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多次懇請蔣介石正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經下定決心實施鎮壓的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反而斥責張學良的立場。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向蔣介石哭諫，苦陳抗戰之必需，但遭到蔣的嚴詞訓斥。蔣介石不僅嚴厲拒絕張、楊的請求，進而調集嫡系部隊進駐陝甘，親臨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張、楊進攻紅軍，否則就將張、楊部隊調離拆散。甚至當西安民眾得知蔣在西安時向蔣遊行請願要求實施抗戰時，蔣命令張學良對愛國請願群眾用機槍掃射進行嚴酷鎮壓，使張學良深感不解和痛苦。為了保護群眾，張學良向群眾保證將用自己的行動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才勸阻了群眾繼續前進，避免了一場驚天血案的發生。這一事件，加劇了張、楊對蔣錯誤政策的不滿。張、楊見用盡任何辦法勸蔣都無效，不得已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並囚禁了隨蔣同行的諸多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昭示扣蔣的唯一目的是促進抗戰，並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如何處理事變的問題上，南京政府當局出現了強硬軍事解決與和平談判解決兩種截然對立的主張。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發生過程一無所知，事變完全是張楊的單獨行動。事變的發生給中共中央引起了強烈震動。中共中央對事變發生後國際國內的形勢進行了認真研究，出於團結抗戰民族救亡的大計，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變」同樣引起了國內國際輿論的廣泛密切的關注，大家強烈希望和平解決，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緊要關頭自相殘殺、自毀長城，因此形成了強大的和平解決的輿論壓力。
事變發生後，張、楊二人立即邀請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參加了談判。南京政府當局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並不想加害蔣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後，22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妻弟宋子文親赴西安商談。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並進行與南京方面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綜合壓力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抗戰才是必由之路，終於表示同意談判條件，「以人格擔保」口頭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終於準備轉向抗戰。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證後，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緩解緊張局勢，張學良決定立即釋放蔣介石，並不計個人安危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充分體現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事變完全是出於要求抗戰的公心，不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使一代少帥永陷囹圄。張學良被扣引起東北軍的混亂，在周恩來的艱苦工作下才得以穩定了局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南京政府當局終於逐步轉變了長期以來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對日妥協、退讓的懦弱行為，開始準備抗戰。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出於民族大義支持蔣介石國民黨一致抗戰，毅然決定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至上的偉大胸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中國得以集中精力準備全面抗戰。
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蔣介石說：「現在的局勢就像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波的小船，我們兩人中只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麼，要麼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麼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蔣介石的前面總是困難重重，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佔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蔣夫人更加反對採取軍事行動的主張。很明顯，現在有可能達成一個和平的解決辦法了。
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瞭解少帥，他飛往西安為蔣夫人的到來做一些安排。這個安排是很明智的。委員長夫人長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練圓滑，又有外交手腕。她這時的角色是調解人，很出色。在她本人的敘述中，對少帥的描述是「很疲倦，憂心忡忡，甚至有些慚愧」，楊虎城則「明顯的很緊張」。她友好地會見兩個人，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１９３６年聖誕節，蔣介石和他的夫人飛往洛陽，然後飛向南京，帶著一種犧牲精神，少帥一路相伴，作為他們人身安全的保證。張學良本人也確實沒料到要受監禁，他把他自願護送蔣介石到南京當作是對委員長繼續效忠的表示。
至於楊虎城，他也被關押起來，有意報復的蔣介石乘１９４９年共產黨行將佔領重慶之際殺害了他。現在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扣押蔣介石是楊虎城的主意，他勸說張學良袖手旁觀。在西安事變中負責的決不止一方。蔣介石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聲明——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從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給他的八項要求。當然，直到最後他也沒有在任何文件上簽字。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內容。他停止了其「鎮壓」或「消滅」共產黨的計劃，不再稱之為「共匪」。在西安事變這台令人驚奇的各種力量的三角戲中，只有少帥和他的迫隨者失去了一切。
溽暑匡廬盛會開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儘管這一番演說義正詞嚴，人們對比此前老蔣的嘴臉，還是作了譏諷。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就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
聽聞此言，文人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
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
哪有蛤蟆不夜鳴？
哪有先生不說話？
四句反問，信手拈來，類比生動，饒有風趣。據說後來《中央日報》登出這首詩，蔣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政治生活全系權謀
抗戰勝利日，蔣介石留在中國歷史上的記錄是：全身軍裝，配有特級上將軍銜和勳章的蔣興致勃勃地開車在重慶市中心一番巡遊，其間享受著街道兩旁「蔣委員長萬歲」的歡呼聲。這時的蔣介石風光無限，躊躇滿志。這一天，共產黨也並沒有提出「十一條意見」掃他的興。
不過蔣介石的躊躇滿志並不僅僅是抗戰勝利的原因，更多是出於對即將實現的「抗戰建國」偉大願望的憧憬。雖然當時正在進行重慶談判，但他並沒有放在心上。雖然共產黨沒有拒絕談判，但國民黨的文章依然照做：美國提供的數千架飛機正在幫國民黨把士兵運送到各個接收地區，已被蔣籠絡的日本將軍岡村寧次也在指揮日軍抵抗八路軍的就地接收。只等時機一到，國民黨軍隊就可以向抗日根據地大舉進攻，這似乎已是勝券在握。
蔣介石不忘「剿匪」是其逆潮流而動的表現，而歷史懲罰了他的行為，追究了他的責任。不過就抗戰表現而言，蔣介石還是有一定功績的。事實上，蔣在全面抗戰打響前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準備，諸多的戰前準備使蔣介石聲望日隆。西安事變時，周恩來主張不對蔣進行人身危害，是因為沒有人可頂替他的位置。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領導的國民黨軍隊開始在正面戰場抗擊日軍，儘管在戰略乃至戰術運用上均有紕漏，但一再損兵折將顯然也有武器落後、後勤不力、指揮低能等客觀因素。但從大歷史處看，問題就沒這麼簡單了。蔣曾發表過「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演講，認為抵禦外侮和復興民族真的執行起來，前者只是後者的一個階段。復興民族需要全盤改造，必須大規模去舊從新；抵禦外侮則是危機中的救亡圖存運動，只能在團結對外的號召下接受現實。總而言之，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架構體系，一般人民心智未開，所謂的高級人士則只會嘴上議論，並沒有實際貢獻。軍人受到地域觀念的束縛和將領人身關係的影響，離心力比向心力強，蔣只有通過哲學和道德等規勸其心理。太平洋戰事展開之前，國民黨軍隊已經在正面戰場苦苦支撐了四年零五個月，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蔣介石並不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他是一個很有野心的「開國之君」。拿「帝王基業」對他的誘惑與之相比，民族利益在他手裡只是一張牌。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求穩固權位，一再容忍日本對中國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如果日本軍閥不過於狂妄自大，他幾乎已經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犧牲了東北權益和蘇聯簽訂友好同盟條約；然當國共內戰失利以後，蔣介石竟然主動提出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但遭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拒絕。更讓人覺得遺憾的是，蔣介石這位自詡「民族救星」的中國最高統帥居然以放棄抗戰來要挾美國給予支援，無賴的本性遭到羅斯福羞辱，也讓中國人臉上無光。
蔣介石最終與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名號擦肩而過，根本原因在於他沒能體察並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和廣大人民的意願。最讓國人唾棄他的理由是，蔣介石為了反共，竟然與日本頭號戰犯岡村寧次合作，並判決這個最大的劊子手無罪。由此可以充分印證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的一句話：「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