些公司僱用外國員工，付給他們的工資只不過是你們工資的一小部分，而你的僱主正在和這些公司競爭。
在競選期間，我也親身感受到了這一挑戰之嚴峻。我認識了一些工會的工人們，他們以前在蓋爾斯堡的美泰家電製造廠工作，現在卻要開始擔憂，到了五十五歲的時候，如果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他們應該怎麼辦。我還認識這樣一個工人，他的兒子需要進行肝臟移植。雖然這個孩子的名字已經列在了移植手術名單的最前面，但他卻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負擔得起手術費用。
這一切似乎都是一場遊戲，然而遊戲進行到一半時，規則改變了，卻沒有人願意費工夫告訴他們。
但是我們眾所周知的是，遊戲規則的確已經改變了。
這種改變從技術革新和自動化開始，所有職業都因此過時。然後公司就可以將機器打包，把工廠遷到發展中國家去，因為那裡的勞動力比美國要便宜許多。如今，信息和技術方面的進步意味著企業不僅可以搬遷至任何可以建造工廠的地方去，而且還可以遷移到任何有因特網連接的地方。
這一系列變化都將美國工人轉變成全球自由僱員的身份。如果你學習了先進技術，接受了良好教育，那麼你就有資格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工人競爭未來的高薪工作。但這也同樣意味著，在某個公司享受終生僱用制度的時代已經終結，你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得到穩定的收入、醫療保險和養老金，並且還可以和僱主討價還價。
在這樣一個變幻莫測、朝不保夕的時代，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強烈地需要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為美國工人們的利益而戰。
然而我們必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當今的全球新經濟中，我們怎樣做才能贏得這場運動？
我們再一次面臨這樣的選擇。我們知道，全球化問題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支持或者反對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因此，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我們是否能阻止它的進程，而是應當考慮需要作出什麼樣的正確反應。
然而，有些答案依然清晰。例如，如果你發現政府對一個友好對待工人的勞工委員會說「不」，對工人組織活動權利說「不」，對工人加班費說「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說「不」的話，那麼你們也可以對這個政府說「不」，然後選舉別人執政。
布什政府的觀點是，面臨新的挑戰，我們的政府也無能為力。既然我們無法應對全球範圍內的激烈競爭，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政府將稅款退還個人，為民眾減稅，鼓勵民眾自己買醫療保險，自己規劃養老計劃，自己僱請兒童保育員，解決孩子們的教育問題。
在華盛頓，他們稱之為「自負盈虧的社會」。不過在過去，這樣的社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這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想法，因為這樣一來，我們自己就不必多動腦筋，不必足智多謀地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當醫療保險金或學費增長過快，超出了個人的支付範圍時，我們就可以對他們說：「你可真倒霉！」當有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時，我們就會對他們說：「生活並不公平。」當一個孩子出身貧寒，我們就可以對他說：「還是自食其力吧！」這樣一種思想使得這一切行為都變得順理成章。
但這樣確實行不通，問題依然存在。因為這種思想完全忽略了我們國家的歷史，忽略了正是政府的規劃和投資使得我們擁有了鐵路和互聯網這一事實。廣大的中產階級們有著不菲的工資和福利，建立了公立學校，正是他們的貢獻使得我們所有人都能共享繁榮。所有工會的工人們攜起手來，呼喚公正和機會，正是他們的爭取和鬥爭讓美國得以蒸蒸日上。
我們國家強大的經濟取決於個人的主動積極，取決於我們對於自由經濟市場的信任，但同樣也取決於我們對於彼此的互相關懷，取決於我們的信念，那就是每個人都在這個國家有一席之地，我們共同生活其中，每個人都有機會。
因此政治也是這場運動中的一部分。目前，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加強我們將所有行業和職業組織起來的權利。
但僅僅對布什政府說「不」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的確可能沒有幫助我們，反而讓現在的局勢變得更糟，但全球化並不是由他們引起的。因此，無論我們此次代表大會會達成什麼樣的成果，勞工運動都應該直面這一事實，那就是，現在經濟形勢正在發生變化。因循守舊的方式已經無法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制定新的策略，才能應對新的挑戰。
我不能站在這裡說，有關策略的制定會十分簡單，或者佯裝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
不過有一點卻是共識，雖然工會和政府再也無法提供實行終生僱用制度的工作機會，但他們的確可以保證在這個新經濟時代中，每個美國工人終生都有被僱用的機會。
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改進學校教育條件，使美國每一名兒童都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學到必要的知識，這樣他們才有能力去和別人競爭；我們還要保證每一位想上大學的美國人都能付得起大學的學費；這還意味著，工會可以發揮出實實在在的作用，建立一套真正的終生學習系統，這樣失業的工人們都能接受培訓，日後找到其他高收入的工作。
這就意味著，我們應將資源投入到研究和發展項目當中，而不是取消這些項目，以鼓勵創造就業機會，鼓勵創新；這就意味著，我們應當投資發展寬帶和醫學技術，與當地社區合作，創建創新中心。現在到了鼓勵發展創新及智慧的時候了，這樣未來我們才能創造更多的新工作與新行業。
此時此刻，全國上下，我們都取得了令人振奮的進步與發現。在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研究人員發明了一種代數輔導工具，可以讓貧民區中師資力量不足的學校的學生們將數學成績提高一個等級。最近在弗吉尼亞州的鄉村，遠程醫療技術的應用讓即使距離醫院七十五英里遠的心臟病醫生，也可以對患者進行超聲波檢查，診治一名需要立即救治的先天性心臟病患者，拯救一個兒童的性命。在伊利諾伊州的玉米田里，農民們正在種植新型的生物能源，基本上每加侖生物能源就能使汽車行進五百英里。類似於這樣的成就和突破不僅會改善我們的生活，還會創造出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這樣一來，接受了新技術培訓和世界一流教育的美國工人們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這個新經濟時代中，我們應該有能力告訴工人們：無論你在哪裡工作，無論你換了多少次工作，自始至終你都可以享用醫療保險和養老金。如果我們可以容忍全家的收入都用以支付醫療賬單，或者辛苦工作一生後卻落得退休時身無分文，那麼我們絕不會選擇共同奮起。因此，今天我們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只要企業向工人們作出了有關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的承諾，那就應該恪守。
我們所嚮往的美國，不應當由龐大的政府來掌控我們的生活，而應該讓每一個美國人都有機會過上最精彩的生活；不應當由政府來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自食其力，而應該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同為一國之民，我們榮辱與共。
然而，我們同樣明白，面對眼前的危機，再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最終都不能代替源於我們內心的意志和勇氣。因為從美國人民不長的歷史經驗來看，自始至終，都是普通的美國民眾們採取行動，利用自己堅強的意志和偉大的勇氣，讓我們的國家成就卓越。
正是基於這一原因，農民們才放下手中的鋤具，拿起武器，為了心中的一個理想，推翻了帝國的殖民統治；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才會發起民權運動，乘坐公共汽車來到南部各州，進行「自由之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工人們才會忍受著寒冷和飢餓，在一貧如洗之時走上街頭罷工，一直看到自己付出的勞動能夠贏得應有的尊嚴。
幾乎在一個世紀之前，在一場由芝加哥圈養牲畜的工人們發起的運動中，漢克·約翰遜，一位著名非裔美國工會的先驅組織者，在面對眾多工人們的演講即將結束時說道，單單靠演講和集會並不能促成工會的成立。他說：「真正的組織工作應該由那些每天在工廠中工作的工人們進行。」
今天的情形與那一時刻別無二致。將工人們真正組織起來的工作，無論是從政治或政策、規劃或任務、勇氣或意志等方面來說，都是屬於你們每一個人的。如果你們有勇氣贏取勝利，那麼工人們就會再次奮起，美利堅也會再次奮起，希望也就會再次出現。
謝謝諸位！願上帝保佑你們！
世界一流的教育
——21世紀的學生教育之道
2005年10月25日
（華盛頓特區）在由左翼「美國進步聯盟」發起的「21世紀的學生教育之道」大會上，奧巴馬發表了此篇演講：
「美國到了為創建世界一流教育的理想再次作出犧牲的時候了。」
我剛剛讀過喬納森·卡丹的新書《國家的羞恥》，書中記錄了作者遍游全國學校的見聞，揭露了這樣的事實：「布朗對托皮卡教育局案」已經過去五十年了，可我們的教育系統卻還是如此的支離破碎，難堪重負。
書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洛杉磯的弗裡蒙特高中，他碰到了幾個願意敞開心扉的女孩。一個女孩對他說，她已經學過兩次理髮了，因為這裡只提供兩個方向的課程，一個是髮型設計，另一個是裁剪縫紉。
聽完朋友的描述後，另一個叫米雷婭的女孩突然哭了起來。當問及原因時，她說：「我不想學理髮，也不想學縫紉。我知道怎麼做針線活，我媽媽就是廠裡的裁縫。我想上大學，我用不著學縫紉。我媽媽就是做這個的，我想要做點別的。」
我想要做點別的……
如此簡單的一個夢想，竟讓我們如此震撼。因為這也是我們的夢想，因為我們是如此深信：只要我們努力工作，勇於承擔，就有機會另謀他位，就有機會得到更好的東西。
這個夢想的中心就是理想的公立教育。美國的先驅們從專制的陰影下走出後，在新英格蘭和南部平原建立了公立學校。從那時起，對公立學校的嚮往就成為了教育變革的動力。正如托馬斯·傑弗遜總統在宣言中所說：「自由社會需要才能和美德，無論富有與否，出身如何，人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正是因為政府建立了自由的公立學校，使得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我們的國家才能完成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正是因為我們通過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二百萬戰後英雄因此被送往大學，形成了歷史上最為龐大的中產階級，我們的國家才得以在「二戰」後迅速崛起。
當政府不再堅守這個夢想，堅守其諾言時，琳達·布朗不得不步行數十里前往一所破亂不堪的小學，因為政策不允許她到附近的白人學校讀書。人們為此在街上示威遊行，抗爭到底；為此在法庭上據理力爭，堅持不懈。經歷了小石城九少年事件後，政府終於頒布了這樣的法令：在美國，種族隔離是不平等的。人人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使每一個孩子超越種族、階層和家庭背景的限制，發揮出與生俱來的天賦。
在這個國家，正是教育讓我們的孩子懷有夢想。
在21世紀剛剛開啟的今天，我們再次大聲呼籲：「通過公立學校為孩子們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機會，以此來應對全球經濟的挑戰。」
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至上的時代。隨著科學技術和通信手段的不斷進步，全球一體化的工作應運而生——這是一種高科技、高工資、在任何通網絡的地方都能辦公的工作。現在，對於芝加哥的學生來說，他們的競爭者，不再只是波士頓的孩子，還包括那些在班加羅爾和北京的孩子，他們受過比以前更好、時間更長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