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外國遊客都會注意到，鄭重而慇勤的禮貌是日本人的一個顯著特徵。如果禮貌只是為了防止破壞良好的風度，那就不過是瑣碎的美德，但是，它是對他人情感懷有同情的尊重的外在表現。它同樣也意味著對正當事物的一定尊重，因此也就意味著對一定的社會地位相應的尊重；因為社會地位所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什麼財勢的特徵，而是其真正價值原本就具有的特徵。
禮的最高形式，接近於仁愛。我們可以虔誠地說，禮是「寬容和慈悲；禮不忌妒，禮不誇耀，不驕；不行非禮，不求己利，不憤，不念人惡。」因此，迪安教授在論及人性的六大要素時，把禮推崇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認為它是社會交往中最成熟的果實，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儘管我這樣推崇禮，但是我還遠不會把它放在美德的首要位置上。如果我們對禮進行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它與更高等級中的其它美德聯繫在一起；有什麼美德是能夠獨立存在的嗎？當——或者說因為——禮被推崇為武士的特殊美德時，它就被提高到了一個超過它本身價值的高度，由此也就出現了它的冒牌貨。孔子自己也反覆說過，正如聲音並非音樂，虛禮也不是禮。
當禮被提高到社會交往必不可少的條件時，人們為了教導青少年正確的社會行為，結果制定出了一套細緻的禮節體系也是理所當然。與人打招呼時應如何鞠躬，應如何走路和端坐，這些都是要不厭其煩地教導和學習的。而餐桌禮儀後來竟發展成了一門科學。倒茶飲茶也被提升為一種儀式。當然，一個有教養的人理所當然地知道這些禮儀。維布倫先生在他的那本有趣的書中說得非常好，他說，禮貌「是休閒階級生活的一個產物和象徵。」
我聽說過歐洲人對我們國家這種細緻的禮節法則帶有輕蔑的批評。他們批評說，這種繁瑣的禮節過多地佔有了我們的思想，如果嚴格地去遵守這些禮節，那麼就實在太可笑了。我承認，在禮儀中可能有一些是不必要的細枝末節，但是，這與西方不斷追求變化與時髦相比，哪個更可笑呢？這在我心裡還不怎麼清楚。即使是時髦，我也不認為這只是空虛怪異的表現；相反，我認為這些是人類心靈對美的無止境的探尋追求。而且，我並不覺得細緻的禮儀是完全瑣碎的事情；因為它所指的是對達到一定目標的最適當的方法進行長期觀察的結果。只要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那就一定存在做這一事情的最好方法，所謂最好的方法，就是說既是最為經濟的又是非常優雅的。斯賓塞先生為優雅下的定義就是：最經濟的行為方式。茶道就規定了一定的程序：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等。對於一個初學者而言，這些確實是沉悶乏味的程序。但他很快就會發現，這一嚴格規定的程序確實是最為節省時間和勞動的方法；換句話說，就是對精力最為經濟的運用——因此，根據斯賓塞的定義，這是最優雅的方式。
社交禮儀的精神意義——或者，借用「服飾哲學」的話來說，禮儀不過是精神法則的外在裝飾而已——對我們來說遠比其外在表現意義重大。我會以斯賓塞先生為榜樣，在我們的儀式制度中追尋產生它們的起源和道德動機；但這不是我在這本書中所要做的工作。我想要強調的是，對禮儀的嚴格遵守中的道德訓練。
我說過，禮節被闡釋為最細緻的儀式，以至於不同的學派形成並擁護不同的體系。但它們在最本質的地方還是統一的，用最為著名的禮法學派小笠源流宗家的話來說，就是「禮道之要，在於練心，以禮端坐，雖凶人以劍相向，亦不敢害。」換句話說，它意味著通過不斷的正確行為練習，一個人使得他的身體和能力的所有部分與其自身和自然處於和諧之中，以此表現精神對肉體的支配。這樣法語ｂｉｅｎｓeａｎｃｅ就包括了一個嶄新並深刻的意義。
如果優雅是精力的節省這一定義是正確的，那麼它就會得到這樣一個邏輯結果：不斷地實踐優雅行為必定會使精力得到儲存。因此，良好的行為意味著力量的休眠。當蠻族高盧人洗劫羅馬的時候，他們闖入元老院，竟然去扯那些值得尊敬的元老們的鬍鬚，作為元老而言他們缺乏足夠的尊嚴和力量，我們認為這些年老的紳士因此要受到責備。通過禮節真的能夠達到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嗎？為什麼不能呢？條條大道通羅馬！
關於如何使最簡單的事情成為一種藝術、進而成為精神文化，我可以以茶道（Ｃｈａ－ｎｏ－ｙｕ）為例。飲茶竟然是一門藝術！為什麼不可以呢？在沙灘上畫畫的孩童，或者在岩石上雕刻的野蠻人，就是拉斐爾或米開朗琪羅的萌芽。這種始於印度隱者的冥思，難道不是更有資格發展為宗教和道德的婢女嗎？心靈平靜，性情恬靜，行為沉著冷靜，這是茶道的第一要素，毫無疑問也是正確思考和正當情感的首要條件。隔斷了嘈雜人群的形象和聲音的清靜斗室，本身就能夠誘人脫離俗世。那清靜的斗室不會像西方擺滿繪畫和古董的客廳那樣吸引我們的注意；斗室的掛軸之所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是因為它那優雅的構圖，而非其色彩的明艷。趣味的至高凝煉是所要追求的目標；而一切虛飾的東西都被當作宗教恐怖而排斥。它是一個冥思的隱者在戰爭和關於戰爭的謠傳不斷出現的時代創造的這一事實，可以很好地表明，這一制度決不只是一種消遣。在進入茶室之前，所有參加茶道的人都要把隨身攜帶的東西放開，包括他們的刀、戰場上的殺氣或對政府事務的關心，由此在那裡找到和平和友誼。
茶道不僅僅是一種禮儀——它是一門精緻的藝術；它是有著清晰韻律的詩：它是靈魂修習的實踐方式。它的最高價值在於它最後的階段。茶道的修習者專心於其它階段的也不少，但這還不足以說明茶道的本質不是精神性質的。
即使禮儀只能夠使行為優雅，那也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它的功能還遠不止於此。因為禮源自仁愛謙遜的動機，受到他人溫柔感情的觸動，由此它永遠是對同情的一種優雅表達。它的條件就是，與他人同哭同樂。這些教誨要求，當化入日常生活細節時，就表現在幾乎不被注意的瑣碎行為中，即使是被注意到了，也會像在此居住了二十年的女傳教士說的那樣，「十分好笑」。在一個烈日炎炎的中午，四下都無所遮蓋；這時一個日本人走過；你向他打招呼，那麼他會立即脫下草帽——當然，這是非常自然的，但「十分可笑」的是，在你與他談話的全部時間裡，他都會把陽傘放在一邊，和你一樣站在太陽底下。多愚蠢啊！——是的，確實如此，如果他的動機不是這樣的話：「你在太陽底下；我同情你；如果我的陽傘足夠大，或者我們是熟人的話就讓你進來一起；要是我不能給你遮擋太陽，那我就會分擔你的痛苦。」像這樣的、甚至更為不可思議的行為，不僅僅是姿態或者習慣。它們是善解人意的「體現」。
我們國家的禮法中還有另一個「十分可笑」的習俗；但是許多研究日本的膚淺作家只是簡單地把這種習俗看成是日本人把事物顛倒過來看的習性。每一個碰到過這種習俗的人都承認，要在這種場合作出正確回答，會覺得尷尬。在美國，當你贈送別人禮物時，你會向接收者誇讚這個禮物；在日本，我們會貶低或詆毀這個禮物。你心裡的觀念是，「這是一個好禮物，如果不好的話我就不敢送給你；因為送一個不好的東西給你是對你的侮辱。」與此相反，我們的邏輯是：「你是一個好人，沒有什麼禮物能夠配得上你。無論把什麼東西送給你，除非是表示我的心意，否則你是不會接受的。因此之所以接受這一禮物，並非是因為它本身的價值，而是因為它的象徵。如果說最好的禮物可以配得上你，那麼這也是一種侮辱。」把這兩個觀念放在一起，我們就會發現，它們的終極想法是一樣的。沒有哪一個是「十分可笑的」。美國人說的是禮物本身；日本人說的是之所以送禮物的精神。由於我們國家的禮節感就體現在一切最為瑣細的行為中，如果其中最不重要的東西拿出來支撐一個類型，並由此對其原則本身作出判斷，那麼我覺得這是不當的推理。吃飯和遵守吃飯的禮儀，哪一個更重要呢？有一位中國賢哲說，「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於玉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與之謂哉！」即使把方寸之木置於殿堂之頂，也沒有誰會說方寸之木比殿堂要高啊。對於這樣一個問題，「說真話還是講禮節，哪一個更重要？」日本人與美國人的回答正好相反——但是在我論及誠實和真誠之前，我是不會對此發表任何看法的。