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之後大約一星期，迪克·德賓和我在伊利諾伊州南部開始了一次十九城市之旅，其中去的一個鎮子叫開羅。你也許聽過這個鎮，因為這個鎮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時就因為是全國種族歧視現象最嚴重的地方之一而聲名不佳。當地的白人協商會很激進，那裡各種事情都能發生，把人綁在十字架上燒死，猶太人的家庭遭到擾亂，種族隔離學校，種族暴亂——這一幕幕慘劇都在開羅上演。
我們開車駛向開羅，迪克·德賓轉向我說：
「讓我跟你講講我第一次來開羅的情況，那是大概三十年之前的事了。我當時二十三歲，那時的副州長保羅·西蒙派我去開羅進行調查，看看能採取什麼措施來改善當地的種族現象。」
接著迪克跟我講了他如何不辭辛苦地來到那裡，由一個當地的居民接站並開車載他到他要住的汽車賓館。他下車時，司機跟他說：
「恕我直言，讓我給你個提醒吧。不要用你房間裡的電話，因為電話的總機接線員是白人協商會的成員，他們會匯報你所做的一切。」
當然了，這讓迪克·德賓有些沮喪，不過他是一個勇敢的年輕人，所以他住進了他的房間，放下他的包。幾分鐘之後，他聽到有人敲門，打開門，他看到有個傢伙站在門前盯著他愣了一秒鐘，然後說道：「見鬼，你在這裡做什麼？」然後就走開了。
現在，迪克很有些擔心，我也是，因為他給我講述這段經歷時，我們馬上就要進入開羅了，因此我開始想我們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我們開著車穿過鎮子，經過舊政府大樓，轉了個彎，突然眼前就是一個大停車場，大約有三百個群眾都站在那裡。其中約四分之一是黑人，四分之三是白人，他們看來都很年輕。倘若在三十年前，他們一定會積極地參與到那場劃時代的民權運動的鬥爭當中。
我們的車子越來越近，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同。所有的人身上都別著一個小徽章，上面寫著「支持奧巴馬競選參議員」。然後他們開始微笑，開始揮手。迪克和我對視了一下，什麼話都無須再說。因為三十年前，如果你告訴迪克——一個出生在聖路易斯東部的貧窮立宛陶移民的兒子——他將作為美國在任的參議員重返開羅，並且和他並肩做伴的是一個出生在夏威夷的，父親是肯尼亞人，母親是堪薩斯人，名字叫做奧巴馬的黑傢伙，沒有人會相信。
但是事情確實發生了，因為約翰·路易斯和幾十位勇敢的美國人站在那座跨越隔閡的橋上，並成功地過了橋。
你們知道，「血腥星期日」兩周以後，當示威的隊伍最終到達了蒙哥馬利時，馬丁·路德·金對數千名群眾說，「道德世界的圓弧固然很長，但它終究偏向正義的一方。」他是對的。但是你知道嗎？圓弧自己不能偏轉，之所以偏轉，是因為我們用力使它偏向那個方向。因為擁有非凡勇氣的美國人，像約翰·路易斯，馬丁·路德·金，羅薩·帕克斯，以及成千上萬名普普通通的美國人使它偏向正義的一方。現在他們的事跡穿過幾代人的時空向我們發出了呼喊，我們要作為一個民族繼續前進，因為他們鼓舞著我們伸出自己的雙手，來偏轉這一道德的圓弧。
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精神遺產
——在「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2005年11月16日
（華盛頓特區）奧巴馬在「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的頒獎儀式上發表了此篇演講，以「羅伯特·肯尼迪時代後期的理想主義」作為演講主題：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一種並非建立於強硬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理想主義。的確，他相信政府可以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動力，但並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他不相信官僚主義，深知變革只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追隨自由民眾的意願才能得以進行，明白變革不僅源自於新型計劃和項目，而且還來自於創新的思想。」
謝謝諸位！今天我很榮幸能夠站在這裡……
我懷著無比謙恭的心情來到這裡。鮑比·肯尼迪離世那年，我只有七歲。對於在座許多熟識他的人們來說，他是一位兄弟，一個丈夫，一位父親，一個摯友。
然而對於我來說，他通常只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能現在在國會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與我有著相同的感受，認為他距離我們很遙遠。因為當鮑比·肯尼迪去世時，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甚至都還沒有來到人世。不過有意思的是，當你穿過國會一間間的辦公室時，肯尼迪的照片、演講詞或是紀念他生平的其他物品都隨處可見。
原因是什麼呢？雖然他從未當過美國總統，只當了三年的司法部長、三年半的紐約州參議員，但為何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依然感召著我們，他的言語依舊鼓舞著我們之間的討論，他的思想仍然激勵著我國政壇前進，而他依舊號召我們要盡可能讓這殘酷無情的世界中的生活變得快樂愉悅呢？
顯而易見，這與他個人的非凡魅力和優秀的口才不無關係。這種卓越的能力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很難擁有的，但在肯尼迪家族中卻屢見不鮮。他用一個簡單的短語或一句簡短的話，就可以概括總結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國家的所有希望和夢想，甚至還可以激勵那些對美國生活最漠不關心的旁觀者們。
還有部分原因源於他的年輕活力——無論是他的年齡還是心態。這使得，即使約翰被刺殺了，即使我們失去了金牧師，我們依然有理由敢於夢想，因為依然有一位活力四射的肯尼迪家族成員讓我們再次充滿希望。
但除卻他的個人特質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
在這個城市充滿隔閡的有限範圍內，在政治上使用「小球戰術」簡直是易如反掌。這樣一來，在黨派僵局和二十四小時滾動播出的新聞話題之間，在精心設計的談論內容以及對於戰爭、貧困、絕望和違法亂紀這些能夠牽動人的神經卻沒有實質性內容的關注中，這些問題都變成了需要處理的事情，而不是有待解決的危機，變成了週末棒球秀中爭奪可以得分的籌碼，而不是讓人們達成共識，尋求和解的基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不再努力爭取可能會實現的夢想，而是委曲求全，接受最有可能發生的現實。
這就是華盛頓的狀況。
然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其他城市的某個地方，有些家庭的孩子正飢腸轆轆，而就在幾個街區外，另外一個家庭的孩子卻剛剛吃飽喝足；在某個地方，有一位颶風中的倖存者正尋找安身之處，為自己的女兒尋找就讀學校，而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個只有十二歲的孩子被持槍兇手槍殺，而兇手曾經是他在幼兒園的玩伴——同時，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街道上，又有一對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孩子。
但在某些地方，始終有人相信，一切本不應該如此，美國的情形應當有所不同。他們相信，雖然罪惡與痛苦永遠不會消失，點滴的奇跡與無盡的夢想卻一直激勵著我們國家前進。在這裡，我們在追求偉大美好的同時，不會畏懼面前最為嚴峻的挑戰；在這裡，無論面臨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會克服。
鮑比·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一員。
那時，在戰火紛爭、四分五裂的國家中，他也有勇氣直視著我們的雙眼，告訴我們無論有多少城市暴力充斥，無論貧窮與種族歧視問題會延續多久，無論美國有多麼彷徨，多麼無所適從，希望依然還會來臨。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一種並非建立於強硬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理想主義。的確，他相信政府可以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動力，但並不是唯一的推動力。他不相信官僚主義，深知變革只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追隨自由民眾的意願才能得以進行，明白變革不僅源自於新型計劃和項目，而且還來自於創新的思想。
肯尼迪的這一思想並非只是空中樓閣式的理想主義。他相信，我們早晚都會面對真正的敵人，而且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局勢沒有迅速或完美的解決方案。
羅伯特·肯尼迪的理想主義是他未了的精神遺產，依然激勵著今天的我們前進。那是一種基本的精神信仰，相信美國式的理想會持續地完善下去。
這一信念告訴我們，如果這個國家的確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之上，那麼當「膚色」依然是百萬人民生活中的羈絆之時，我們的政府不應坐視不管；如果我們國家在世界上依然像一座希望的燈塔一樣閃亮，那麼他國尊敬我們的原因不應只是我們傲視群雄的軍事威力，而是我們偉大理想的神聖力量；如果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命運並非生來注定或由環境影響，那麼我們就有責任保證百萬富翁的孩子和靠社會保險過活的母親的孩子享有同等的生活機會；如果，同為一國之民，我們休戚相關，那麼我們就不能讓自己僅限於追求自我利益，而是應該攜手所有美國人共同崛起。
過去，我們並非一貫按照這些理念行動，將來，我們還有可能會跌倒，會失敗，但他的精神遺產卻始終號召我們要勇於嘗試。這個原因也正是我們不僅依然能聽到鮑比的言語迴盪在耳邊，還能聽到在他之前的約翰、金牧師、羅斯福和林肯聲音的原因，那就是因為他們站立的高度與我們如今所處的位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現在讓我們畏縮不前的原因是政治上的疑慮，那種宣揚「無法有所作為」及「做了也是徒勞」的政治。能源危機會危害到我們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他們告訴我們，沒有任何可以立即解決問題的妙計。上千個工作機會都在海外？其實那樣更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對於美國史上最為嚴重的自然災害反應遲鈍，三天後才作出反應？布朗尼，你做的工作可真是出色啊！
當然了，如果我們面對這些難題時也無能為力，如果我們沒有承擔集體責任去照應彼此，那麼下一步順理成章地就是讓政府將稅款退還個人，為民眾減稅，鼓勵民眾自己買醫療保險，自己規劃養老計劃，自己僱請兒童保育員，自己修建學校、公路和防洪水壩。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不過在過去，這樣的社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這樣一來，當醫療保險金或學費增長過快，超出了個人的支付範圍時，我們就可以對他們說：「你可真倒霉！」當一個孩子出身貧寒，我們就可以對他說：「還是自食其力吧！」當有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時，我們就可以對他們說：「要靠你自己。」
但這樣肯定行不通，問題依然存在。因為這種思想完全忽略了我們國家的歷史。的確，我們國家的偉大之處在於個人的主動積極，在於我們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信任，但同樣也取決於我們對於彼此的互相關懷，取決於我們的信念，那就是每個人都在這個國家有一席之地，我們共同生活其中，每個人都有機會。
羅伯特·肯尼迪提醒了我們這一切。現在他的聲音依然在提醒著我們，不要再等到下一場颶風來臨時才知道在一座美國城市的深處，在第三世界條件下生活的人們讓我們所有人都顯得拮据；不必再等到伊拉克又死了三千個孩子，我們才意識到沒有完善的撤退策略的戰爭只會讓我們所有的家庭都危在旦夕。我們現在不能，而且永遠不能接受美國夢正從我們這個國家消失。
我們應當用那些反問「為什麼不存在」的問題去回答那些「為什麼會存在」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我們會經常提及卻從來沒有實踐。這樣的時刻已經來臨。當被問及「為什麼會有飢餓？」「為什麼會有無家可歸的人？」「為什麼會有暴力？」「為什麼會有絕望？」的時候，我們可以反問：「為什麼沒有好工作和高報酬？」「為什麼沒有完備的醫療保險和世界一流的學校？」「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讓我們將個人的潛力挖掘到極致？」
如果鮑比今天依然在世的話，我們很難將他進行歸類，因為他不屬於任何一種經常會讓我們感到壓抑束縛的政治家類型。他是共產主義的堅決反對者，但他明白，只有通過有效的外交手段，我們才能擺脫古巴導彈危機。他設法消除貧困，但同時也尋求當地政府的合作並發動社區群眾。他的意志堅定，但同時也心懷寬廣。
除此以外，他所提倡的理想主義並非是在意識形態範圍內找到解決問題的平衡點或中間手段，並非是這樣一種溫和的中間主義。他所提倡的政治，在他內心中是深刻的道義層面的政治。他所提倡的政治建立在這個世界是對錯分明的基礎之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分辨清楚對錯的同時制定好我們的法律，安排好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