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季Ⅰ 第9章 少年瑣事 (3)
    經常有人迷惑於為何悲劇英雄們更富有人性化,不圓滿的結局讓他們背離了傳統英雄的「高、大、全」而充滿個性的鋒芒,他們極端、唯我,有庸者的缺點也不失偉人的氣勢。例如項羽,這般蓋世的豪傑,連中了張良的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最終在垓下部下四散,只餘下美人虞姬和寶馬烏騅。虞姬無言的死是對末路英雄的愛與忠誠;同樣在烏江亭長要用小舟載項羽過江重整霸業時,項羽贈烏騅與他以保馬逃生,同樣是出於對夥伴的忠誠。當一切後事都已料理完畢時,項羽和最後的部下衝向漢軍,最後驕傲地在敵軍面前自刎。他懷著對天下和各種複雜情感的身軀緩緩倒下時,不會有人記得張良的絕代妙計,也不會有人記得劉邦的天下平定,而呂馬童等人的分屍邀功此刻簡直就是對英雄無恥的褻瀆了。人們只會記得項羽無雙的豪氣和絕境前對所愛之人之物最後的溫柔,而忘卻他導致這一結局的剛愎自用與狂妄自大。

    相比之下同樣身為悲劇英雄的俄底修斯和源義經總使人感覺欠缺了什麼,他們的命運同樣充斥著無奈,那種面對眾神降予他無可逆轉的命運雖竭力終究失敗的悲涼感,或被兄長與恩人家族步步緊逼卻無力抗爭的脆弱感並不比項羽的殺身成仁渺小,他們只是缺少與人民天然的聯繫,即使是山村匹夫一樣具有殺身成仁以紓國難的可能性,但生來具有殺父娶母的詛咒或貴公子的家族宿命,卻只可以被台下的人們欷虛歔。人們不會忘記自己僅僅是在千百年薪繼火傳的農耕文明中以安逸和土地為生的農人,正如一塊被開墾的處女地,盲目無序地播種都難以讓它生長出生命的養料,人們在規矩下的方圓製造著保守中的創新。退而求其次,「房要小,地要少,養個黃牛慢慢搞」(《白鹿原》)。樹為偶像的英雄們打破了高高在上的神壇,最終還要塵埃落定——他們要與凡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也要為活在宿命中的凡人們指明方向:腳踏實地,你我便同樣是人。只不過那種天降大任的宿命使你我不同。這便是堅韌的文化紐帶——人性化和人性化昇華後的命運感。

    就是這種「昇華的可能」讓悲劇英雄扎根在最廣大的民眾中,而不是戲劇課本和長卷浮世繪裡。

    閱盡史書我們可以不無自嘲地為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們總結出一個定律:中國的英雄們都是理想主義者,中國的聖人們都是現實主義者。聖人們永無力量掌握政權,掌握政權的英雄們永無力量拒絕聖人們的理論;於是歷史車輪便在理想主義的進化(不如說是淪喪)中緩緩進入「太平盛世」,直到人們現實到「利己」甚至「唯己」時,新理想和新偉人出現,帶來新的亂世。我們總愛把「時勢造英雄」掛在嘴邊作為否定英雄主義的托詞,殊不知正是英雄書寫了時代,或者英雄強烈的理想主義書寫了時代。

    從小老師便教育我們要「立大志向,做『大寫』人」,而還未衰老的我們現在還有幾個人在沿著理想化的道路前行?那些叫我們立志的老師又有幾個兒時便希冀日後教書育人的?現在我們的時代提倡做「平凡中見偉大」的英雄,事實上他們並非「英雄」,那些被設置在聚光燈下的人們可以被稱做「義士」、「能吏」、「孝子」……但他們只是體制中傑出的螺絲釘,英雄則是跳出體制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他們是舵手,流動著唯理想化的力量控制時代的方向,而只知蠅營狗苟的人們只是槳下的波紋,散了便散了,無人記起。倘若是堅定的理想接觸到了礁石,即使船毀人亡,依然不失得轟轟烈烈。例如切·格瓦拉、例如十二月黨人、例如暗殺教派……讓人無力自嘲的是,我們只能讓異國英雄演繹唯理想化的傳奇,因為在古老的中國,理想主義的悲劇英雄要麼背負「愚蠢」的稱號死不瞑目,要麼用成功洗淨了理想主義的塵埃,在大團圓的結局中等待聖人用「現實照進理想」,然後在歌頌中羽化成仙。

    有的人說他們已經不再富有悲劇色彩,事實上他們圓滿下的哀傷才剛剛開始。

    終結亂世,安寧下來的人民和英雄的助手們把功成名就的英雄扶上寶座,向他山呼萬歲,將自己的生命與前途交付於他,並竭力滿足他的一切慾望。此時的英雄已渾然不再是「人」,臣民們也不再允許他作一個「人」,他只有被無限權力包圍著,奢糜歲月消磨著,百廢待興的時代他只需要准奏蓋印,他還能做什麼?於是英雄們殺掉盡忠職守的助手,建宮殿,選美女,給庸碌的兒孫留下錦繡江山和一群奴才。然後他合上雙眼,向著歷史車輪的慣性宣告自己的皇圖霸業歸於塵土——並無英雄笑到最後,他們的悲劇都來源自人民中權威習慣性的服從。而這服從,也是三分真七分假。

    中國人在失敗的偉大人物中選擇了剛愎自用的武將和崇古的教育家扶上文武二聖的位置,並視之為神敬畏有加,可拜過關二爺的黑社會小弟照樣在危難時打大哥的黑槍;敬了孔夫子的讀書人意想廢了太學不讓別人讀書(見《資治通鑒》殷浩事)。不是關二爺的忠義和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出了問題,而是當悲劇英雄的悲劇被人們視為某種精神的象徵時,加以神化,這一象徵便因過於完美失去了悲劇的色彩,從而十全十美,從而索然無味,從而不過是整個民族的心理安慰。人們只知道英雄的偉大忘卻了他們的無奈,人性與理想,連磕頭聲的回音都是一片茫然,正如王小波所說:你知道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都是誰嗎?你知道他們受的都是什麼苦嗎?反之,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被頂禮膜拜嗎?你知道自己為什麼為他們的成敗扼腕歎息嗎?這是一個民族性格上的倒刺,指向了一個個時代隱形的傷口。

    電子時代的落地窗下,新人類彩色的瞳孔中,我們竟然已經找不到這種隱形的傷口。

    在一個大人們無法用美好的GDP數字為孩子們描述未來的時代;在一個年輕人否定英雄主義轉而用短信投票塑造自己理想中偶像的時代;在一個現實的重量從未如此況重以致於人們必須把理想化做最後一口氧氣維持生存的時代,人們已經愈發地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本身便已是一出哈姆萊特,當復仇之劍指向鏡中自己時,我們發覺自己已儼然是華麗悲劇中的主角。成功英雄的團圓和悲劇英雄的殘缺都已被忽略,忽略成老電影中指導員中槍後的遺言,還有選秀落敗後選手擠出來的淚水。英雄最終被完美地消費了,消費得淋漓殆盡如同七折甩賣的過時唇膏,可沒人知道它被塗在了哪個人的雙唇上,淋漓殆盡成了五千年凝聚的一滴血。

    與其如此,寧願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在敬畏的漩渦中打轉,寧願從未有過悲劇,亦從未有過英雄。

    我父親單位所在的辦公樓內有一間為政府機關服務的激光印刷廠,他們印製公文、稿信紙、宣傳廣告或者本地小文人自費出版的詩集和小說。我常常在週末去父親單位玩電腦時順便看一眼工人工作,那些身穿遍佈油污的藍工作服的人們沉默地在機器的轟鳴聲中搬運紙張、排版、油印、裁紙……然後用膠塑出書頁被整合好時的書脊,加以外套,準備外運。他們的完成品總是質量不佳的,因為劣質的玻璃膠總讓書籍在幾經翻閱後分崩離析。

    那麼,英雄們血與火的史詩假使缺少了堅強的書脊,分崩離析的將是這個民族的文明,還是凌強不欺弱的骨氣呢?無論人們何般漠視英雄和他們天命不濟的命運,它始終在某個角落和我們的血脈共存,畢竟在任何時代都有大大小小的悲劇以不同形式上演,畢竟任何時刻都有無助的人渴望一個竭力抗爭的英雄,用以鼓起生活的勇氣,畢竟任何時空都有群人曾經用陽光和鮮血書寫歷史背後的長詩,即使人們在心底焚燒讓我們深覺渺小的英雄們的畫像,再張狂地在空位擺上自己的照片——一頁書會認為自己代替了整部史詩,事實上它僅僅是一個組成,而我們連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是,自大的眼睛目睹史詩接近尾聲,伴隨著合卷時一聲輕響,悲劇英雄的神話不再,我們的人生隨之始終,懷著景仰,懷著景仰後的歎息和一個情結面前手舞足蹈的流連。

    然而,我們還是像胡嗎個那樣用方言唱一首歌吧,並且做一個流水線上的熟練工,把屬於英雄和我們自己的史詩裝訂成冊,為它塑造堅實的書脊和華麗的封面,最後關閉電閘,沉沉睡去。

    然後在這時代荒涼的夢裡做一個悲壯的英雄。

    赫德路一九二號

    文/付曉雨

    我遇見她,在一個夏日的午後。

    樹影婆挲,陽光被樹葉切割成無數條,斜斜的從屋簷傾瀉下來。

    照在她的臉上,眼眸是明媚的,嘴唇是飽滿的。還有那兩頰的紅暈,也流露著孩子般天真的色彩。

    她衝我微笑。一副淡淡的鵝黃色眼鏡架在她那張波瀾不驚的方正臉盤上。與這笑容融匯在一起。融化了夏日裡的我。思路變得像雨中遠處的風景一樣,不清晰。

    我看到她衝我招手。於是,我朝她走去。走過種滿小雛菊的庭院。來到她的門前。

    門牌上的字跡是清晰的。赫德路一九二號。常德公寓。

    你說,我遇見誰了呢。

    我成了出入常德公寓的常客。

    只不過每次應門,十有八九開門的不是她。那個夏天,我總是穿著象牙色的連衣裙,走起路來腳下像生出了一朵朵白蓮花。烏黑的長髮上夾著透亮的翡翠發卡,它就像一個在夏日裡不斷舞動的精靈,只是因為跳累了,才得以在我的髮髻上休憩。

    開門的女傭人已經上了年紀,但是很慈祥,聲音輕柔得讓我感覺躺在了一堆蓬鬆的棉花糖上,她喜歡一面摸著我的翡翠發卡一面微笑地望我,乾淨的聲音傳入我的耳朵:小姐還在樓上。

    於是我經常一個人悄悄走上二樓,她寫作的房間在那裡。

    我盡量放慢腳步,不去打擾到她。如果不小心讓她察覺了,她總會把臉從一堆手寫的書稿中抬起來,衝我淡淡地一笑,我總是在這個時候變得恍惚起來,不知為何,竟覺得這笑中藏著嗔怪。而至於她的眼睛,我多數時候是不敢直視的,她的眼睛大而明亮,純潔卻又讓你感覺深不可測如黑洞般神秘。她不多言語,對於我的到訪,常常僅是一處眼神的交流,一抹唇邊的微笑,就成了知道雙方存在的唯一訊號。

    偶爾累了,她便不會再寫下去,而是摘下那副帶著淡淡鵝黃色邊框的眼鏡,用米色鵝絨布輕輕裹好,放到桌上。向我招呼一聲,把我帶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不同於書房的大氣,這裡收拾的簡單隨意,但卻處處體現了她的用心。地上鋪著小塊的波斯地毯,茶几上的花瓶裡插的是剛剛被摘下,感覺還帶著新鮮露水的鳶尾花,幾份早上剛買回來的英語報刊被整齊的擺放在花瓶旁邊,這是她閒暇時最愛讀的,而她讀報的習慣和極強的英語能力,多半還是她一兩年前在香港上學時候養成的。牆上僅有的裝飾是一幅油畫,畫面是凌亂的,各種色彩彷彿在水的調和下亂了分寸,讓人分不清,看不明。我呆呆地望著那幅畫,猜想畫家究竟想表現什麼,像是一種掙扎,又像是一種吶喊。她看出了我的不解,微笑著告訴我:這幅畫的名字叫《易碎品》。是我在香港的一家小畫廊裡偶然發現的。你知道,我為它的色彩著迷,而它的名字,更是讓我毫不猶豫就買下了它。

    她說這些時沒有看我,目光一直追溯到遠方,太陽即將落下,餘輝籠罩著上海的每一個胡同,每一個弄堂。我靜靜地看著她,她的臉上此刻被蒙上了一層橘黃色的光暈,上海即將迎來最繁華的夜幕,而我卻不想看那層光圈在她身邊消失。因為只有這個時候,她的臉上才不會掩飾任何,任何本應不屬於她的迷茫和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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