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在將官們中間引起強烈反響，席間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主持人則嚇得不知所措，連感謝的話也不敢多說，就趕緊把馬寅初送走了。
蔣介石知道馬寅初在他的心腹學校點火，非常生氣。1940年秋，蔣介石「召見」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著對他進行利誘，請他當財政部長，又遭拒。蔣介石便於1940年12月6日派憲兵闖入學校，將他逮捕。隨後中央通訊社發出了「立法委員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戰區經濟狀況，業已首途」的假新聞。實際上他卻被幽禁在貴州息烽軍統集中營的山溝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蔣介石差點死於一次精心策劃的謀殺。謀殺的策劃者既非日本特工也非汪偽漢奸，更不是地方軍閥，而是被其視為主子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
究競是什麼原因促使羅斯福要殺掉蔣介石這位「盟友」呢？
首先，在戰略方針上美蔣存在根本分歧。二戰爆發後，美國從全球戰略考慮，決定聯合英國，首先對德作戰，對日採取守勢，實行「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目標是通過向中國提供貸款和武器，使中國繼續抗日，為美國贏得對日決戰的準備時間。羅斯福指出：「維持中國的抗日具有美國國防第一線的作用。」在中國抗戰時期，美國向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政府提供了10多億美元的貸款和大批物資，並泥大批美軍顧問來華幫助中國抗戰。
與羅斯福的願望相反，蔣介石的戰賂方針是「運用英美之力解決對日問題。」他接受美援的目的不是替別人作戰，而是保存甚至壯大自身實力，為消滅其最終敵人——中國共產黨服務。蔣介石認為「日寇為癬疹之疾，乃心腹之思」，「只有消滅中共，才能完成我們的任務。」蔣介石深知：若同日軍拼光了本錢，戰後且不說消滅共產黨，就連任何一個地方軍閥也不會擁戴自己。因而他在抗戰中的基本方針是保存實力，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致使大片國土淪喪，人民流離失所。
戰略方針的根本分歧必然導致軍事指揮上的分歧。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繼英美之後對德意日法西斯宣戰，但是蔣介石期望由美國出兵幫助自己打敗日本，而不願將嫡系部隊開赴抗日前線。而中國戰場的潰敗有損美國遠東利益，於是在1942年初史迪威來華任蔣介石的參謀長時，羅斯福致函蔣介石要求把軍隊指揮權交予史迪威，以圖改變中國戰場局勢，但是遭到蔣介石的拒絕，而且由於蔣介石從中作梗，使史迪威的命令無人理睬。1943年10月史迪威計劃宰中國駐印軍反攻緬甸，蔣介石卻拒絕招美式裝備的30個嫡系師從滇西入緬配合作戰，羅斯福改組中國軍隊的建議蔣介石也不加理睬……羅斯福對蔣介石在軍事方面的不合作態度極其不滿。
其次，在反共方面美蔣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由於自身利益不同，因而在權衡抗日和反共的輕重緩急上存在矛盾。蔣介石扭心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於是不斷製造反共摩擦，而羅斯福認為只有保持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方能一致對日作戰，從而保證「先歐後亞」戰略方針的實現，因此對蔣介石製造的諸如「皖南事變」等危及抗日大局的反共行為不但不予支持，而且相當不滿。
再加一亡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四大家族的橫徵暴斂，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致使人民生活日趨貧困，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這使羅斯福等美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對蔣介石政權未免失望。
從美國的自身利益出發，羅斯福打算除掉蔣介石。1943年12月史迪威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對史迪威說，「你如果無法與蔣相處，又無法換掉他，那就一勞永逸地把他幹掉算了。」並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態度的新的政治領袖。」史迪威令其副手多思將軍執行羅斯福的這項口頭指令。多思擬利用蔣介石將於1944年3月訪問印度之機實施謀殺，具體方案是：當蔣介石的座機飛越兩萬英尺的喜馬拉雅山時，飛機發動機突然發生故障，機上所有乘客不得不棄機跳傘，而所有降落傘都是失靈的。這樣在1944年3月某日，世界各國報紙都將刊載「蔣介石死於空難」的消息。
不料，1944年3月初日軍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豫湘桂戰場告急，蔣介石臨時取消訪印，謀殺計劃流產。可以說是日本侵略者救了蔣介石一命。
之所以以後再沒有類似謀殺計劃，是因為當時德國法西斯已末日可數，而美軍於1944年2月底攻佔馬裡亞納群島後，太平洋戰局為之改觀，日本法西斯失敗只是時間問題，美國也就開始考慮戰後稱霸世界戰略。羅斯福作為資產階級政治家，想使中國成為亞洲抗衡共產主義的堡壘，而總統特使赫爾利於1944年秋季的中國之行後，極力使羅斯福相信蔣介石是使「中國團結一致的唯一人物」，把蔣介石視為美國利益的最佳代理人而加以支持，當然不會再有謀殺蔣介石的計劃，這是由美國的自身利益決定的。
有趣的是，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羅斯福謀殺蔣介石的口頭指令的具體執行人多思將軍擔任了美國駐台灣的軍事顧問，與蔣介石竟然共事十餘載直到多思奉調回美後，才在其回憶錄《和史迪威從緬甸出走》一書中披露了這一秘密。
四家的天下
四大家族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上世紀20年代，由中共當時的領導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毛澤東有些相像，他們都是出色的文人，很會利用筆桿子，他提出了官僚資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明確提出幾大家族控制當時的官僚資本。所謂官僚資本通俗來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把一些國有企業非法占為已有，也就說利用權力控制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實體。
當時流傳著「蔣家天下陳家黨，宋氏姐妹孔家財」的說法。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民國時期赫赫有名的家族，它們對民國的歷史和國民黨的命運曾有著重大影響。有人把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分別列出，其中最會玩、爭權、專政、護權、傳權的政教家族當屬蔣氏家族；最會錢權結合、橫跨政經界的顯赫家族當屬宋氏家族；最會玩錢、最會抓錢、最奢侈的豪門家族當屬孔氏家族；最會做人、最會拉幫結黨的衰敗家族當屬陳氏家族。
舊中國以蔣介石為首的，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陳立夫四大家族是封建買辦統治集團，是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利用反動政權，掠奪人民財富，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迅速形成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成為蔣介石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沒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組成部分。
抗戰開始以後，四大家族利用戰爭時期的新情況，極力加強官僚資本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壟斷地位，大發國難財，使官僚資本迅速膨脹。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和壟斷地位的加強。是依靠政治特權和經濟掠奪來實現的。它掠奪的對象不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實際說起來孔家卻是參與政治最少的一個家族。陳氏兄弟長時間控制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和國民黨的黨產，因而勢力強大。宋子文作為國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強周旋近二十年。
蔣家自然不必說了。而孔祥熙從政也不過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南京政府每月赤字。當時財政部由宋子文負責，由於「九一八」和「長城會戰」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國庫就有6000萬元的新虧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轉這個局面，希望辭職。孔祥熙上台以後採取了一系列大膽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穩定了國家的金融秩序，還把財政收入轉為盈餘。可以說，孔祥熙擔任中國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間正是中國經濟幾十年來最為困難的二個時間。同時和列強關於歷史外債問題達成了共識，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幣體系——這也是保證八年抗戰勝利極為重要的一個決策，影響深遠。
西安事變戲中戲：救蔣、滅蔣與逼蔣
「西安事變」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錯綜複雜關係的演變，各種政治力量、各種人物的較量——有的人獲得了勝利，有的人遭到了失敗，有的人成為英雄，有的人成為小丑，他們之間進行的只是良心和慾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變以後，受到影響最大的人是張學良，一紙《塘沽協定》使張學良的軍隊失去了自己的地盤。張學良周遊歐洲回國後就被蔣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被遷移至西北，執行剿滅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盤後，不再採取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轉而成為堅決的抗日者。他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滿，強烈要求蔣介石停止圍剿共產黨，提出聯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絕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憑借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逼蔣改變政策聯共抗日。
當時的國內人士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並不認同張學良武力逼迫國家元首的作法。各路軍閥和實權者紛紛表示支持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大部分替蔣介石說話。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開始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這使張學良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蔣介石開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才勉強口頭答應：「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蔣介石沒有簽署任何文書。
蔣介石返回南京，像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政府官員、各路軍閥以及市民們的盛大歡迎。之後，蔣介石稱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因而遞出了辭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軍事法庭則以反亂罪的名義對張學良判刑十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處理，此後張一直被蔣介石軟禁，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也在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隊改編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變」之前。日本侵略軍駐華北部隊傾巢出動，進行以北平為進攻目標的軍事演習。國人再次呼籲：「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南京國民黨總統府的官員，正在為慶祝蔣介石的50大壽忙碌著。他們要動員全國人民捐款獻飛機，美其名曰：「祝壽抗日」。
然而，蔣介石最關心的並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滅中共及其紅軍。「攘外必先安內」，是他不容動搖的既定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