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當中有許多人在參軍入伍之時，全新的人生道路才剛剛展開。你們本可以和親朋好友們一起慶祝生日，舉辦婚禮，共度假日；本可以全力追求尚未實現的目標。但是，你們卻心甘情願地將這一切拋諸腦後，甚至是永遠捨棄，僅僅因為你們相信自己的付出可以讓其他所有人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
因此，當我們的勇士們榮歸故里後，當他們需要我們的關懷和支持時，我們不應忘記他們偉大的愛國精神，以及保護同胞們的崇高責任感。自從我成為參議院退伍軍人委員會的一員後，我在那裡聽到了太多關於資金和預算金額的爭辯，他們針對我們的支付能力和如何節省預算爭論不休。但是我認為，當我們一想到要幫助美國退伍的將士們時，第一時間浮現於腦際的本不應是這些。
第一時間浮現在我腦際的也不是這些內容。
我在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我的外祖父。「二戰」期間，在珍珠港事件爆發的次日，他就報名參軍了。他在巴頓將軍麾下作戰，征戰歐洲。在他回到家鄉後，是國家制定的《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Bill）讓他擁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讓他和家人們得以鑄造自己的美國夢。
我想到了許多曾經耳聞過的故事。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是一位名為比爾·艾倫的退伍軍人講給我聽的。他說，有一次在去往芝加哥的途中，他親眼目睹到許多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在垃圾裝卸車旁為了爭搶破爛而大動干戈。
我還想到了許多和謝默斯·埃亨一樣的人。謝默斯是我在競選期間在東莫林市的「對外戰爭退伍軍人俱樂部」大廳裡認識的一個年輕人。他告訴我，他對這個國家深以為豪，所以他已經加入了海軍陸戰隊。他認為作為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他應該以這樣的方式回報祖國。我們成為了好朋友。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間，我們還一直通過電子郵件保持聯繫。有一次，他在信中這樣寫道：「很抱歉不能經常給你寫信，不能寫很多內容，因為我在這邊的生活有些忙碌。」我告訴他：「沒關係，我知道你已顧不上其他。」
然而，當我在聽他講述自己參軍的原因，講到自己對祖國和國家領導的絕對信賴、對於軍令和天職的無比忠誠時，我想：這個年輕人身上凝聚了我們對於子女的所有期待。然後，我捫心自問：「謝默斯回來後，我們為他所做的是否等同於他的付出呢？」
但我們再談論起退伍軍人們的福利和預算資金時，我們就應該問自己這個問題。這是我們需要達到的標準。
因此我想問：當我們發現政府將用於退伍軍人們醫療保健的資金至少縮減了十億美元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像這些軍人們為我們服務那樣去為他們服務呢？如果真的縮減了這筆錢，也許這些退伍軍人們就有可能被醫生拒絕預約，就會付不起醫療費，會被拒絕安裝能讓他們過上正常生活的假肢。
謝天謝地，幸虧國會重新考慮了投入這筆資金，這些不幸都沒有發生。但我們都應該清楚，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的資金不應經由再三考慮才能下撥。數月前，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就提醒政府說，也許資金會出現短缺。這樣我們現在就不必為了去關懷那些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護我們的人而爭論不休，這本就應是美國要優先考慮解決的頭等大事。
不過，眾所周知，我們依然有許多不足之處。一些身有殘疾的退伍軍人為了得到申訴的處理結果要足足等待上百天；在伊利諾伊州，受傷的退伍軍人得到的殘疾補助要低於新墨西哥州和緬因州的水平。我剛到參議院工作時，看到《芝加哥太陽時報》上報道說，在殘疾退伍軍人得到的補助金額方面，伊利諾伊州位列全國第四十九位。我們當即決定在斯普林菲爾德和芝加哥舉行市政會議，與大家直接對話，聽取意見。你們表達了想法，我們將這些情況反映給退伍軍人事務部的秘書長尼克森先生，他還親自來調查了這些問題。現在，我們已經將事業部工作人員增加了27%，這樣就會有更多的社會工作者來為退伍軍人們服務。
然而軍人們得到的補貼依然很低，等待的時間依然太長，因此我們的任務依然艱巨。當我們的英雄從戰場歸來時，我們只是揮舞手中的旗子表示歡迎，說一些讚譽之詞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切實解決這些實際問題，以他們作出的貢獻為榮。就在幾個星期前，我們在芝加哥召開了一場聽證會，專門針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那天，有一位退伍老兵告訴我，他的雙手在一次事故中變得血肉模糊。二十年後，他依然在退伍軍人事務部門前徘徊，嘗試著爭取殘疾補貼。這一等就是二十年啊！同時，我們還瞭解到，針對國內各州殘疾保障參差不齊的狀況，退伍軍人事務部的最新舉措是禁止再對各州進行排名，再也沒有好壞之分，高下之別。我不瞭解你的想法，但我卻認為，隱瞞負面信息以掩人耳目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對於那些已經回到家園的退伍軍人們，我們所能做到的僅限於此的話，那麼對於那些依然在沙場奮戰的成千上萬的同胞們，如果上帝能夠保佑他們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平安歸來的話，我們又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本來他們就難以得到退伍軍人事務部的關懷，難道當這些依然戰鬥在最前線的士兵們歸來時，我們還要在歡迎他們的時候告訴他們：「謝謝你們為國戰鬥！現在就領個號碼牌，排隊等待吧！」
我們都知道，歸來的士兵們大都會得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我們也知道，最新的軍隊研究表明，在伊拉克，有六分之一的士兵們都表現出了嚴重抑鬱症的症狀。有些專家預計，當戰士們歸來後，大概有超過十萬的士兵都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恢復治療。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戰場上負傷，他們終生都需要照顧。如果放在以前，這些同上前線的巾幗鬚眉們都無法保住性命。但現今科技發達，使得這些年輕人不僅能夠繼續生存，而且還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否有條件讓這一願景實現，還要取決於你我。
關愛他們，並非僅僅出於我們的愛國情緒，而且是我們最基本的道義上的責任。讓我們一同迎接這一挑戰。
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在國會方面，我得到了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幫助，使得依然在醫院接受診治的士兵們可以免費得到一日三餐。我還發起了一項《全國退伍軍人安置法案》，將加強退伍軍人事務部的項目，讓無家可歸的退伍士兵們得到妥善安置。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贊助了這項法案，因此我希望我們可以共同努力工作，推進此項法案以及未來其他倡議的實施。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來自於退伍軍人協會的全國總司令哈利·克梅尼提出了一項立法提案，也就是後來的《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從那以後，這一法案為將近八百萬美國士兵提供了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為將近兩百萬個美國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造就了偉大的美國中產階層。這一法案告訴我們的英雄們：「當你榮歸故里時，我們就在你的身邊，因為我們要一起經歷這一切。」
而今天，我們不應該再為如何給退伍軍人們提供最低金額的補貼和醫療保險而各執己見、爭執不休。自從越南戰爭以來，我們從未像伊拉克戰爭這樣派遣過如此龐大數目的軍隊。因此，我們的確應該討論一下，21世紀應當制定一個什麼樣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
當退伍軍人向國會求援時，這個法案應該是他們屆時會聽到的法案，而不是預算縮減或者資金短缺的問題。
現在到了我們要調整工作重心的時候了。在稱讚我們的退伍軍人們作出的貢獻時，在承認我們虧欠他們的情誼時，我們一向毫不猶豫。然而，現在我們必須重新履行對他們作出的承諾，多下撥資金給退伍軍人事務部，保證我們的退伍軍人們得到的不僅僅是幾句讚譽之詞，還有他們值得擁有的醫療保險和補貼。
喬治·華盛頓曾經說過：「無論征戰有多麼理所當然，我國年輕人從軍參戰的意願是否強烈，主要取決於我國對曾經參戰的將士們待遇如何。」
在那個時候，華盛頓總統就已經明白我們現在在座諸位的想法，那就是，當我們心意已決，要派兵前往前線時，我們也要下定決心關愛他們，支持他們，掛念著他們。一直如此，待他們歸來後亦是如此。
謝謝諸位！願上帝保佑你們！
你我一心，共同奮起
——在美國工會聯盟「勞聯—產聯」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
2005年7月25日
（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在美國工會聯盟「勞聯—產聯」的第五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奧巴馬以「美國工人在全球經濟中的困境」為主題，進行了此次演講：
「在這樣一個變幻莫測、朝不保夕的時代，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強烈地需要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為美國工人們的利益而戰。」
如果我首先沒有對此次代表大會上各位的想法表示理解，就開始此次演講的話，那我未免過於天真。此時此刻，美國也在努力尋求在全球經濟大潮中的出路。在這樣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我們皆因勞工運動聚集於此。無論是在戰術和策略方面，還是領導力與權利方面，勞工運動都存在著諸多問題。我可以想像，在你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僅惴惴不安地關注著勞工市場的發展前途，同時也關心著自己的前途。你們在想，自己到底能不能給孩子們留下一個比此時更加美好的世界，自己到底能不能擁有足夠多的存款，送孩子們進入大學或者在退休後安享晚年，明天自己還能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嗎？而在這樣一個新型社會，還有誰能站出來維護我們的利益？
在這樣一個千變萬化、反覆無常的時代，這些問題都在意料之中，但絕非這個時代所特有。
最早從我們建國時期開始，它們就已經存在。當時，把這些問題解決了的人同樣是我們的美利堅同胞。他們的遭遇與你們一樣，對未來的擔憂也和你們相同。
當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有來自世界上各個角落的數百萬人民，為了尋找新的生活機會，來到了這座城市。他們當中有來自歐洲的移民，有南部各州的非裔美國人，還有來自美國各個角落的少數族裔群體。他們都在這個城市安家落戶，在各個磨坊和工廠中謀生，這樣一來，一個熙熙攘攘的芝加哥就應運而生了。
他們的工作很辛苦，報酬也不高。其中工作條件最糟糕的地區莫過於位於南郊的哈斯特大街和阿什蘭大道之間的區域——站在數里之外，你就可以聞到屠宰場的惡臭氣息。
大概有五萬名工人都在這個當時美國最危險、也是最殘酷的條件下工作。後來，在厄普頓·辛克萊爾的書中，他將那片地區描述為「屠場」。工人們曾經兩度試圖組織勞工運動，但兩次都被僱主殘忍地壓制了下去。僱主們利用暴力、種族迫害和斷食等手段迫害工人，只是為了將工資維持在每小時三十二美分的低水平上。
但是這些工人們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他們選擇未來不再將這種生活繼續下去。因此，1937年，當產聯的先驅們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廣泛組織廣大勞工產業，以成立產聯的時候，肉畜屠宰業的工人們決定跟隨他們的領導。
想像一下吧，這些工人們在工廠裡終日辛苦勞作，冒著嚴寒酷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工友們被機器軋得粉身碎骨，還有朋友僅僅因為口中吐出「聯合會」一詞就被活活燒死。然而，等他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打卡下班之後，他們就組織到了一起，舉行聚會，散發傳單。他們拋卻了幾十年來的民族衝突和種族仇恨，選舉婦女、非裔美國人和外地移民成為領導，共同表達出自己的心聲。
他們本可以逆來順受，接受命運的安排，等待他人來拯救自己，但他們卻冒著生命危險行動了起來。
他們選擇了行動起來。
很快，他們就取得了一些勝利，雖然這些勝利極為渺小，僅僅是讓工廠廠房的屋頂上安裝了電風扇，爭取到了帶薪假期，讓工資有所增長，讓企業建立了資歷制度並分發養老金。
這場運動在希望中誕生，並最終實現了人們長久以來的理想。那些地位卑微的工人們聚集在一起反對工業巨頭，面對著世界上最難逾越的困難，取得勝利簡直不可思議。這個故事和許多其他故事一樣，都是美國夢的故事。
因為我們美利堅人民一向如此。在絕望的邊緣，在失望的陰影中，普通民眾卻作出了非凡的決定，那就是只要我們萬眾一心，定能共同奮起。
事實的確如此。
在南北戰爭結束之際，當農民和家人們一起搬離鄉村，搬進城市，開始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美國的大型工廠中工作時，我們必須作出決定：是應當坐視不管，眼睜睜地看著工業巨頭和商業資本家們互相比較，看誰能做到在最惡劣的工作條件下支付工人最低工資，剝削壓迫工人、恣意玩弄國家經濟；還是應當建立基本的市場規則，建造第一批公立學校，打擊壟斷，反抗暴力，使得這一系統可以有效運轉，促成工人們組織成工人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