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20歲的奧巴馬到達紐約，成為哥大一名大三在讀交流生，學習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找到住處後，他就漸漸適應了這個城市的生活。他發現紐約與洛杉磯截然不同，更不必提相比檀香山了。紐約讓他眼花繚亂，她的美與醜、安靜與喧囂、富裕與貧困都深深吸引著他。在他的回憶錄《源自父親的夢想》中，奧巴馬不光描繪了這座城市的魅力和誘人之處，還描寫了她墮落和腐敗的一面。20世紀80年代的股市十分繁榮，他目睹了許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百萬富翁。奧巴馬對自己的自我約束能力沒有信心，而且他想擁有一種平靜、穩重的生活方式,同時他也害怕自己重蹈覆轍，再次被毒品和酒精所吸引。但紐約卻處處都是誘惑。他在這裡目睹的一切都能讓他回憶起印尼的貧窮和洛杉磯年輕人的暴躁與輕狂。
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紐約人口密度高，城市規模大，他開始慢慢體會到了美國種族與階層問題的現狀。他曾經希望可以在紐約的黑人圈子內得到庇護，但他卻始終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建立和諧美滿的家庭，住上自己的房子，過上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大多數時候，他注意到在紐約辦公室工作的黑人們大都是秘書或郵遞員，而不是那些高樓大廈的主人。在與朋友和同事們談論過自己的想法之後，他覺得自己的未來不在這裡，而應該在一個不會受外界影響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人們會覺得他們之間明顯的區別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紐約，只要有錢，他就可以過上中等階層的生活，身邊有許多好朋友，可以隨時去自己喜歡去的地方，還能接觸到自己支持的政治黨派。但是他明白，如果留在曼哈頓，像他的黑人朋友們一樣過這種生活的話，到了未來的某一天，他就會後悔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他想要的。他花了一年的時間觀察這座城市，知道這裡可以給他什麼，不能給他什麼。從那以後，他開始尋找一個能夠讓他融入，讓他停留的地方。
奧巴馬開始埋頭學習，下定決心要努力做事、認真工作。1983年，奧巴馬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在2005年哥大出版的一本校友雜誌中，奧巴馬曾經這樣回憶自己的大學生涯，他說那些年是「埋頭苦讀的日子……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沒參加過什麼交際活動，過著僧侶般的生活。」
成就非凡的勇氣
——在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下屬「為自由而戰」基金會上的演講
2005年5月2日
（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在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為自由而戰」基金會晚宴上，奧巴馬做了此篇演講，主題是「個人的責任」：
「在美國，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夠在自己的內心找到成就非凡的勇氣。要促進變化從來都不容易，然而這卻總是有可能的。變化的產生不在於暴力、武力或者使人們彼此對立，並從他們的恐懼心理中獲利的政治，而在於高度的自制力和運行有效的組織，以及人們心中強烈的希望。」
感謝各位。半個世紀以前，數百名先輩們就第一次聚集在這些桌子旁，共商實現公平和平等大業。今天，我有幸來到這裡，和數千名同伴們一起出席第五十次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下屬的為自由而戰基金會晚宴。
這一晚宴初創之時，現實使人們理解到周圍的世界是種族分離的，是不平等的，那時「黑人的合法權利」幾乎也是個可笑的自相矛盾的提法。專門服務黑人的午餐專櫃、公共汽車上的座位還有噴泉都是奢侈的享受，黑人必須通過反抗或者舉行遊行才能爭取到這些權利。今天這第五十次為自由而戰晚宴使我們想到我們的鬥爭已經取得了怎樣的成果。
上個月我就想到了這一點，當時我有幸去亞特蘭大參加約翰·路易斯六十五歲生日慶祝會，並做了發言。當時很多在民權運動湧現出的傑出人物都在場，我很榮幸地被安排在伊瑟·肯尼迪和科雷塔·斯科特·金中間，兩個人都轉向我說：「我們真的很期待聽你發言。」現在想想，那時刻還真的讓人有些生畏。
當我站在約翰·路易斯身旁——雖然在身高上他算不上偉岸，但卻具有超出常人的同情心和勇氣——我跟自己說，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我會和約翰·路易斯一起在國會任職。
不過我想，也許約翰·路易斯自己也沒有想過他會在國會任職。
也許在那之前不久，人們都不會想到有一天黑人也能夠參與投票，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參加到國會的選舉中。
但是我們現在都能夠做到這些，我們當中許多人能夠站在這兒，就是因為像約翰·路易斯那樣的人有堅定的信心。因為他們無所畏懼，為了自己的信仰願意冒所有的風險。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公平的存在，並願意承受糾正錯誤付出的代價和痛苦。我們今天能夠聚在這裡都是他們的功勞，我們應該深深地感激他們。
我們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走過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然而，話又說回來，通往變化的道路從來都不平坦。
你們當中或許有人知道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過一段時間的憲法，其中教的一門課程就是關於種族和法律的。上那門課的時候，我按照年代的順序講述了我們國家的種族歷史，以及人們通過法律手段或遊行來爭取自由而作出的努力。很多次我的學生們會走到我面前，告訴我：
「哎，我真希望能親身經歷民權運動的高潮時期。因為當時一切都是那麼黑白分明。儘管可能在有些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辯論，但是整個事業以及發起運動的必要性卻是異常清晰的，不像今天這樣凡事都是模稜兩可。
「要每個人都可以在午餐櫃前坐下是一回事，可是要怎麼做才能使所有的人都能負擔得起午餐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黑人和白人應當一起上學，弄清楚這一點不難，難的是我們如何確保每一個孩子都有能力並且能順利畢業。聊聊狗或水龍帶是很輕鬆的話題，可是我們應該如何來談論使大街上不再有毒品和槍支這樣的問題呢？」
這是他們和我說的。
當然我提醒他們，民權運動根本算不上輕而易舉。今天我們所認為想當然的事情——比如說分離制度不可能是平等的，比如說憲法賦予的自由權利應該屬於每一個人，比如說我們的孩子們應當在一起上學，一起玩耍成長——在1965年時，遠沒有這麼理所當然。
我提醒他們，即使在非裔美國人的社區中，人們就到底該鬥爭到什麼程度也沒有一致的看法。在芝加哥有一所教堂，其所在的大街以前叫「州立公園路」。金博士遇刺後，那條街道被重新命名為「馬丁·路德·金路」。然而教堂的牧師——在社區中也算是個傑出的非裔美國人——對金博士卻異常憎恨，竟把教堂搬遷到別的地方了。
所以當時的情況也從未百分之百明確，實現目標也從來未曾容易過。我們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奮鬥與犧牲，靠的是自律與極大的勇氣。
有時，回想起民權運動中湧現出的偉人時，我會想你們從哪裡來的勇氣？約翰·路易斯，你從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勇氣？多蘿西·海特，你從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勇氣？羅薩·帕克斯，你從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勇氣？
當面對著成排的州騎兵，他們充滿了憎恨和暴力，渾身武裝著警棍和催淚彈朝著你們逼進時，你們怎麼就能做到只是停止前進，雙腿跪下祈求上帝的救贖呢？
你們從哪兒來的勇氣？
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的是審視這種勇氣在今天依然有價值，因為我們當今所面臨的挑戰依然需要這種勇氣。戰線也許已經改變，實現平等的障礙也有了新的形式，但是不變的是我們對於平民英雄的需要，我們需要他們站出來，為了他們所認為正確的事情仗義執言。
五十年前，我們的國家作出決定，既然四個街區之外就有一所白人學校，那麼琳達·布朗不應該每天早晨步行數英里去別處上學，因為當談到美國的教育時，種族隔離的教育設施永遠不會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
當時之所以能作出那樣的決定，是因為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願意為此進行不懈的努力，哪怕對其名譽有影響也在所不惜；是因為普普通通的美國人，不管白人還是黑人，都願意到大街上進行抗議，哪怕冒著失去自身自由的風險；是因為人們展示出了他們的勇氣。
五十年之後，我們又展示出了什麼樣的勇氣來保證我們的學校成為培養孩子們抓住機遇的能力的基地呢？在當前形勢下，底特律的孩子們要找到一份中等的工作，所面臨的競爭不僅來自馬科姆的孩子，還有來自馬來西亞和新德里的孩子。確保每一個美國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是當今時代新的民權運動的挑戰。
今天，一個只有高中學歷的學生一年的平均收入僅有兩萬五千美元——如果你是非裔美國人，那麼收入還會再低14%。同時，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人數是美國的兩倍。我們正在掉隊，如果想要我們的孩子也擁有我們曾經擁有的機會，那我們必須努力齊頭趕上去。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又作出了什麼努力呢？
當我們發現美國高中的輟學率在工業化國家中最高時——在非裔和拉美裔的美國人中這個比例更高——我們做了什麼？
當我們發現高中高年級學生數學和理科考試的成績幾乎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學生都低，而這些領域的專長技能又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的通行證時，我們做了什麼？
當我們發現升入九年級的每一百名學生中，只有十八名——十八名——在高中畢業六年之內能獲得一個大學學歷，不管什麼樣的大學都算在內，我們做了什麼？
當我們看到殘破的學校，破舊的課本，擠滿了學生的教室時，我們做了什麼？
我現在來說一說華盛頓政府所做的事情。在華盛頓，他們會在某一天探討教育的重要性，轉天就會簽署削減稅收的法令，使得我們的學校因缺少資金援助而更加難以維持下去。他們會討論《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法》，然而當情況很明顯，他們沒有把錢落實到位時，他們就一言不發了。在這周國會通過的預算中，他們通過了削減一千億美元稅收的計劃，更不用說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撥款數萬億美元給少數利潤巨大的公司。
一千億美元啊！想一想，如果把這些錢投給學校建設，會給我們的孩子們帶來什麼樣的好處。想一想用這些錢我們能建多少所新學校，我們能招來多少位好老師，我們可以給教室安裝什麼樣的電腦和教學器材。想一想我們可以資助多少名學習刻苦努力但卻無法負擔學費的孩子上大學。
考慮一下這所有的可能性和機會，再考慮一下華盛頓所作出的選擇。現在我們思考一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認為我們彼此共有責任來保證學校資金充足，保證老師們能拿到合適的薪水，保證學生們能夠負擔起大學的費用。如果我們在這些方面不作出努力的話，那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也相信我們每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也都負有責任。
我們的祖父母曾告訴我們，生為黑人，必須花雙倍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於是我今天就想問一問，我們能否如實地說我們的孩子有印度和中國孩子努力的雙倍？而這些孩子們比我們的孩子提前畢業，考試分數更高，並且也掌握了他們在工作市場上將我們打得慘敗的必備武器。我們能無愧地說我們的老師正雙倍努力地工作？而我們的家長們又怎樣呢？
有件事情是肯定的，我知道華盛頓的官員們肯定並沒有作雙倍的努力——對此，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加以改變。因為如果我們希望教育體制有所變化的話——如果我們想要學校裡不再那麼擁擠，資金的供給更加公平；如果我們想要孩子們上一些能讓他們為21世紀做好準備的課程；如果我們想要老師們拿到和他們的水平相符合的工資，並且擁有培養孩子們所需要的設備的話——那我們需要鼓足半個世紀以前民權運動的先驅們所鼓起的同樣的勇氣。
因為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起來，這些紀念日——《選舉權利法案》通過紀念日、《民權法案》通過紀念日，為自由而戰晚宴成立日等等——它們都提醒我們，在美國，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夠在自己的內心找到成就非凡事跡的勇氣。要促進變化從來都不容易，然而這卻總是有可能的。變化的產生不在於暴力、武力或者使人們彼此對立，並從他們的恐懼心理中獲利的政治，而在於高度的自制力和運行有效的組織，以及人們心中強烈的希望。
當我們面對這些挑戰時，我們要思考自己該如何去做？我們該如何掃清華盛頓冷漠、黨派紛爭嚴重並且一切照舊的風氣？當我們考慮這些問題時，我們就需要再次去尋找希望，因為我們的前人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而他們成功地渡過了難關。
從我個人來講，每當想起在競選美國參議員過程中的一次旅行，我就找到了那種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