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這個名字在中國歷史上等同於「漢奸」的代名詞，他投降日本，自稱曲線救國，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而論，汪精衛是最大的賣國賊，這幾乎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假如說汪精衛與周佛海、高宗勝們的議和還為蔣先生所認可的話，重光堂密約與近衛聲明後汪的出走，尤其是汪偽政府的建立，則已經戳穿了汪先生所謂「和而不降、降而不叛」的鬼話。但汪精衛和陳璧君卻稱蔣介石為最大的賣國賊，所指的應該是蔣對外蒙古權益的放棄而不是指蔣的對日問題。
而汪精衛優柔寡斷，變化無常，正如周佛海所說：「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覆，且易於衝動。」這種性格的表現，正是無原則的政客心態。
從汪精衛一生的所作所為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他善用筆而不善用槍。孫中山就非常看重汪精衛的文采，對汪精衛十分器重，事實上，當時的汪精衛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重要文件全部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在審閱後總是十分滿意，極少改動，這使汪精衛在同盟會有很高的聲望。
汪精衛名字裡的「精衛」二字是在同盟會辦的《民報》上發表的文章時用的筆名。他撰寫的《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系列文章，全都是當時流傳甚廣的政論文經典著作。這些著作使他聲名鵲起。一個原本是愛國者的人後來成為漢奸，似乎不可思議。從歷史上看早期的汪精衛，很像一個思想解放、追求民主、推進共和的熱血青年。他的最終蛻變，好似歷史人物中最大的一個玩笑，一個根本笑不起來的玩笑。
汪精衛平時的生活作風非常嚴謹，其晚賣國投敵，背上漢奸的罪名，汪逆叛黨禍國，腆顏事敵，罪大惡極，浮於秦檜。偽組織之下群丑，沐猴而冠，認賊作父，喪盡天良，辱盡華裔。蓋棺定論——汪精衛是漢奸，而且是個大漢奸！
「罕見之才」
在中國民族的命運史上，有兩種人被記入了史冊，他們截然不同，一種英勇抗戰、不怕犧牲，他們被記入了「正冊」，千古留芳；另一種是認賊作父、助紂為虐，他們被記入了「另冊」，遺臭萬年。前者我們敬之為英雄，而後者我們斥之為漢奸。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南宋時的秦檜害死了抗金將領岳飛，被後人鑄成鐵像，永遠跪在杭州岳飛墳前，世代被人唾罵。從宋朝以後，中國人確實很少有以「檜」字命名的，這是對漢奸的明確態度。汪精衛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漢奸，也應該是這個下場。雖說他早年反清有功，但因為走了那不該走的一步，60多年來，中國人也極為厭惡這個名字。一朝當漢奸，萬世難翻身，後代也蒙羞，這是當漢奸所付出的必然代價。
抗戰勝利後，頭號漢奸汪精衛的墳墓被炸掉了，其妻子陳壁君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裡度完餘生，陳公博、周佛海等漢奸被處以極刑或重刑。這是必然的嚴懲，否則，怎能以儆傚尤？怎能平息民憤？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叛變革命，寧漢合流。當蔣介石反革命氣焰甚囂塵上之時，投降與叛變的事件接踵而來。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湖南許克祥叛變。這些事變使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集團更加明目張膽地進行反共活動。汪精衛解除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在國民政府中的顧問一職。同日，江西發生軍閥朱培德叛變。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達成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等協議。此時，兩湖及江西的工農運動已遭嚴重摧殘，陳獨秀卻仍堅持機會主義立場，對蔣介石、汪精衛繼續採取姑息遷就的態度。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退出政府，並發表對政局的宣言，斥責國民黨的反共罪行，表示要「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
早年孫中山十分器重汪精衛，汪精衛作為孫中山同盟會的堅定追隨者，有救國之才。在國民黨內，對日不抵抗的首先是蔣介石，而汪精衛則是對日主戰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而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1935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傑作。蔣介石能夠抗戰到底，而汪精衛卻走上「親日」的漢奸道路，和汪自己對於抗戰勝利沒有決心和文人的悲觀思想有很大關係。
1905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清王朝。1908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成員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1908年冬，梁啟超特別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名取利，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一時間掀起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一些人批評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的領導作風，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擁護孫中山的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為拯救陷入失敗邊緣的同盟會，汪無疑起到了樹立革命信心的作用。
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可見汪精衛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成敗與否，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革命黨信心。
謀刺攝政王是一個掉腦袋的大案，在當時可能株連九族，滿門抄斬，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載灃本擬處死汪、黃。當肅親王看到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加之同盟會員程家檉正在肅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師，他對善耆說：「國家如殺汪、黃，則此後黨禍日夕相尋，非朝廷之福。」
當時清廷已經宣佈預備立憲，以行刺未遂審理汪精衛一案，審理時，汪精衛慷慨陳詞，招認不諱，說明「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的革命動機，他殺身成仁的作風使在場人士十分感動，最終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覆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且汪不吸煙，不飲酒，不近女色，不貪財，不戀權，不拉攏權貴，由於孫中山去世前並沒有指定接班人，而汪事實上是因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被推舉上了主席的位置，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金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
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而這種做法顯然不適合生存於當時中國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悲劇的原因吧。
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公佈《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汪精衛集團的叛變，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失敗。
1938年7月，眼見蔣介石的抗日態度日益堅定，日本決定撇開蔣，誘降汪精衛。主和派的汪精衛與日本人一拍即合，很快勾結在一起。10月，汪精衛發表談話，準備接受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11月中旬，雙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簽訂密約，並擬定汪精衛從重慶出逃。
12月19日，汪精衛率陳璧君、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等十餘人乘飛機逃離昆明，飛抵越南河內。日本政府得知汪精衛出逃後，提出了所謂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12月29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希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與日和談。電文內容如下：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４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７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